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官僚制与民主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个人思考：
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韦伯主要是从官僚制化在世界史上的发展视角出发，研究世界史的理性化。在韦伯官僚制理论本后，存在着他在本能上对于自由的取向。因此，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在韦伯的自由观中，韦伯是认为自由的可能性是存在于价值的多元化中的，但官僚制化的结果就是人的自由的丧失。我认为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便有效的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
韦伯的官僚支配观点主要出于技术的理性化。与理性技术相适应，由掌握了具有永久性的即理性的专业教育和训练的专业官僚来管理现代生活的不可避免性，是现代社会的普遍命运。官僚制发展的结果，是“政治远离”，即“意识形态的终结”，政治对人类的疏远。然而意识形态的终结，正是对多元化价值的否定，因而人类自由价值便失去。此时一切问题都转化为技术上的行政管理问题。
第二部分脉络：
施路赫特在本书着重梳理“理性化”与“官僚化”在韦伯理论中的内容和地位。笔者主要从本书第二部分，即官僚制与民主（韦伯论政治效率与政治自由之关系）入手，主要介绍韦伯现代政治官僚支配的观点，并以韦伯著述中的三个典型案例论证。
第二部分以一个问题展开，即基于人类共同生活及其历史组织的理论层次，为什么韦伯不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必然会没落，也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解决人支配人问题的决定性一步。借此提出本文观点，即韦伯的这种看法与他假定社会关系皆有组织的需要性有一般性的关联，而与他对现实支配的理性主义和现代科层官僚制支配间之关系的论断则有特殊性的关联。
在接下来的一节中，作者主要比较韦伯和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层支配问题的主要意见为科层官僚支配是受到经济制约的某一特定阶级状况在政治上的反映
1）科层制或官僚支配是阶级力量均衡的结果
2）科层官僚——基于其内部矛盾而注定要崩溃——资本主义最后且最彻底的政治形式，这种资本主义继续开放性的权威主义，以阻止资本主义在自我获利过程中产生革命潜力的发展。
这两个考虑可以总结为官僚支配是受到经济制约的阶级对立状况在政治上最终极的表现，或者技术不成熟，或者以技术成熟的中央集权及国家权力自主化的形式出现。唯有经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方能使支配减低到技术上的必要程度以内。]在科层支配层面的观点。一方面，韦伯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科层官僚的关系讨论，也同意这一过程侵入到社会所有层面时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官僚化对韦伯而言，一方面是生活引导理性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官僚化象征着早期资本主义向着一个“铜墙铁壁的时代”过渡。但另一方面，尽管同样相信官僚化日渐使人类在解决生活条件的问题上的限制，但不认为官僚化的倾向可以借着向理性的社会主义过渡而停顿下来，反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后这种科层官僚化更会加强。在这一部分，韦伯认为社会主义在两个问题上的幻想：1）社会主义低估在高生产力的经济中，谋利之生产与“公平”分配之冲突。借助指令式的管理来取代自我调整的市场法则，这其实只能“减轻”问题的尖锐程度；2）在高度效率的组织中专家与组织成员自我做主要求之间的冲突。除非人们准备忍受着一种非专业性的管理形式，不计较其所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否则社会主义仍然解决不了该问题。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并非是工人统治，而是官僚阶层的支配。因此，韦伯提出自己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经济所表现出实质上的非理性，主要因为它不只单纯地满足欲望，而是要满足“购买力的欲望”；理性的社会主义之下管理经济的行政幕僚单位不但迟早会染上官僚的习气，而且奠定造成一个“新阶级”的基础。这一种独占化的过程在理性的绩效秩序下基本上无可避免。
作者紧接着追问，那么究竟是哪些理由，使得韦伯把科层制不仅仅看做资本主义结构特性的一种反映，还要赋予科层化过程更深广的意义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认为这一过程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无法简单扭转挽回，而其所造成的的后果顶多只是减轻，却不能完全解决？他是否将此——科层组织化过程的技术成分看的如此重要，以至他相信技术会决定政治经济结构，而不是正好相反？是否在他看来，所有今日的支配形式有朝一日都会变成科层官僚支配呢？在问题之下，作者梳理出韦伯关于科层官僚制的三种形式[ 详见《理性化与官僚化》P73-p75]。
在接下来的几节中，作者主要梳理韦伯著述的三个典型案例，即现代的职业官僚阶层与中国的官僚集团（士大夫阶层）；德皇威廉二世时代官僚制度；德国社会党发展为一大型结社组织。在第一个案例中，韦伯分析出中国官僚阶级的近代化缓冲器的身份，“儒教”的双重功能和现代官僚制与传统家产官僚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借此总结出“在行政幕僚形式理性化的意义之下，科层官僚是一个旨在支配现实的文化传统中最主要的手段；现代科层官僚组织的行政幕僚表现为一种精确的工具，及一种客观上的不可或缺性”的观点。在第二个案例中，韦伯认为官僚支配在德国缺乏一个适切的政治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治与行政各自保持相对的自主性，但在一种辩证的关系下互动”的观点，作者也在这一部分梳理出韦伯的两个基本立场[ 最基本立场：
1）坚决反对将“自由”资本主义改造成国家资本主义，将“自由”的政治形塑成官僚制度。把资本主义由封建父权式的监护下解放，和使政治由官僚制的作业强制下重获自由。
2）将一个理性化的、大众民主的社会以自治原则组织起来的的想法，其在领土广大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理由为：任何形态的形式理性化将会日渐地强化群众的非专业化，使他们至少在直接有效的细节管制上被剥夺机会。]。在第三个案例中，韦伯分析政党的特征，也提出政治家和官僚的区别。因科层组织的工具性性格和政治在大众民主制度中的志愿性性质，借此提出“一个革命式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上的官僚化互相结合的后果是出现一个同质性的次文化”的观点，并得出“在大众民主制下，长期而有效率的政党政治唯有靠着科层官僚化了的政党方得以维持，而一种政治目标上的机会主义则是典型的表现”的观点。
通过三个实际案例，有效将韦伯的官僚支配观点梳理清晰。紧接着，作者提出韦伯认为的官僚支配的三个特征，即1）一种不受传统拘束、形成理性的组织架构；2）通过对与政治有关知识的独占化而得以遂行的行政垄断，架空了统治者的权力；3）一个适应现世的意识形态。
在最后的篇幅中，作者主要就韦伯的方法论进行了梳理，从而完成对韦伯官僚支配观点的梳理过程。
参考文献：
1.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日]佐藤庆幸：《官僚制社会学》，朴玉、苏东花、金洪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主要参考第三章，p70-p86。
（翻到了完任务式读书笔记，那就放在这里记录一下咯）
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韦伯主要是从官僚制化在世界史上的发展视角出发，研究世界史的理性化。在韦伯官僚制理论本后，存在着他在本能上对于自由的取向。因此，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在韦伯的自由观中，韦伯是认为自由的可能性是存在于价值的多元化中的，但官僚制化的结果就是人的自由的丧失。我认为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便有效的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
韦伯的官僚支配观点主要出于技术的理性化。与理性技术相适应，由掌握了具有永久性的即理性的专业教育和训练的专业官僚来管理现代生活的不可避免性，是现代社会的普遍命运。官僚制发展的结果，是“政治远离”，即“意识形态的终结”，政治对人类的疏远。然而意识形态的终结，正是对多元化价值的否定，因而人类自由价值便失去。此时一切问题都转化为技术上的行政管理问题。
第二部分脉络：
施路赫特在本书着重梳理“理性化”与“官僚化”在韦伯理论中的内容和地位。笔者主要从本书第二部分，即官僚制与民主（韦伯论政治效率与政治自由之关系）入手，主要介绍韦伯现代政治官僚支配的观点，并以韦伯著述中的三个典型案例论证。
第二部分以一个问题展开，即基于人类共同生活及其历史组织的理论层次，为什么韦伯不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必然会没落，也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解决人支配人问题的决定性一步。借此提出本文观点，即韦伯的这种看法与他假定社会关系皆有组织的需要性有一般性的关联，而与他对现实支配的理性主义和现代科层官僚制支配间之关系的论断则有特殊性的关联。
在接下来的一节中，作者主要比较韦伯和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层支配问题的主要意见为科层官僚支配是受到经济制约的某一特定阶级状况在政治上的反映
1）科层制或官僚支配是阶级力量均衡的结果
2）科层官僚——基于其内部矛盾而注定要崩溃——资本主义最后且最彻底的政治形式，这种资本主义继续开放性的权威主义，以阻止资本主义在自我获利过程中产生革命潜力的发展。
这两个考虑可以总结为官僚支配是受到经济制约的阶级对立状况在政治上最终极的表现，或者技术不成熟，或者以技术成熟的中央集权及国家权力自主化的形式出现。唯有经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方能使支配减低到技术上的必要程度以内。]在科层支配层面的观点。一方面，韦伯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科层官僚的关系讨论，也同意这一过程侵入到社会所有层面时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官僚化对韦伯而言，一方面是生活引导理性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官僚化象征着早期资本主义向着一个“铜墙铁壁的时代”过渡。但另一方面，尽管同样相信官僚化日渐使人类在解决生活条件的问题上的限制，但不认为官僚化的倾向可以借着向理性的社会主义过渡而停顿下来，反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后这种科层官僚化更会加强。在这一部分，韦伯认为社会主义在两个问题上的幻想：1）社会主义低估在高生产力的经济中，谋利之生产与“公平”分配之冲突。借助指令式的管理来取代自我调整的市场法则，这其实只能“减轻”问题的尖锐程度；2）在高度效率的组织中专家与组织成员自我做主要求之间的冲突。除非人们准备忍受着一种非专业性的管理形式，不计较其所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否则社会主义仍然解决不了该问题。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并非是工人统治，而是官僚阶层的支配。因此，韦伯提出自己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经济所表现出实质上的非理性，主要因为它不只单纯地满足欲望，而是要满足“购买力的欲望”；理性的社会主义之下管理经济的行政幕僚单位不但迟早会染上官僚的习气，而且奠定造成一个“新阶级”的基础。这一种独占化的过程在理性的绩效秩序下基本上无可避免。
作者紧接着追问，那么究竟是哪些理由，使得韦伯把科层制不仅仅看做资本主义结构特性的一种反映，还要赋予科层化过程更深广的意义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认为这一过程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无法简单扭转挽回，而其所造成的的后果顶多只是减轻，却不能完全解决？他是否将此——科层组织化过程的技术成分看的如此重要，以至他相信技术会决定政治经济结构，而不是正好相反？是否在他看来，所有今日的支配形式有朝一日都会变成科层官僚支配呢？在问题之下，作者梳理出韦伯关于科层官僚制的三种形式[ 详见《理性化与官僚化》P73-p75]。
在接下来的几节中，作者主要梳理韦伯著述的三个典型案例，即现代的职业官僚阶层与中国的官僚集团（士大夫阶层）；德皇威廉二世时代官僚制度；德国社会党发展为一大型结社组织。在第一个案例中，韦伯分析出中国官僚阶级的近代化缓冲器的身份，“儒教”的双重功能和现代官僚制与传统家产官僚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借此总结出“在行政幕僚形式理性化的意义之下，科层官僚是一个旨在支配现实的文化传统中最主要的手段；现代科层官僚组织的行政幕僚表现为一种精确的工具，及一种客观上的不可或缺性”的观点。在第二个案例中，韦伯认为官僚支配在德国缺乏一个适切的政治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治与行政各自保持相对的自主性，但在一种辩证的关系下互动”的观点，作者也在这一部分梳理出韦伯的两个基本立场[ 最基本立场：
1）坚决反对将“自由”资本主义改造成国家资本主义，将“自由”的政治形塑成官僚制度。把资本主义由封建父权式的监护下解放，和使政治由官僚制的作业强制下重获自由。
2）将一个理性化的、大众民主的社会以自治原则组织起来的的想法，其在领土广大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理由为：任何形态的形式理性化将会日渐地强化群众的非专业化，使他们至少在直接有效的细节管制上被剥夺机会。]。在第三个案例中，韦伯分析政党的特征，也提出政治家和官僚的区别。因科层组织的工具性性格和政治在大众民主制度中的志愿性性质，借此提出“一个革命式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上的官僚化互相结合的后果是出现一个同质性的次文化”的观点，并得出“在大众民主制下，长期而有效率的政党政治唯有靠着科层官僚化了的政党方得以维持，而一种政治目标上的机会主义则是典型的表现”的观点。
通过三个实际案例，有效将韦伯的官僚支配观点梳理清晰。紧接着，作者提出韦伯认为的官僚支配的三个特征，即1）一种不受传统拘束、形成理性的组织架构；2）通过对与政治有关知识的独占化而得以遂行的行政垄断，架空了统治者的权力；3）一个适应现世的意识形态。
在最后的篇幅中，作者主要就韦伯的方法论进行了梳理，从而完成对韦伯官僚支配观点的梳理过程。
参考文献：
1.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日]佐藤庆幸：《官僚制社会学》，朴玉、苏东花、金洪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主要参考第三章，p70-p86。
（翻到了完任务式读书笔记，那就放在这里记录一下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