社会的结构及其变化

研究社会的老前辈们通常会犯两个错误，其一是把群体当做一个entity并且人格化。其二是脱离时间线对一个历史片段或截面进行分析，这样就很容易弄错逻辑关系，比如把伴生关系当做因果关系，或者把“已经改善了”的问题当成是这个社会的过错。鲍德里亚、贝尔，和本书的芒福德都犯了这样的错误。鲍德里亚对现代社会的富裕和消费主义有一种敌视的态度，但显然芒福德就比鲍德里亚看到的更多，他不仅看到了堕落和罪恶，还看到了进步。 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大约有一万多年了。在此之前，人类在男狩猎女采集的社会中或许度过了200多万年。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智力都停留在一个很低的水平。百万年是一个足够长的时限，我猜想在其中，大脑确实在进化，也就是说人的intelligence确实在提高。260万年前（对应Homo Habilis）的Oldowan石器制造业开始制作多种石器工具，但是这些工具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加工。即使是简单加工，也使得早期人类能够幸存下来，甚至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即使是如虎狼之猛兽。可见，智商碾压威力是多么大。然后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些现在看来粗糙的石器一直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工业技术一直没有进步，直到170万年（对应Homo Erectus），突然石器制作进入新纪元，开始出现审美元素，代表是雨滴型石斧头出现，被称为Acheulean石器工业。因此被怀疑，在这个时间段，语言或者是开始出现，或者是开始达到一定的程度。我觉得可以抛弃所谓语言因为喉咙的某种突变突然出现的理论，我猜想语言应该也是缓慢进化出来的，是跟跟随智力缓慢发展的一种伴生物。 但是，人和人之间，智力也有差异。我是说，所有智人的智商都超过了其他动物，以至于虽然人身手再矫健都干不过狼熊虎豹，但是仅仅凭借机智，也能干翻这些猛兽。就像我国现在的活体取熊胆汁的那些企业人士。你让他们和熊一对一甚至多对一，恐怕也要被熊吓破胆。然而，新闻报道上却说，这些熊每次看到这些没有利齿没有力量的两腿直立的人都会吓破熊胆。这种智商碾压的效力，不仅发生在人类和他的动物（不是）朋友之间，也发生在智人之间。我印象里是我们的直系祖先，智智人，直接或间接干掉了智人直立人、智人尼安德特人，独霸天下。值得一提的是，尼安德特人平均身高1米8，肌肉发达就像为了拍动作戏健身完成的好莱坞男演员，大概就是智商差了点，语言能力也差一些。 从2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从非洲萨瓦纳大草原一路出发，一路去了欧洲、亚洲、澳大利亚和美洲，灭掉了自己的同类，然后血缘上最亲近的亲戚就成了黑猩猩。不过，按照我们行事的风格，在我们文明发展的道路上，也从来不惧且不犹豫灭掉谁。别说灭掉黑猩猩，希特勒还差一点灭掉犹太人。这种感觉就像，拆那人要灭掉戒盆人，北可瑞恩人要灭掉阿美莉卡人，或者满族人灭掉蒙古人，汉族人灭掉高山族人，听起来是不是没什么问题？ 直到一万年前转入农业社会之前，人类一直以小规模的打猎采集群体社会存在。至少在这个时候，这些一万年前的人，跟我们的智商已经差不多。很可能在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的时候，智商已经跟现在的我们的智商一样了。这些人智商高的一个证据是，根据钻石教授的说法，许多打猎采集部落虽然注意到有些人群开始定居搞农业，而且注意到了这些农业文明的发展，但是他们自己还是坚持过游荡的生活，而不愿意效仿这些农业社会。正如现在许多人一再提及的那样，农业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即农民，过得是一种猪狗不如的生活，肚子都吃不饱，还要死干活干，因为他们被控制了。在打猎采集社会内，不仅是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谁都不统治谁，而且还过得是一种悠闲的生活，每天工作很少的时间就能吃饱肚子。 然而，自然界是一个丛林，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尽管出于小时候被霸凌的心理阴影，霍布斯过于夸大了其阴暗面，但是称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并没有错。农业社会虽然以让早期的祭司和后来的王侯将相，作为人，奴役自己的同类，另一部分人，但是却组成了一个Kevin kelly所谓的superorganism，有效地吸取资源、集结战斗力，并且发展出高级文明。那些停留在打猎采集社会的兄弟，最惨的不是被灭掉，而是资源被这些巨大的有机体吞噬掉，Csilla Dallos在她的From Equality to Inequality记录了一个东南亚的例子。尼安德特人很可能就是因此灭亡的，而不是被我们的祖先吃掉了。 很多人缅怀原始社会的悠闲和平等，谴责现代社会的腐化和堕落。我猜想这么想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喜欢哗众取宠而又思考力有限的一类人，一类人是在自己的成长中经历了生活的剧变而又思考力有限的一类人。就如那种若隐若现的城市人对乡村生活的浪漫向往，活得有点无聊的人对远方的向往，还有活得不怎么让人注意的人对装逼犯的向往一样。 人类，经过百万年的发展，终于发展出现代人的样子。然后，经过十几万年的时间的游荡，最终建立了农业文明。然后，又经过1万年的发展，到19世纪，通过工业革命进入新纪元，机器时代来临。200年之后，人类文明再次飞跃，人类进入信息时代。这种不以线性发展的现象，也被比尔布莱森说： “请你想像一下，把地球的45亿年历史压缩成普通的一天。那么，生命的起始很早，出现第一批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大约是在上午4点，但在此后的16 个小时里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直到晚上差不多8点30分，这一天已经过去六分之五的时候，地球才向宇宙拿出点成绩，但也不过是一层静不下来的微生物。然后，终于出现了一批海生植物。20分钟以后，又出现了第一批水母以及雷金纳德·斯普里格最先在澳大利亚看到的那个神秘的埃迪亚卡拉动物群。晚上9点4分，三叶虫登场了，几乎紧接着出场的是布乐吉斯页岩那些形状美观的动物。快到10点钟的时候，植物开始出现在大地上。过不多久，在这一天还剩下不足两个小时的时候，第一批陆生动物接着出现了。由于10分钟左右的好天气，到了10点24分，地球上已经覆盖着石炭纪的大森林，它们的残留物变成了我们的煤。第一批有翼的昆虫亮了相。晚上11点刚过，恐龙迈着缓慢的脚步登上了舞台，支配世界达三刻钟左右。午夜前20分钟，它们消失了，哺乳动物的时代开始了。人类在午夜前 1分17秒出现。按照这个比例，我们全部有记录的历史不过几秒钟长，一个人的一生仅仅是刹那工夫。” 回过头来看人类的文明，可以发现人类智力的成果，同样也是一种倒金字塔的特征。这种结果来自，如摩根在《古代社会》中所说，从零基础出发，道路总是很难走。但是，基础越是好，资源越是丰富，越是容易出成果。许多人类学家在研究原始人的时候，包括涂尔干、布留尔、弗雷泽和斯特劳斯，对原始人的智力都有瞧不起之意，特别是因为这些原始人都很迷信，并且相信巫术。但是，埃文斯（如果我没有记错）却很敏锐而深刻地提到，这些原始人处于人类文明的开端，属于从无到有的阶段，没有任何经验和知识可以借鉴，因此难免会犯很多错误。多么睿智，多么通情达理，比那些把原始人看成智力只有人类儿童的水平、就像智障一样的学者简直强太多了。 我们今天的文明，是一种知识的积累。这里面包含了数种意义。其一，单个的智力有限。无论怎样聪明的个体，无论是存储能力，还是思考力，还是创造力，都是有限的。世界上智商最高的人（有争议）Marilyn von Savant，有几个人听说过她有何成就？她很聪明，并且凭借著名的一个数学问题Monty Hall problem证明她比一些数学教授和博士更加聪明。然而，在为学术做出贡献的名单中却没有她的一席之地。还有一些人有着各种神奇的能力，比如一些人存在照相术记忆（不管是否有savant syndrome），能够不凭借任何记忆术过目不忘，十几分钟就能分毫不差记住一整本书。但是这些人却无法进行抽象概括。也就是说，大脑长成了电脑硬盘。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的一生，只能了解有限的知识，进行有限的思考。人类历史，从古希腊的智者、印度和中国的孔子们开始，一直到今天，又有哪个圣贤的理论一直坚挺不倒的？德谟克利特当时提出原子说，从当时的学术程度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简直是神一般的男人。但是今天随便找一个初中小孩，都比他知道得更多。其二，人类知识的积累，靠的是单个智能世代接力。人类的文明史，就是知识从谬误到真理的历史。在最初的时候，人类是靠法术来应对自然，显然在今天看起来很傻，比如原始人求雨，有的跪在水池边往里扔石头，有的坐在水盆里四处洒水并模仿雷电的声音。几百年前人们求雨要么去教堂求上帝，要么抬着菩萨的塑像游街，今天我们看到了也肯定笑死。但是人类就是这么一路过来的。历史上的牛人也没有单独创造出一门全部学问的。神人如牛顿，刚过20岁就写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然后一点都不热心发表。这样一个让天文学家哈雷觉得自己在他面前就如同一个白痴一般笨拙的一个神一样的男子，不仅其理论如经典力学后来被不断的动摇或说补充，甚至他自己也说，自己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人的智力在时间线上，构成一种接力的状态。这种接力的状态在《万物简史》中写得很明白。其三，人类知识的进步，靠的只是少数精英的贡献。回过头来看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少数牛人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编织知识之网的历史。广大群众基本上是一种搭便车的行为，他们还时不时的干掉一些知识的拓荒者，比如希腊人毒死了苏格拉底，古埃及人残忍杀害了希帕提娅。当然，世俗政权和宗教政权这些出于愚蠢或利益而出现的人类权力机构，对人类的知识精英也同样不友好。秦始皇焚书坑儒，希特勒也这么干。基督教杀害了许多科学家，哈利发也火烧亚历山大图书馆，他说，要么图书馆的书和古兰经一致，就无需保留，大家读古兰经可以了。要是不一致，就是异端邪说，就该烧毁。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恶，其一是无知导致的愚蠢；其二是自私自利导致的耍流氓。假如一个小粉红，由于被洗了脑，要搞东京大屠杀，这就是无知导致的愚蠢。假如一个人进了赵家而享受到了甜头，进而维护赵家，就是自私自利导致的耍流氓。其四，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形成不同的智力形态。存在一些基本没有受到知识熏陶的人，比如穷人和working class。他们只是因为生长在现代环境中，智力对现代环境产生了一种适应。比如一个生产线上的工人，他虽然在劳动，比如制作手机零件，但是他并不具有关于做手机的知识。这些人和原始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环境不同。但是，另外一些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专家和学者，这些人是知识的最大受益者。比方说，安妮特提到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智力干预和指导，涉及Bourdieu的cultural capital，我以为不仅包括社交资源、才艺储备，还包括人格培养、思想指引。现在新一代的父母都知道送孩子上各种学习班，但他们是否知道，父母的性格、素质和能力也在默默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虎父无犬子，老鼠儿子会打洞的原因。其五，大部分个体或群体的观点，都是有限的。比如芒福德提到，机器时代兴起的时候，也涌现了反对浪潮，一种是提倡返回自然，一种是提倡返回从前。现代看起来这些提倡都有些好笑，尽管这些说法都存在一定的意义。芒福德自己对现代科技的批评，比如批评即时交流削弱了深思熟虑和深刻思想，造成狭隘和琐碎（P213），留声机的发明导致人们放弃了自己弹奏（P214）。现代媒体发到导致人们自恋、爱表现，不再自我反省、检查（P216），也显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小时候，经常读到一句话说人是万物之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当然，跟别的动物比起来，我们确实像是另一个维度来的生物。所以我们对自然界的动物或植物都是降维打击。钻石教授说，渡渡鸟为什么会灭绝？因为渡渡鸟本来偏居世界一隅，在毛里求斯岛上安静地生活着。这种鸟胖乎乎，也不会飞。当然，也没必要飞，天天除了吃饭就是晒太阳，何必苦练飞行？就像澳大利亚岛上在人类渡过去之前，有一种体重上吨的傻鸟，还有北美地区一些又蠢又萌的巨兽。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见了人不会害怕，像在一个治安好没有小偷的社会里，房子可以夜不闭户不用害怕一样。当然，人类的出现，导致所有这些生物都灭绝了，简单地说就是被原始人类猎杀光了。现在我们只能通过它们骨骼的化石，来想象一下它们曾经的存在。跟其他这些动物和植物的存在比起来，人类的这种存在还真是了不起。 但是人类还有另一面，就是，或许大多数人都是，兼具了自私自利和愚蠢。就我所知道来说，在人类的历史上，更多的人是千方百计攫取利益，而不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放弃获取利益。韦尔南说，索伦认为制定了一视同仁客观公正的法律，为了维护这种法治，拒绝做僭主。而被Polycrate指定为僭主的迈安德里乌更是在前者死后召开公民大会，宣布废除僭主制度，他说的是“Polycrate对他的同类实行独裁统治，他这样做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至于我，我把权力置于中心，我向你们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了这两个人，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许许多多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权力，不择手段。不是通过各种新闻媒体欺骗、洗脑他的同类，就是威胁、打击和压迫他的同类，把不利于自己统治的人送去监狱。比如他们天天在电视上欺骗说自己国家最幸福，自己的统治最高尚，一边把自己的儿女送出国外去留学。这些都是今天还在发生的事，所以我们也当然能够理解原始人类对同类对动物的残忍，中世纪宗教和世俗政权对科学家、哲学家们的扼杀，也可以理解芒福德提到的，在19世纪低下的煤矿中，是儿童和妇女作为载重的牲畜在狭窄的矿道中匍匐前行（P65）。而马丁·路德自己作为可怜的、受尽剥削的矿工的儿子，然而在可怜的农夫受到骑士和士兵的镇压的时候，他毅然站在了强者的一边（P82）。16世纪以来，工人每天工作14至16小时，白天能够有点东西果腹，晚上能够有个地方栖身，夜里能够睡一阵，他们就很满足了。活着在煤矿或工厂里，在煤矿和工厂边死去。活着或死去，既没有记忆，也没有希望（P145）。蒸汽机出现之后，工作时间变为16小时，不分冬夏，只有1小时吃饭时间。工厂可以24小时运行，那工人为什么就不行呢（P151）？贫民就像苍蝇一样繁殖，很快长到工业成熟期——10岁或12岁，在新工厂货新矿山劳作，然后很早死去。在古生代技术早起，工人的预期寿命要比资产阶级少20岁（P159）。老板意识到，工人越有能力，越不听话。因此对工人采取的第一个要求是阉割能力，第二个是靠饥饿来维持纪律（P159）。工人不像老板，既没有物质收益刺激，又缺乏社会升迁的机会，把他们捆绑在机器上的唯一因素就是饥饿、恐惧和缺乏教育（P160）。只要纪律足够严格，妇女可以干得跟男人一样，孩子可以干得跟成年人一样（P160）。对于这些资本家来说，人口就是一种自然资源。所以当Francis Place及其追随者在曼彻斯特工人中传播避孕知识的时候，他们会出于道德义愤而激动不安，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博爱的极端分子竟敢威胁到了原材料的供应（P161）。早期工厂监工权力很大，存在各种对女性和童工的性侵犯和性虐待（P165）。高级文明不是受到削弱而沦落，陷入野蛮，反而是朝着野蛮迈进（P145）。 简单地说，在智力的成就上，我们可以对人类另眼相看。但是文明和道德，就不是人类力所能及的了。最初时代那些老板们，不可能不了解那些工人可怜的处境，但是在他们看到自己的同类跟牲畜一样甚至更惨的时候，没有见到他们有表现出同情心。或许也不是完全的没有希望，毕竟芒福德还提到那些迟到的悔悟：欧文设立了乌托邦的合作社，炸药商诺贝尔设立了和平奖金，卡内基设立了免费的图书馆，洛克菲勒建立了医学研究所（P162）。反过来看那些贫穷的工人，在劳累了十几个小时后，许多工人或许是为了宣泄，投向了酒精、赌博和性，把他们辛苦赚来的卖命钱喝掉或赌掉。贫穷的环境也毁坏了他们的人格、性情和精神，正所谓贫穷滋生罪恶。这是贫穷最大的陷阱之一：贫穷败坏了一个人的能力，使他什么都不会；败坏了一个人的精神，很容易沾染上环境中的各种恶习。所以韦伯在《新教伦理》中说，之所以那些工厂里的新技工和管理人员的职位都是新教徒，天主教徒却都待在自己的老行业里，是因为新教徒从家庭（父母和家族）中获得一种来自新教伦理的经济上的奋斗精神。总有人愚蠢地指着一些出身好的成功人士说，人家比你出身好还比你努力，当然比你成功。这种愚蠢的观点看不到出身好带来的种种资本：社会资源，有更多人脉，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家的儿女更容易创业的原因；创业资源，有更多的经济资本，这就是每年给500万创业的由来；技能资源，有更好的锻炼机会；受教育资源，更好的机会去好大学，学自己想学的东西，等等。 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总是在进步。这些进步最突出体现在中性问题上的进步，比如科学技术，经济生产，学术研究、物质水平。但是相对，虽然文明、道德也同样有所进步，但总不能让人满意。因此鲍德里亚尤其对现代社会变成一种消费社会进行了批判。我现在觉得，正如韦伯的预言和贝尔注意到的文化矛盾，人类是在后宗教时代，精神上缺乏一种能够像宗教一样规范和指引人们生活道路的信仰导致的。人类不是理性的动物，并非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亚里士多德作为作为“灵魂完全掌控肉体”的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学生，自己本身又是个用理性充当人生operator的哲学家，自然会感到，自己是个理性动物。然而他不知道，除了少数人之外，其他人都是非理性的动物。简单地说，大部分人的理性部分，system2，都是在为非理性部分的直觉欲望感觉服务。这也是我们发现很多人很聪明，但是聪明都用来如何向上爬，如何算计别人，如何为自己谋利益上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小聪明，不管这个聪明能够带来多么不可思议的结果，比如一个女人坐飞机搞定身边的老富翁，然后让老富翁离婚娶自己死去，给自己留一大笔钱，或者一个精明的生意人，通过跟俄罗斯和教育程度低的人示好，借助国内外势力帮助自己当上总统。 人类最大的问题，恰恰就在这个非理性上。实际上，理性和非理性这个区分一直是歧义的。深思熟虑可能是理性的，但同时也可以是错误的。所以，我以为，不应该谈理性，而应该谈真理，真理在汉语里，就意味着正确。即使智慧这个词，也可能被用于说“赚钱的智慧”，但是绝不会被说成赚钱的真理。因此，真理就代表了无懈可击的正确。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是本能驱动的，不是真理驱动的。甚至，人类的智能也不是以真理为目的的，而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真正以真理为目的的，就是觉醒了的self。按照道金斯的话说，人是机器，是基因的机器。当然，我觉得还可以说成是某种成功的复制机制的reification。因此，在人身上，就存在一种工具性和自主性的冲突。一方面是个体是作为一种成功复制机制的手段而出现和存在的，因此全身的零件，包括智能精华部分中的欲望、感情、直觉和理性，都是为这个目的而出现的；一方面是精华部分的精华，即self，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这种autonomy和instrumentality的冲突，是人类存在悲剧根源，同时也是人类自我拯救的机遇。 现在的问题是，人类内心来自欲望和感情及其他智能模块的blind forces是非常强烈的，大多数人不知不觉在听从这些blind forces的指令服务。这也是为什么提及苏格拉底，我总是说他灵魂获得了对肉体的控制，其实也就是说，他的来自他所寻求的“真理”，完全抑制住了他的内心的blind forces。不说他在战场上的冷静，在冰上赤脚走的毅力，甚至在美少年投怀送抱的引诱下依然不为所动、坐怀不乱的意志。这不是说他是个怪物，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看到美少年的玉体也内心升起一团火焰。但是，他能够按照他的“真理”行事，绝不会为自己内心的洪荒之力所驱动。所以我才把他看作让我最为敬佩的人，无人能出其右，甚至斯宾诺莎也只能排第二。 其他的人类，基本上是在表演人类内心的blind forces是怎样一种情形。我们就看到人类社会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奴役，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人们对不平等的熟视无睹，在我看来，人类社会犹如一个动物园，就像现在的社会里，下至平民百姓，上至竞选总统的人们，丑闻不断、好戏连台。 我以为，从考虑人类前途的角度来说，人类现在走到了一个节点。在之前的100年历，所发生的包括世界大战、共产主义、70年代全球的文化革命，都是在人类失去宗教作为一种精神信仰之后所发生的尝试寻求一种新ideology来填补这个真空的尝试。现代主义是打酱油的，存在主义却是一种最有力的candidate，可惜人民是不搞也不懂哲学的。所以我以为接下来一百年内，不是再寻找一种新的ideology，不可能找到，因为宗教作为ideology起作用重来不是靠真理，而是跟商业广告一样靠的是manipulate人们blind forces的心理操纵手段。人民从来不懂宗教，只有那些精英神学家如托马斯阿奎那才真正懂神学，可是这些神学精英却又相互分歧，可见起作用的不是某种严谨、正确、连贯的理论，而是一种满足了某种心理需求占据了思想niche的ideolgoy。所以我认为Bell的设想是错误的。我的设想是，接下来社会的变化，是通过人们对parenting的重视，塑造出拥有完善人格的一代人，来改变社会面貌。然后再通过人群素质的变化，造成社会环境的变化，反过来再促进人们素质的进一步变化。人们不需要理解和掌握真理，他们只需要一个良好的培养，和良好的环境，就能达到一定的道德性存在。真正要想通过用真理引导内心盲目之力，超越自身的工具性，实现康德所谓纯粹理性的善和苏格拉底那样的人生，我以为几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