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的论断，热烈的怀想――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

文化评论牵涉重大，影响深远。我一向以为从事此项事业的人应当持有双重禀赋，即“冷的眼”和“热的心”。同社会上其它理论的发展过程一样，文化理论的改造和建设也必然牵扯到“破”和“立”的问题，思想先进而情感欠缺的人往往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情感饱满而思想匮乏的人时常优柔寡断、举步维艰。我认为承脉于深重的中国文化并又身处海外的知识分子在此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有着浓浓的情感，一方面又可以置身于外，自自然然地在保有本土文化精神的同时避免了一种“温柔的愚昧”，所以在我看来他们的见解一般更加独到、更加深刻、更加真实，这也是为什么我更欣赏他们的原因。 在此之前，我对于余英时先生的了解似乎一直止步于钱穆先生弟子、新亚学院求学、严耕望师弟、犯禁、为各种书籍题的序言和跋、对一些人物的评价等零碎知识。夸张而难过的是，我记得首次了解他明明是由于有人向我讲过他在现代文学史上贡献了什么作品（比如写了什么小说、散文、诗歌之类）的事，可是后来关于此事我却全然想不起来。事实就是，在一日复一日的光阴流逝间，他在我脑海里不再是那个记不起来的诗人或作家，而自动成了一个中西互补，古今兼用，文史共通的丰富而深刻的知识分子了。这是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读余英时先生的理论著作，确实让人惊喜赞叹。 “远讬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的情感，文化包涵政治又超越政治的思想等都作为此书的基本格调时刻体现。作者从大陆、香港、台湾、美国等地域，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学科，今昔对比产生的时间跨度等方面对自己所目睹的文化现象做出评论和建议，可谓是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叙述新旧文化的异同与进退得失，考证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分析科技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利弊，适时地提出一些客观确实的意见，又对新进学人寄予厚望。身处海外，所以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一些客观事实，比如他可以从容地指出未完成的五四文化运动因何夭折，上层建筑如何用“瞒”和“骗”的手段赢得大众的支持，如何吸取了传统文化中“帝王式统御”和“暴民式动乱”等落后思想又不断粉饰为先进理论的事实。又有对知识分子的源流和传统文化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异同和各自利弊的梳理。对翻译事业发展的整理以及对其重要性的重申和在未来的期望。对韦伯、马克思以及中国国民党思想系统的评价则又启发我必须随时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必须听从事实的召唤和良知的声音。另外，我又得知，文化和政治似乎从来不曾水火不容，不共戴天。我想，从前对政治谈之色变的文人或许是因为没有适合的环境和充足的信心和气魄吧。其实恍惚间，我觉得中间偏后的部分有点像前段时间读过的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按文化包涵政治又超越政治的立意来看，文化必然有剖析和指导政治的能力和必要。某种政治主义也毕竟不是上帝，表明一立场之前必然要认清一种事实，人云亦云不单是可笑的，也是可怜的。幸而我们在主动求知之时还能发现事实真相，认清也是为了更好的生存，批判更是为了保障人之为人。 又提到了陈寅恪先生了，《陈寅恪的“欠斫头”诗文发微》，《文史互证，显隐交融》等篇结合各种史料细致分析陈寅恪先生晚年诗文中曲折意象的现实所指，痛陈荒诞离乱的现象，追索先师最后的岁月里的心路历程，读着让人不禁唏嘘感叹，升起一种逆时而上以尽绵薄之力的冲动。往事过去了，往事也留下了它的影子，发掘和把握那些影子正是一种对泥尘的擦拭，对先师的尊重，进而是对历史的负责，对当下的认知，对未来的建设。末了一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则是一种文化情怀的高度感念，归国后的余英时先生感觉自己像是那化鹤而归、凭柱而立的丁令威一样，不禁发出故土依旧，人民已经不是往日的人民的感叹。 ……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拜谢余英时先生并借以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