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的征途

这本书的导读“东亚的审读与傅高义的人生”相当有料，是译者周晓虹教授写的。他和傅高义有私交，是傅在哈佛教的最后一批中国学者，又同为社会学人，爆了很多哈佛社会学系的料。最最有趣的是，理清了傅高义的学术时间线：《日本新中产阶级》刚写完就立马开始研究中国的文革；写完《日本第一》之后在东亚一炮走红，中国也争着抢着要他写书，做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言人，然后又写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邓小平时代》等多部有关中国的书，傅“中国先生”的称号由来也算是有根有据。以下是从《日本新中产阶级》导读一文整理出来的傅高义研究年表，该导读亦见于今年6月的《读书》杂志。

★ 1963年，几乎在《日本新中产阶级》出版的同时，已经起了中文名并留任哈佛的傅高义动身前往香港，研究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当时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将中国视为对手，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是冷战的产物，但大多数研究者了解与研究中国的目的却是为了中美间的交流而不是对抗。

★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之际，《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出版。至此，傅高义成为全美能够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并因此能够洞悉整个东亚局势的不二人选。中日两个历史积怨深厚但又开始热络起来的国家，一度争抢傅高义这个“香饽饽”。

★ 1979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出版，并很快成为日美两国企业界以及不久后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政商界的“葵花宝典”。傅高义在1973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到过广东（傅高义的妻子艾秀慈还会粤语），1980年刚刚开放之时又在中山大学做过三个月的访问，熟悉那里的一切，制度、组织、环境、政策和人头……而且因为《日本第一》的成功，刺激了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列的广东向世人展示自己进步的欲望，傅高义成为向世界代言广东改革开放的不二人选。

★ 1987年，应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邀请，傅高义和艾秀慈夫妇再度来到广东，两年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出版，和20年前的《共产主义下的广东》前后相继，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

★ 2011年，傅高义发表《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即中文版《邓小平时代》，2013）一书。傅高义耗费了10年时间撰写该书，并且为了能够直接从事访谈、收集更为广泛的第一手资料，他在年逾七十的时候再度学习汉语。《邓》一书 60万人民币的版税他一分都没有留，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学。受傅高义委托主持《日本新中产阶级》译事的周晓虹教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捐给哈佛，老先生直言：“哦，他们不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