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特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论述

建构主义是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多元争鸣背景下产生的理论流派，其定位在于架设沟通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的桥梁，因而集合了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和科学实在论的原则，据此，建构主义的理论基底是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和理念主义的世界观。虽然建构主义的基本框架没有超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念范畴，但仍从本体论角度质疑，如认为无政府状态是观念结构，是由国家建构造就的，而不是先天自然给定的。社会共有观念的建构为解释国际社会与国家提供新的路径和方法。

一、理论基底：方法论与世界观

描述国际政治理论可以从两个基本维度出发，即理论体系的方法论与世界观的差异，是简略划分理论框架度量标准。方法论可分为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整体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结构与国际制度对个体的影响，以整体为分析单位解释个体行为。个体主义强调个体作用对整体的作用，用个体特征解释整体。世界观可分为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物质主义强调物质性因素对行为体的作用，理念主义重视观念的作用，物质因素通过观念产生作用。温特的建构主义属于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理论。

根据建构主义的基本架构，温特将社会建构的性质引入国际关系研究议程，强调整体对个体的作用，即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的作用，国际政治的社会结构影响国家行为，同时也构建其身份和利益。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是社会建构性而非物质性，建构主义不否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但反对将其作为研究行为体纯粹单一的解释原因。

建构主义作为结构理论，认为行为体身份与利益是结构建构而来的，就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来说，国家利益不是外生于国际体系，而是由国际体系结构建构的。在社会学意义上，结构的含义在于行为体的共有观念的分配，其构成是行为体的共有观念、共有文化和共有知识，核心内容不是物质主义性质 。建构主义强调施动者与结构的互构关系 ，即施动者对结构形成的作用和结构对施动者的建构作用，具体到国家关系领域就是国家与国际体系中观念分配的关系。国家间的互动导致国际体系结构的形成，国家造就国际体系机制就是互应逻辑，互应意味着行为体的主体间实践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承认物质性客观存在的事实。

二、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

无政府状态是当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各种理论流派论战的焦点也在于此。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承认无政府状态是先验而给定不变的结构因素。如肯尼思·沃尔兹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指在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缺乏法律实施与秩序，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第一结构性因素，国际政治的其他现象均由此衍生而来 。新自由主义同样接受无政府状态是给定因素的假设，可见两者都将无政府状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和基石。

温特的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不是静态不变的，也不是先天给定的起点。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结果，国家间的互动进程建构出共有的观念结构，才是无政府状态。温特反对新现实主义认为的无政府状态本质上是自助体系，会产生军事竞争、势力均衡和战争的观点 。因为自助体系意味着以物质主义为基础的单一国际结构，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假设推论国家的理性角色，即国家注重相对收益而彼此冲突和战争状态。温特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结构由国家间的互动建构而成，国家间互动关系与实践活动也是多样的，在宏观层次上可分为三种结构或文化，对应三种不同的角色，即国家间相互扮演和相互认为的角色定位——敌人、竞争者和朋友，三种角色对应三种不同的无政府状态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现实主义的无政府逻辑是霍布斯文化，国家间关系是敌对的，目的在于摧毁和吞并对方；洛克文化中国家承认彼此的生存权利和财产权利，如维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概念，国家间的暴力是有限使用的；康德文化是国家间互为朋友，不通过暴力解决利益冲突，实现国家间的安全共同体，典型特点是非暴力和互助。所以根据社会建构的互构实践，温特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无政府逻辑。

对于无政府状态的阐述，在第一层次回答了无政府状态是否可以不止一种结构，也不只是一种逻辑。在第二层次上，温特试图回答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体的影响，不同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假定，认为国家身份与利益是外在于国际体系而存在的客观因素。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不仅仅影响到国家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影响国家的身份和利益的建构。

韦伯认为结构具有社会性，在行为体做出选择时会参考其他的行为体，这一进程是基于行为体对自我和他者本质及角色的认知观念，因此，社会结构才是“观念分配”或称为“知识储存” 。这些观念和知识的共有构成社会结构的次结构或文化，如前面提及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而行为体即国家在无政府状态遵循了文化规范的条件，如被迫遵守、利益驱使和承认规范的合法性。因此，无政府结构建构结构的单元成分，这些结构在宏观层次上会产生变化，所以呈现多种逻辑。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间的互动实践决定，国家造就无政府状态。

三、对建构主义的简要评述

自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争鸣迅速发展，主流理论之间以及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之间的辩论呈现多元化。建构主义从两方面借鉴长处，根据反物质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原则，将哲学的本体论和社会学的“建构”引入国际关系领域，通过结构理论讨论国际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和体系单位、施动者和结构的互构与无政府逻辑以及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社会建构等议题，虽然这些基本的框架并未逃脱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范畴，但起点上质疑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假设，即关于国际体系当中无政府状态的论述。从不同的理论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无政府状态不同的性质和内容的解读，从权力的均衡到国际制度的建立再到共有观念的建构中，不断突出了行为体对系统结构的能动性 。我认为从现实主义在理性人——理性国家到建构主义的人的社会建构作用，其突出的特点在于，将人性更真实的内容回归到国际政治，使人性所具有的能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在政治的意义上凸显出来，而不再是一部分人或人性的一部分，可以说这种非理性的、不以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标准比经济学意义上理性人的假设更难量化。

再具体到无政府状态来说，我认为“国家造就无政府状态”的观点是趋于时代的现实并发挥更大的现实解释力。在国家与国际体系结构的互构实践中，建构主义呈现了一个动态但并非易变的国际社会的图景，这些单元与结构的关系、以及单元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多元，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时国家的思维方式提供多种可能性和可解释的逻辑框架，同时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建构主义试图让世界朝向一个更进步的时代，在对未来的前景上，它是乐观的，而非现实主义的历史循环论。

其次，建构主义所尝试的研究方法的定位作为一个中间者，与理性主义相通的认识论，即承认客观现实的可认知性，以及与反思主义想通的本体论，这种结合创造了新的议程，试图超越被理性主义客观定义身份与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质疑本体的客观性。这种突破重新定义了实践活动与话语结构的关系，即不是给定的。同时涉及权力与知识的关系。

当然，建构主义也极具争议。批评者认为其过分强调主观性的作用以及具有唯心论等缺陷，这些质疑在温特的原著或者访谈中就有相关的阐述与解答，这里不再赘述。尽管如此，但不可否认建构主义在理论思想的汲取能力仍有提升空间，是当今国际关系领域主要的解释力来源。如英国与朝鲜拥有核武器对美国的意义不同在于，核武器这种物质性因素产生作用是通过社会性结构才有意义，美国相对于英国和对朝鲜的期望是不同的。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国际社会是趋向安全与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