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这座围城，曾那样搭建，又这样坍塌

一

    5月25日，经济学者李子旸发了一条微博，就丁璇和她的女德班提了个问题：“那个女德讲座当然荒谬，这不用多说。我的问题是，如果只能，注意是只能，在傻帽女德讲座和宣扬性自由、滥交、诋毁正常婚姻、鼓吹家庭解体的讲座之间，二选一，你支持哪一个呢？”

    问题一出，微博上就炸了，人们纷纷开始站队。李子旸可能嫌气氛不够热烈，又添了一把火：“我忘了先表态了，我宁可选择傻帽女德讲座。一个有缺陷甚至有严重缺陷的社会，也比一个解体中的社会要好。很多当代社会正在迅速解体和消失中，这不是危言耸听。”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很多和他志同道合的网友也纷纷和他划清界限。比如说作家叶三，作为一名现代女性，她不可能站在女德那边：“宣扬性自由、滥交、诋毁正常婚姻、鼓吹家庭解体”，看起来危言耸听，细想一下，哪件不是好事？性自由——性不应该是自由的吗？滥交——这个“滥”字如何定义？只要前提满足“成年”、“私密”和“自愿”，我认为就算私交、严交、好交。“诋毁正常婚姻、鼓吹家庭解体”——算了吧大叔大婶们，什么婚姻算正常？被诋毁一下就能解体的那种？你们自信点，自信点！

    而我很喜欢的专栏作家吴主任，秉持了他一贯的生猛：“家庭和婚姻不会因为人们对性的正确态度而瓦解。相反，过去（现在应该还有）封闭的穷苦地方类似女德的虚伪观念长期霸占主流舆论，很多女人在一个表面上稳定的婚姻家庭里生不如死，多数人选择自杀。我们极端点吧，人们都不结婚了，也不生孩子了。那又如何，强制？毫无疑问，真到这一天，强制配种宣言上第一个签字的必定是李老师的庄严正楷。”

    对于这件事情，我的看法倒是很简单，无论是维护正常婚姻、家庭，还是崇尚个性解放，只要满足一个前提就好，那就是选择是自愿的、非强迫的。丁璇的问题就在于，她的观念里充满了强迫与顺从，而且作为一个女性鼓吹这样的观念，实在病得不轻。这病有个名字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作家徐志戎在他的作品《被劫持的私生活》里对这种心态有过很精辟的论述：“当中国妇女被一副枷锁束缚得一点也动不了的时候，她就会将这副枷锁拉得更紧——毕竟，这是她能做的唯一还称得上主动的事情。”所谓女德就是这么回事。

二
    
    于是问题来了，我们会不会走进李子旸所不愿意看到的家庭解体状态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弄清楚产生现在这种婚姻制度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或者说，婚姻家庭存续的条件是什么？这是个超级大的问题，可以说至今仍然存有争议。而作家徐志戎，近日正好翻译了一本关于两性婚姻的人类学作品——《亚当夏娃在拂晓》，这本书极为详尽地梳理了人类两性关系的来龙去脉，并对主流的“标准叙事”提出了质疑。在谈论质疑之前，我们得先了解一下“两性关系的标准叙事”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婚姻的缔结，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抚养后代。然而在抚养后代这个问题上，男人和女人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对于男人来说，守住一个家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妻子所生育的后代是他的孩子，而在没有DNA检验的年代，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长相厮守。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她需要一个男人持续而稳定地为她和孩子提供物质保障。由此而产生的嫉妒心理也不一样，男人更在意配偶身体出轨，因为这会让他无法确认孩子是不是自己的，而女人则更在意配偶精神出轨，她担心有其他人分走属于她和孩子的资源。在双方这样的博弈下，最基本的家庭结构就形成了，并渐渐演化成现在的一夫一妻制。

    为这一标准叙事背书的，是当今最热门的学科——进化心理学。顾名思义，这是一门由生物进化论和认知心理学结合而产生的学问。在进化心理学看来，人类的所有心理机制和文化习俗，归根到底都来自于人类远古基因对环境的适应。那么两性关系的心理机制，也和生物进化有关。

    这就要从进化论说起了。当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时候，有个问题始终在困扰他，如果生物进化符合适者生存的原则，那么为什么有些显然不适应环境的物种还能存活下来呢？比如说花枝招展的雄孔雀，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对象。后来达尔文意识到，物种的存留，不仅仅和个体本身是否适应环境有关，还和物种能否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有关。花枝招展的雄孔雀尽管很容易被捕食者攻击，但它们在争夺配偶的战斗中占据了上风，结果就是，更多的漂亮基因传递了下来。

    标准叙事正是建立在在这样的信念之上：用食物蛋白和保护来交换父系血统的确定性，是提高儿童长大成人机会的最佳途径。说到底，后代的生存是达尔文和后来的理论家们所阐述的自然选择的主要动力。在进化心理学看来，一夫一妻制符合生物进化的本能，属于人类的本性。然而，这是事实吗？

三

    《亚当夏娃在拂晓》这本书对进化心理学的理论提出了质疑，纵观人类历史，一夫一妻制的确立是通过强制手段来完成的，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诞生了对通奸行为的惩罚机制。作者提出质疑：如果说，一夫一妻制要用如此血腥的暴力来实施，很难明白这个制度是一种人类“自然”形成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多人干冒天下之大不韪——失去声望、家庭、职业，甚至总统的百世芳名——只是要得到一点东西，而这点东西居然还不符合人类的本性？如果一夫一妻制真的是我们人类古老的、演化生成的特性，这些无所不在的奸情就应该不是常态，完全没有必要对之采取如此恐怖的刑罚。

    接下来，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假设：如果某种鼓励相反的制度安排的性行为能够更有效地化解后代的生存风险呢？如果——不止一个男人同意和某个女子及其孩子分享他的猎获，他的保护和地位——每个人愿意和其他所有人分享他的资源呢？如果群体内的共同分享，能够更有效地抵御我们史前祖先所面临的风险呢？鉴于这些风险，如果父系不确定，能够让更多的男人愿意照顾孩子，因此给孩子带来更大的生存机会呢？

    科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可证伪性，对于一种观点的质疑，只需提出一个确凿的反例就可以了。而作者提出的反例，起码占据了半本书的篇幅，从人类的远亲倭黑猩猩，到至今世界上依然存在的原始部落，大量的证据显示，我们远古的祖先并没有采取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也不像其它动物那样，一个雄性首领占有全部雌性，而是生活在一种群居、混交，以女性为主的母系氏族社会当中。用作者的话说：孩子叫所有的男人父亲，叫所有的女人母亲，成年人共同分担养育工作，成年男女和非亲生孩子彼此相亲相爱，在这样的社区里，成员之间的交叉型性关系让父系血缘基本模糊，也没有明确的必要……也许，这才是我们人类最“自然的”家庭结构。

    在众多案例中，有一个案例格外醒目，因为它来自中国。就是生活在泸沽湖附近、以“走婚制”闻名的摩梭人。说实话，走婚制这个词是观察者以主流文化为其命名的，对于摩梭人来说，他们压根就不认为那是婚姻。最著名的摩梭族人杨二车娜姆说：“女子和男子不应该结婚，因为爱情就像季节——它来来去去，一直变化。”

    摩梭人把这套制度称作“色色”（sese），意思是“走动”。杨二车娜姆回忆说：“所有的色色都是走访，不涉及婚约婚誓，没有彩礼嫁妆，无关抚养儿童，也不期待忠贞不渝。”书中代言，在摩梭人中间，一个男人要对他姐妹的孩子承担养育职责，而不是要对他四处走婚结下的果实负责。换句话说，把孩子养大的是母亲和舅舅，而不是父亲。养育的责任与父亲的血缘分离了。作者说，摩梭人的生活方式，是人类性行为标准叙事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骄傲的、不可否认的反例。

四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反例都渐渐凋零了，以父权为核心的一夫一妻制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那么转折点在哪里？人类为什么最终放弃了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选择了这种压抑的、彼此博弈的两性关系呢？因为一场革命。在尤瓦尔·赫拉利的那本《人类简史》里，谈到了几大革命，其中之一，就是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并且更进一步，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两性关系。

    在农业诞生之前，人们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一方面人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另一方面在卡路里的提供上，男性的狩猎工作远没有女性的采集工作来得稳定。所以大家都过着与世无争、互助互利的生活。但农业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土地成为了可以获得、拥有、传给下一代的东西。原来需要猎取和采集的食物，现在则需要播种、耕耘、收获、储藏、防卫、购买和出售。为了守护它们，人们需要建起栅栏、围墙、灌溉系统，需要组织、供养和掌控军队。”而这一切都需要强有力的力量才行，因此男性的地位在部落里大幅度提高。“而因为私有财产，在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父亲的身份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一变化，直接影响了两性关系。当有了剩余财产，男性就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后代。于是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为了确保孩子是自己的，男人就必须将女人禁锢在自己身边，最终产生了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父权制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对这样的变化，徐志戎评价说：从采集到农业——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即为从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的转变。这一转变得以实现的前提，则是压抑——不仅是对人的社会存在的压抑，同时也是对人的生物存在的压抑。而压抑，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一句话：人类的文明史，就是欲望被压抑的历史。

    所以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夫一妻制（包括少数一夫多妻制），满打满算的话，也不过6000年历史，而我们热切向往的爱情，这个概念的形成还不到200年，他们都是农业革命带来的副产品。著名社会学家马特·里德利认为，选择了“规范性的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往往把年轻人调教得更为驯服，提高了社会凝聚力，平衡了性别比例，降低了犯罪率，鼓励男性去工作而不是打架。这样一来，此类社会拥有了更强的生产力、更少的破坏性，更容易扩张。这解释了一夫一妻制最终胜利的原因。

五

    让我们回到现在，当今社会，看上去正处在家庭解体的边缘，如果说农业革命塑造了现代婚姻制度，那么又是怎样的变革在瓦解婚姻制度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是技术进步磨平了男女在生理上的差距，女性拥有了工作的机会，而经济上的独立也让女性有机会摆脱对男人的依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女权主义正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发展起来的。再接下来，福利国家开始崛起。福利制度进一步取代了男性养家糊口的角色，女性可以不再需要组建家庭就能够独立抚养子女。在福利制度最为发达的欧洲，单亲家庭比例逐年上升。再加上战后存在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曾经被压抑的欲望开始释放，性自由正在成为新的价值观。

    曾经，随着农业革命，父亲的身份第一次变得至关重要。如今，随着信息革命，父亲的身份变得不再重要。这样的变化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将要失去的东西，却让保守人士们痛心疾首。让我们再次回到李子旸的问题，他想要维护的显然不是女德，选择站到女德一边，实际上是想要表达他对家庭的维护。李子旸所看重的，是以父权为核心的传统婚姻制度，以及基于此而建立的稳固的社会。李子旸认为，一旦家庭消失，则现代社会将走向解体和消失：“家庭对社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人口的繁衍和对后代的养育，更在于家庭是个人责任的最大产生机制。人们只有在真切地、具体的家庭生活中、在对家庭其他成员负责的过程中才能培养出个人责任感。”

    在李子旸看来，欧洲的败坏，福利制度导致的家庭解体，可以说是主要原因。在这些国家吃福利的穷人社区中，最稀缺的不是钱，而是父亲。这一看法倒是和徐志戎不谋而合，《被劫持的私生活》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这样写道：“在此，我们向行将谢幕的那个男主角诚恳地道一声珍重：走好，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