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翼》与《银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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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时年偶遇（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21673469/
《金翼》的副标题是一个家族的史记。虽然本书是一部人类学的著作，但是作者采用的是小说体的文学形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类似于《红楼梦》的描写方式，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来反应社会的变迁。但是不同的是，本书中的两个家族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大家族，或许称作两个农村家族的演变史更为恰当。该书有两条线索，主线是20世纪30年代福建古田以黄东林为中心的黄氏家族，另一个暗线则是同时期的黄东林的姐夫，以张芬洲为代表的张氏家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两个家族却呈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命运，黄氏家族依旧繁盛，但是张氏家族却走向了没落。
这本书小说体的写作手法，让读者读起来亲切自然。而且本书记载的故事正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林耀华先生写起来毫不做作，对书中的故事和人物信手拈来，让我们很好的领略了一个农村家族演变的社会史。从这个方面来说，这本书的写作手法跟内容跟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有些相似，不同的地方在于《乡土中国》偏向予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论述，《金翼》侧重从故事中传递信息。从书的内容来看，两位学者对农村的演变和结构伦理，人际的运作模式都十分熟悉。更重要的一点是，书中对黄氏家族生产生活、户婚田土、男婚女嫁、分家异爨、生老病死的细致描述，尤其是对家族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纷争的解析，读者往往可以从他们的故事中联系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金翼之家（黄氏家族的简称）所经历的家族生活是很多中国家庭发展所必经的过程，《金翼》就像一个模板一样，准确而精炼地刻画出当时中国普通家族的生活状态。另外本书中描写的各种仪式过程的风土人情、黄氏家族触及的政治、军事势力，经历的土匪、国民时期又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家族在历史动荡时期的演变。
本书的重点：（一）对家族的论述：“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由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驰。”每一人跟家族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从两个层面可以体现出来：血缘和经济。以血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把人与人凝聚起来，家人不但相互扶持、发展、共渡难关，也会开枝散叶扩大家族的势力。而在经济方面，合作的家族经济强化了家族的凝聚力，将每个人紧密团结在家族利益中心，而一旦经济利益发生利益冲突时，就会促进家族的解体，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家族成员之间的感情。但这种个人的感情危机在遇到家族危机时候，家族利益又会战胜个人利益。（二）一个家族体系会随着多种因素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第一，物质环境的变迁使适应于它的技术变迁，结果带来了这个体系内人际关系的变迁。”；“第二，由于一种技术上的原因所产生的技术上的变迁，也会导致人们日常关系的变迁。”；“第三，人物及班底的变换也会促使人际关系变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交往方式和不同的适应能力。”；“第四，一个体系之外的因素的改变也会促使这一体系之中成员关系的变迁，并波及这一体系的所有人员。”在这种变迁的过程中，女性、教育、社会背景等都会发生重要作用。
《银翅》一书被誉为是《金翼》的姐妹篇。其副标题是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其作者也是林耀华先生的学生。林耀华这本书应该算是《金翼》的延续，作者重访了金翼之家，也就是当时福建古田的黄村，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该著作。与《金翼》不同的是，《银翅》作为一个博士论文，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来讲，都偏向于学术性，这就使得本书缺少了故事的趣味性，增加了理论的说服性。
在本书中，作者突破了东林家后代的局限性，从金翼之家后辈生活经历与地方县镇众多人物的经历着手，从时间的维度论述了黄村土地改革时期，包含群众大会、划分阶级和志司（东林的第二个儿子）之死的过程，阐明了1949年革命前后的县乡社会结构之区别。讨论了文化革命的政治与权力之争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不过是一个附属地带。农村基层的“路线斗争与夺权”仅仅是上层角力的一个下层延续。在文革、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失败的政治运动中，农人是如何调节进行的。及其在邓小平的生产责任制确立使农人获得恢复和发展生计的机会，生产责任制在黄村实施过程、农产品价格“双轨制”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过程、新稻种推广的上下级事务过程，反映了这一时期在细碎土地上实行农业现代化的艰难以及乡镇发展的利益之争。可以说，这本书的时间跨度更大，历史的维度又向我们拉近，作者也是力求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为我们展示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本书重点：（一）在家族这一方面，作者提供了福建家族分化的两类常见过程及其地方差异。至于人们对家族形态的选择，既是各地中国人理解保持家族主义父子联系原则的反映，又是地方家族结构变通与家族关系协调的产物，作者把大陆和台湾存在的轮值、反哺和联邦三类家族合称为中国式准——组合家族。轮值家族种类有参加轮吃制，轮住制或者两者兼有。这类家族双亲（或单偶）一般年纪大，或丧失劳动力。但轮住父母一般都尽可能承担一些家务，如看管孙辈。反哺类家族是以父母为轴心，诸子家给父母定期送去口粮、赡养费和零用金。在轮值和反哺类的中国式准——组合家族中，有以钱抵粮、抵吃住，从而达成兄弟供养之协调。而在台湾，工商业发展后，农村青年纷纷迁往都市建立小家，但年老父母的家庭并未完全解体，小家仍然围绕年老父母为中心形成“远距离”的联邦式家庭。（二）家族和个体之间。当一宗族地区人丁兴旺之后并造成了生态环境变迁，以致达到不同族群不得不相遇和冲突的条件下，宗族理念便支持一种控制土地、膨胀族长权力的强族的思维与行为，这种思维与行为的历史持久性有时并不受政权意识形态的变化所左右。宗族成员大规模卷入宗族之争，正是每个人对本宗庇护力的一种心理和行动上的补偿。狭隘的宗族团体抚育了族人的自我，反之，族人之自我又紧密依赖于族群所世代内化的亲属制度准则、传统理念与宗法精神，其世俗的表现之一便是宗族行为。这一行为集中表达了每一族人竭力透过对族内外社会关系的关切，从而实现宗族精神的发展，并推进中国式的自我实现。
作者：时年偶遇（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21673469/
《金翼》的副标题是一个家族的史记。虽然本书是一部人类学的著作，但是作者采用的是小说体的文学形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类似于《红楼梦》的描写方式，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来反应社会的变迁。但是不同的是，本书中的两个家族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大家族，或许称作两个农村家族的演变史更为恰当。该书有两条线索，主线是20世纪30年代福建古田以黄东林为中心的黄氏家族，另一个暗线则是同时期的黄东林的姐夫，以张芬洲为代表的张氏家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两个家族却呈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命运，黄氏家族依旧繁盛，但是张氏家族却走向了没落。
这本书小说体的写作手法，让读者读起来亲切自然。而且本书记载的故事正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林耀华先生写起来毫不做作，对书中的故事和人物信手拈来，让我们很好的领略了一个农村家族演变的社会史。从这个方面来说，这本书的写作手法跟内容跟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有些相似，不同的地方在于《乡土中国》偏向予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论述，《金翼》侧重从故事中传递信息。从书的内容来看，两位学者对农村的演变和结构伦理，人际的运作模式都十分熟悉。更重要的一点是，书中对黄氏家族生产生活、户婚田土、男婚女嫁、分家异爨、生老病死的细致描述，尤其是对家族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纷争的解析，读者往往可以从他们的故事中联系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金翼之家（黄氏家族的简称）所经历的家族生活是很多中国家庭发展所必经的过程，《金翼》就像一个模板一样，准确而精炼地刻画出当时中国普通家族的生活状态。另外本书中描写的各种仪式过程的风土人情、黄氏家族触及的政治、军事势力，经历的土匪、国民时期又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家族在历史动荡时期的演变。
本书的重点：（一）对家族的论述：“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由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驰。”每一人跟家族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从两个层面可以体现出来：血缘和经济。以血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把人与人凝聚起来，家人不但相互扶持、发展、共渡难关，也会开枝散叶扩大家族的势力。而在经济方面，合作的家族经济强化了家族的凝聚力，将每个人紧密团结在家族利益中心，而一旦经济利益发生利益冲突时，就会促进家族的解体，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家族成员之间的感情。但这种个人的感情危机在遇到家族危机时候，家族利益又会战胜个人利益。（二）一个家族体系会随着多种因素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第一，物质环境的变迁使适应于它的技术变迁，结果带来了这个体系内人际关系的变迁。”；“第二，由于一种技术上的原因所产生的技术上的变迁，也会导致人们日常关系的变迁。”；“第三，人物及班底的变换也会促使人际关系变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交往方式和不同的适应能力。”；“第四，一个体系之外的因素的改变也会促使这一体系之中成员关系的变迁，并波及这一体系的所有人员。”在这种变迁的过程中，女性、教育、社会背景等都会发生重要作用。
《银翅》一书被誉为是《金翼》的姐妹篇。其副标题是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其作者也是林耀华先生的学生。林耀华这本书应该算是《金翼》的延续，作者重访了金翼之家，也就是当时福建古田的黄村，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该著作。与《金翼》不同的是，《银翅》作为一个博士论文，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来讲，都偏向于学术性，这就使得本书缺少了故事的趣味性，增加了理论的说服性。
在本书中，作者突破了东林家后代的局限性，从金翼之家后辈生活经历与地方县镇众多人物的经历着手，从时间的维度论述了黄村土地改革时期，包含群众大会、划分阶级和志司（东林的第二个儿子）之死的过程，阐明了1949年革命前后的县乡社会结构之区别。讨论了文化革命的政治与权力之争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不过是一个附属地带。农村基层的“路线斗争与夺权”仅仅是上层角力的一个下层延续。在文革、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失败的政治运动中，农人是如何调节进行的。及其在邓小平的生产责任制确立使农人获得恢复和发展生计的机会，生产责任制在黄村实施过程、农产品价格“双轨制”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过程、新稻种推广的上下级事务过程，反映了这一时期在细碎土地上实行农业现代化的艰难以及乡镇发展的利益之争。可以说，这本书的时间跨度更大，历史的维度又向我们拉近，作者也是力求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为我们展示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本书重点：（一）在家族这一方面，作者提供了福建家族分化的两类常见过程及其地方差异。至于人们对家族形态的选择，既是各地中国人理解保持家族主义父子联系原则的反映，又是地方家族结构变通与家族关系协调的产物，作者把大陆和台湾存在的轮值、反哺和联邦三类家族合称为中国式准——组合家族。轮值家族种类有参加轮吃制，轮住制或者两者兼有。这类家族双亲（或单偶）一般年纪大，或丧失劳动力。但轮住父母一般都尽可能承担一些家务，如看管孙辈。反哺类家族是以父母为轴心，诸子家给父母定期送去口粮、赡养费和零用金。在轮值和反哺类的中国式准——组合家族中，有以钱抵粮、抵吃住，从而达成兄弟供养之协调。而在台湾，工商业发展后，农村青年纷纷迁往都市建立小家，但年老父母的家庭并未完全解体，小家仍然围绕年老父母为中心形成“远距离”的联邦式家庭。（二）家族和个体之间。当一宗族地区人丁兴旺之后并造成了生态环境变迁，以致达到不同族群不得不相遇和冲突的条件下，宗族理念便支持一种控制土地、膨胀族长权力的强族的思维与行为，这种思维与行为的历史持久性有时并不受政权意识形态的变化所左右。宗族成员大规模卷入宗族之争，正是每个人对本宗庇护力的一种心理和行动上的补偿。狭隘的宗族团体抚育了族人的自我，反之，族人之自我又紧密依赖于族群所世代内化的亲属制度准则、传统理念与宗法精神，其世俗的表现之一便是宗族行为。这一行为集中表达了每一族人竭力透过对族内外社会关系的关切，从而实现宗族精神的发展，并推进中国式的自我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