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家庭”式微与“马云爸爸”崛起

上个周末是父亲节，本来应该写篇文章，可我当时正带仔，哪有时间写喽！这两天，趁着孩子上幼儿园，我翻了翻新买的书，里面有一本张祥龙的《家与孝：从中西视野看》，这才得空捡起这话题扯扯。


一．“家”具有存在论意义
 
张祥龙是一个搞海德格尔、胡塞尔研究的哲学教授，成名作是《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他认为，“现代西方最深刻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中国老庄的“天道”思想在很多面向不谋而合，可以进行对话。通过西方哲学思想来阐发中国古典思想，是张教授一贯的思路。
 
这本《家与孝：从中西视野看》的特色，就是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论证中国“家文化”的牛逼之处。

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家庭？按照摩尔根《古代社会》里的说法，原始社会最开始是群婚、共夫共妻。不是有人说孔子是“私生子”吗？有学者研究表明，孔子家乡当时还有原始社会习俗遗存——“野合”，就是一大群男女青年在特定的节日里群交嘛。

后来为什么又有一夫一妻的家庭呢？摩尔根认为，是因为私有财产出现，需要有人继承自己的财产，就有必要区分“谁是谁的孩子”。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据摩尔根这套发展起社会五阶段论，认为家庭跟私有财产一样，迟早是要灭亡的。
 
张祥龙认为，摩尔根这套是错的。他先是引用了戴蒙德《第三只猩猩》里的“假说”，即相比其他动物，人类婴儿出生后需要长期喂养、训练与保护，否则无法成活，这才逼出了“父亲”和“家庭”。“直立两足行走允许原人比黑猩猩更多地用前肢或手来运用工具，这就可能慢慢刺激人脑体积以及头颅体积的增长。但另一方面，直立行走又限制了人的骨盆开口处的宽度，不然就支持不了直立的上身。这样，人类的妇女生孩子就艰难了：胎儿头大，骨盆开口又限制了产道，使它无法像其他哺乳动物包括黑猩猩那样顺利生产。于是，就只能在婴儿还极不成熟时就产下它。结果就是人类抚育子女的漫长和艰难，特别是在采集-狩猎时期的游动生活中，更是这样。于是，若无父亲的协助，一位人类母亲要养活子女，特别是连着养活几个子女的可能就不大了。”（86-87页）
 
家庭既然是为了“抚育后代”才产生的，“家”之于人，就具有重要意义。张祥龙从人类学家那里借来了“互绕联体”的概念——“人类婴儿与抚养者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而首先是一个互绕联体。人类婴儿必须提前出生，它与母亲之间的肉体脐带虽然断了，但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脐带还活生生的联系着母子乃至父子。”（97页）这一环的论证很漂亮，等于就给了“人是社会性动物”和“个体主义”一记重拳。
 
接下来，张祥龙又发挥他的现象学功夫，从胡塞尔那里借来“内时间意识的深长化”的概念，谈起了“家庭”出现对于文明史的意义。生养孩子的困难逼迫人类发展出更深长的时间意识，“婴儿出生的极度不成熟，意味着它的生命极度微弱，随时可能而且比较容易死亡。因此，养活这样的生命就要求母亲乃至父亲完全投入，知道养活保护自己和婴儿，深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女子择偶要看男人护家素质（强壮、忠诚、可靠）；女人婚嫁后要与婆婆小姑和睦相处；男子必须具备寻找食物、为保护孩子适当战斗和妥协的能力。总之，因为这个“小冤家”，人类才开始记住知识、经历，懂得精细的权衡，谋划更长远的计划和回报（孝就是一种基于内时间意识的回报），由此才有伦理感和文明，才不得不是一种时间化的存在者。（72页，101页）
 
张祥龙从根源上论证“家”之于现代人的存在论意义。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胡兰成也说“桃花源就是世上人家。”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不像西方那样在“彼岸”，而在“此岸”，在“家里”。家不只是一个“窝”，而且要有一家人围坐在熊熊烧熟的精神“炉灶”旁。
 
 
二．“传统父性”何以式微？
 
张祥龙这书总共8章，附录还有3篇，涉及“家与孝”的只有第3、4章，论述多语焉不详。为了更深入了解他的这一观点，我搜到他一篇发表于《同济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的文章《“父亲”的地位——从儒家和人类学的视野看》，此文虽然有不少“私货”（赞美中国，贬低西方，比如“相比于西方的父性，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基督教的，中国古代的或儒家的父性，由于阴阳思想的构成和护持，无论是在夫妇关系还是父子关系上，都从根本上或维度上更丰富、平衡和富于变体或他者意识。”），但问题意识也算敏锐，他发现——
 
“商品化、全球化和体制腐败化的大潮就进一步蚕食所余无几的传统父性。
 
如今中国的不少父亲们也学西方的潮流，开始女性化，操持家务、带孩子，在婆媳关系上偏向媳妇而疏远母亲，表面上是向家庭内的两性平等靠拢，实际上付出了让真实父性缺失或淡化的代价。
 
几乎全人类的家庭都出了问题，最鲜明地表现在父性即家庭的精神灶火的式微和消隐。人类最近的几百年进程被西方现代文明引导，其中西方古典的父性已经和正在被金钱、高科技和全球化架构顶替，乔布斯、盖茨、马云、球星、歌星成为偶像。”
 
以上这些观点我也基本同意的，但对于“传统父性式微之原因”的分析，我觉得美国学者拉什的分析思路更靠谱。拉什在《自恋主义文化》一文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家庭是生产单位，也是抚育单位，父亲能带孩子学习工作向外接触新事物，母亲则能在孩子“不能即时满足，感受到外物的侵犯”时给予情感安慰，这就能使孩子走出“原始自恋”的固结，勇敢、自信地接受母壳外陌生的“他者世界”；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父亲肯定要到外面去上班，有些母亲也去，这就使孩子与父母相处的时间萎缩了，安全感降低，甚至家庭作为抚育单位的职能也被学校和保姆部分取代，母亲育儿方面的自信也被各种标准化“育儿经”打击七零八落。这种情况下，父母对孩子的心理安慰是迟钝的、不耐烦的，孩子只好退守到“原始自恋”的母壳里，形成自恋主义人格“固结”。
 
孩子形成了“自恋主义人格”怎么办？家庭中的“父性”不够，他就只好去外面寻求补偿。于是，滑稽的一幕出现了——去年10月，马云在阿里巴巴主办的音乐节上亲自演唱了《海阔天空》《好久不见》两首歌曲，一开嗓即压过逃跑计划和朴树，成为当晚“夜空中最亮的星”，让台下“那些花儿”沸腾着大喊——“马云爸爸我爱你”。

我后来听阿里的朋友讲，这还真不是现场观众“心血来潮”，而确确实实是在阿里90后员工里面，普遍都叫“马云爸爸”。“爸爸”是什么？首先是给予孩子生存资源，90后这些年进了阿里，刚好是阿里的黄金时期，收入好不用说，在社会上也有面子。其次，“爸爸”是孩子精神成长中的偶像，在一个全面拜金的时代，试问还有谁比“中国首富”马云更适合当这一偶像？何况这还是一个喜欢谈人生道理的企业家。
 
 
三．不可避免的“马云爸爸”
 
“马云爸爸”确实让我不舒服，但我也不赞同张祥龙“召唤传统父性”的应对方案——
 
“父亲主要不是生理上的，而是由其在家庭生活中特别是在子女的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构建的。父亲本来就是以阳性为主，是原动力，以事业、道德、信仰、个性来塑造整个家庭和孩子们的心灵意志，不在于是否为孩子换尿布、操持家务。家中必须有阴柔和阳刚的交结，以发生出新鲜蓬勃的童年、少年和青年。聪明的母亲们要有这样的见地，一个体面、坚实和主导家庭精神的父亲——不管他在外面的事业顺利与否，不管他是否偶尔犯过错误——是孩子们的福音，而只知强势的母亲对他们的未来是不利的。另一方面，那种不负责任、像黑猩猩那样一味胡来的男人也不配做父亲。真正的父亲与孩子们之间有真情，但亦有距离以及由这距离产生的责任感和引导力，与母亲的慈柔亲近互补对生。”
 
“马云爸爸”尽管尽管让我不舒服，但至少比“圣父”、“君父”、“国父”、“麻麻”要好些，毕竟市场经济里的偶像不像政治宗教偶像那样具有“强制力”。

而且，张祥龙的论证是有逻辑破绽的。为了论证父亲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他用的是一个人类学“假说”，即“为了培育后代，母亲需要与父亲组成家庭”，我们姑且不去计较这一“假说”的历史真实性（那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工作）。但明眼人看得出，这里有一个预设：人类进化是有“路径”依赖的。人率先比其他动物早直立行走——女性盆腔变窄——女性生育难产风险提高——只能让孩子提前出生——孩子出生后需要细心呵护——母亲需要与父亲组成家庭。
 
既然我们是因为尊重人类进化中的“路径依赖”，才重视家庭和父亲对人的重要作用，那现在“传统父性”在“男女平等”和“社会分工”双重挤压下日渐式微，这种“路径依赖”也应该尊重。
 
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李泽厚有句话说得很好：历史建理性，经验变先验，心理成本体。“父性”既然是在历史演进中“生成”，自然也会“变化”的。

在传统社会，妈妈需要爸爸帮助找食物、照顾婴儿、赶跑夺食者，解决很多麻烦事情，这才滋生了孩子对“父亲”的需求。想想我们小时候，家里水管破了，保险丝坏了，甚至某些家电坏了，父亲都是会自己修的，爸爸还会最弹弓、铁环、火炉、蝈蝈笼子，甚至简单家具，孩子简直就把“爸爸”当救世英雄，这自然会加强对“父亲”的精神依赖。可以说，“60后、70后父亲”基本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全能父亲”，也就还有一些“传统父性”。
 
现在我们（80、90后）自己做父亲了，遇到类似问题，就不是自己动手了，而是打电话请专业的维修人员，因为我们已经不会做这些。这说明什么？说明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中国人的生活愈发的陷入到市场分工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再有在孩子面前表现“英雄”的机会（似乎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孩子看病找帅帅的“赵医生”，辅导功课找幽默家教李老师，各种机会都被市场瓜分了，你这个“传统父亲”成天吹胡子瞪眼有什么卵用？孩子能服你？
 
其实现在也还好，“爸爸”扛不动煤气罐了，修不好书包了，不会做弹弓了，但“爸爸”天天陪睡觉、讲故事、陪游泳这些“平权父性”还是有的。等以后就不一样了，不但“传统父性”的“强力保护”、“精神指导”等功能不会再有，陪伴性的“平权父性”也会加剧衰落。要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性，比如林志玲，她在精子库找找“金城武精子”，搞个试管婴儿，雇一个机器人保姆，就完全可以搞定育儿的事情。

也许你会觉得这事情荒唐恶心，但“父权制家庭”的出现就是为了育儿嘛。社会上存在“后爸”、“义父”，这都说明父亲的功能是可以被生父以外的人取代的。既然“后爸”可以取代“生爸”的育儿功能，那“机器人爸爸”为什么不可以取代“后爸”呢？无非就是功能更全面些嘛。
 
可以想象，随着城市离婚率的提高，今后没有“父亲”的家庭会越来越多，“父亲”的作用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市场、社群来弥补。不要嚷嚷“亲生爸爸的精神作用无可取代”，那是你想当然。而且凭什么只有“父亲”给予孩子精神引导，母亲就不行吗？就因为你裆部多了三两肉？看看岳飞的母亲、胡适的母亲，都是一个人抚养孩子成才。醒醒吧，张祥龙老师！
 
再看看阿里那些喊“马云爸爸”的人，人家不是活得好好的？人家上精神病医院了吗？
 
人类要获得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福利，就必须不断的提高生产效率，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某些工作被机器取代就不可避免。等到人类有足够的自由和福利，才会有时间缅想“童年”和“父亲”，但那时，人类或许早已经适应“没有父亲”的生活，因为他们拥有家政服务公司提供的“刘德华爸爸”机器人、“黄磊爸爸”机器人就够了。
 
 
尾声：“新家庭主义”只是传播学现象
 
有人也许会质疑我：那如何看待最近几年“新家庭主义”的兴起，以及“80后奶爸”受推崇？
 
我的回答很简单：在机器人还不能完全代替爸爸的育儿功能之前，“父亲”的功能还需要人来承担。
 
60、70后既是中国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关心国家大事），也是最后一代不受市场干扰的“全能爸爸”，他们按照传统惯例作自己该做的，很顺当。
 
80后、90后就不一样了，国泰民安，和谐社会，国家大事似乎不需要我们怎么关心，那关心一下自己的私生活总可以吧？把私生活搞好，也是有成就感的。
 
再加上遇上这样一个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育儿不会就上网搜索、学习、讨论，不时晒晒朋友圈、发发微博，这就给人一种感觉：“新一代回归家庭了”，“新家庭主义”来了。
 
说白了，这就是一个传播学现象。学者就别自作多情了！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肯定会有反复和曲折，但大方向不会错，因为整个人类社会都会这样走。“父权制家庭”迟早拜拜！男人请珍惜现在还能在“平权家庭”当父亲的美好时光吧，不要做什么回归“传统父性”的梦了，那种“父亲在家庭中享受女儿盛饭，儿子捶背，老婆打洗脚水”的时代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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