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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国际法—实力均衡与帝国理念》不同于其他的国际法学术著作，何力教授抛开了法学的传统格局，以一种轻松自由的口吻描绘了国际法的历史与现实。书中的国际法不是冰冷生硬的文字，而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其间有无数盛衰兴亡与纵横捭阖。 作者首先从国际法是什么入手，分析了两个影响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重要因素，即安理会的五大国一票否决制和冷战中的核威慑，既而得出国际法的本质与作用。树立概念之后，他又以“纵”“横”为线索对国际法进行了历史阐述，这正是本书的主体内容。“纵者，合众弱以攻强者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作者在书中给“纵横”这一战国时代的国家战略赋予了更多的概念。纵，是时间上的跨度，从传统的帝国到战后的今天；横，是地理上的维度，欧洲、美洲、亚洲。纵，是势力均衡；横，是帝国理念。 国际法，这一“势力均衡”的产物，其发展的过程正是“帝国理念”衰落的过程。国际法产生之前的时代是帝国时代。帝国，之所以称之为帝国，就在于其不断扩张追求一统的内在属性，它信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只能有一个，因此，帝国与帝国间难以和平共存，遑论国际法。各文明圈内部的国家间法律秩序当然存在，只是世界尚未连成整体，国家间存在等级，在欧洲大陆就是帝国、王国到大公国、伯国；在中华文明圈，就是朝贡体系下的天朝上国与周边藩属，这样的法律秩序还不足以称为国际法。现代国际法的成形要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开始。欧洲大陆上存在势力均衡的众多国家，又有文化和宗教的基础，于是国际法有了萌芽的土壤。学术上，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发展了马基雅维利扩张式的君主论和博丹的主权论，解释了主权的相对与绝对，奠定了国际法的基础。现实中，三十年战争后，欧洲各国订立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主权、外交权、战争和领土的一系列原则，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版图开始浮现。欧洲接下来频发的王位继承战争贯彻了，“没有永恒的朋友与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名言。19世纪，终于达成势力均衡的欧洲迎来了短暂的百年和平，国际法也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逐渐走向了全球，世界其他区域的帝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都融入了欧洲的国际法体系，本书也就终结于此。 作者重点讨论的是“均衡”这一国际法产生发展的基础，不同于霸权的安定体系和MAD恐怖确保的岌岌可危的冷战和平，势力均衡的体系下其他国家会自发的防止某一国的增强，从而实现稳定。但不能忽视的是，势力均衡在达成后，并不总能完美维持。势力均衡的崩溃时有发生。普法战争后，俾斯麦凭借其个人高超的外交技巧和智慧维持着欧洲的均衡，停止扩张、寻找同盟、孤立法国，但这种脆弱的平衡在他下台之后很快被打破，战争一触即发，欧洲又回归了丛林法则。而英国因其地理位置的优势，前期通过均衡各国势力保持欧洲的稳定，自身得以发展，后来直接退出了欧洲会议制度，奉行光荣独立，转而向海外寻求霸权。到了20世纪，美国同样采取了门罗主义，声明不干涉欧洲事务。两国就以其地理优势跳出了势力均衡的范围，很好的利用了他国间互相制衡的局面，先后成为超级强国。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牌，新的意识形态的崛起，双边长期对峙更让多边均衡成了空谈。相比于“均衡”，绝对的“势力”二字可能在国际关系中更为明了，直接影响着国际法的运作。均衡状态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当一国的实力，hard power、soft power、 和smart power远超过其他国家时，均衡很难维持。 除了第一部分对国际法的本质理解的内容，本书更像是一本轻松的历史读物，这一特点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人才是历史的主角，而人恰恰是聚焦于法规范本身的法学家容易忽视的。书中，驰骋疆场的将帅、运筹帷幄的帝王一一登场，每个个体的兴亡连起来就成了鲜活的历史，国际法发展的脉络也跃然纸上。当然，行文中也不乏名人轶事，特蕾莎公主、Antoinette皇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大使夫人Emma等人的风流韵事也算是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但自由奔放的写作笔调不意味着不严谨、不学术，作者力图忠实于所叙述的历史事实，并体现自己的学术主张和观点。但历史确实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时隔已久史实难免不够精准，种种解读也难免有一人之见的嫌疑，失去了法律的准确与客观。 作者只在第一部分用不多的篇幅阐述了其对国际法现状的理解，这毫无疑问却是本书的核心内容。法律规范，要有假定、处理、和后果三个要素。国际法，其作为法律的地位受到怀疑就在于违反国际法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不像国内法那样有强制力保证实现，国家之上没有一个超主权国家的存在，这是国际法内生的漏洞。但国际法通常可以得到遵守，至少在表面上没有国家会与其正面对抗。在国际法没有成形以前就是这样，国家追求正当性，皇位不能自封，要有合法的来源。欧洲帝国，唯一正宗的来源是古罗马由凯撒和奥古斯都传下的皇位。罗马到东罗马、拜占庭、俄罗斯沙皇是一支，西罗马、神圣罗马皇帝、德意志、奥匈帝国是另一分支。自己夺过皇冠戴上的拿破仑，就成为打破国际法规则的异类，诸国自然群起而攻之。即使在我们熟知的近代中国史中，善于利用国际法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不平等条约也多是有冠冕堂皇的国际法理由。到现代，国际关系更为稳定，联合国建立，国际组织蓬勃发展，国际法的权威性也更加明显。 但有了强制性就是法律么？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由于合意难成，国际法的成文内容相较国内法更为原则和基础，这样的法原本更容易被相信。然而现实中，国际法常常只是被政治家利用、成为国际政治中攻讦他国维护本国利益的工具。国际政治传统两大流派，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流派又派生出许多分支，然究其根本，立足于绝对实力的现实主义从根本上就否定了国际法存在的作用，有限的国际合作不能改变国家间本质上的对抗。理想主义则是致力于促进国际法的发展，通过国际合作弘扬道德促进和平。20世纪，通过以威尔逊总统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的持续奋斗，国际联盟、国际法院等组织宣告成立，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所谓理想，永远只能是一些人的理想，甚至这一些人也可能是打着理想的幌子做着现实的买卖。当今的国际现实，更合理的解释是，大多数理性的国家发现就目前情况而言，国际合作共谋发展更为有利，于是选择安定于既定的国际秩序下。但这种安定能否长久呢，或者说国际法又将怎样发展呢？ 布热津斯基说过国际领域的学说总是回顾的（retrospective），学者在根据现实修订学说。这大概是学术的不幸。作者没有就国际法的未来发展作专门论述，只在第一章中通过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解读了一番国际法，就像美国的国际战略一样，抛出了民主和反恐两面大旗。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以硬实力为核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二战后，民主主义已然兴起。“民主”，这个高尚的字眼，一旦普及就难以逆转，因为民主已经是最高级的意识形态，过去和现在没有什么能够超越民主的意识形态，未来也不会再出现。没有意识形态的对立，又有了完整的谈判交涉途径，人民得到自由，信息得到公开，民主国家完全可以达到和平。没有民主的国家还在不断重复着和平战争、统一分离的历史循环，而脱历史世界的民主国家已然终结了历史。文明冲突论，则强调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发展为文明的冲突，现在的国际冲突多发生在文明交汇的地区，是文明圈而非国家的冲突，宗教可能复兴，反恐成为一大主题。这两个观点学说可能稍显狭隘，更像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为提升其软实力向世界推广的主张。我们知道，政体有传统型 ，自生秩序、治大国如烹小鲜；有法理型，体系架构完备、以工具理性为导向；还有卡利斯马型，万众一心、挥舞领袖旗帜。然而，历史上的他们都无可避免的落入了循环；当然，历史上的他们也都以为自己会是那个终结历史的万世之王。他信民主共和也好，她信天下大同也罢，历史的脚步能否为“民主”而停下有待验证，更不必说“民主”在许多土地上分明还是空文。结合作者行文与前文所述均衡崩溃的历史，可以看出国际法与政治家个人、地缘政治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等诸多因素都联系密切。国际法的走向，虽然有所谓自然法的指引，但国际共识的达成非常艰难，大体上还是在由国家利益主导，难以预测。政体的发展减少了个人的影响，科技的发展破开了地理的隔膜，而作者所论述带来冷战和平的原子弹，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也只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产物而已，难以尽信。近百年的发展已然远超过去千年，科技发展带来国际势力均衡的偏移并不一定是空中楼阁。法学，在莫测的现实面前，可能是无力的。 说回“纵横”，在苏秦张仪凭合纵连横封侯拜相的几百年前，周礼已然势微，仁义不复，泓水边却有一只仁义之师。阵前，宋襄公说“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子鱼一句“兵以胜为功”，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被封为箴言，襄公千年来沦为笑柄。不去多想他究竟出于真心还是假意，他遵守的诚然是当时的国际秩序。说到底，国际秩序需要国家的信仰，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法则可能真的只是笑话。明知道仁者无敌是一场空，但良心难免怀有一丝希望，百年后人人克己国国复礼。我相信持剑者必将亡于剑，也相信自然法则，所以宋亡了国，楚亡了国，法西斯也亡了国。但兴亡都需要时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今天多数人幸运的处在势力均衡的体系下，国际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那些处在兴亡或者说动乱之中的人可能没有那个幸运等持剑者亡于剑，等国际法现光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