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文化和自复制

《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一文核心的问题是：巴厘岛人为何热衷于斗鸡？这些竞赛对他们来说，为什么有趣，为什么令人兴奋？格尔茨的论述，即是围绕着这个问题一层深一层地展开分析和阐释。在叙述之前，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个问题的重音不仅仅落在“斗鸡”上，也落在“巴厘岛人”上，相比于理解“斗鸡”，作者显然更热衷于理解“巴厘岛人”，或者说巴厘岛人和斗鸡的关系。

因此，单纯对游戏规则和游戏事实的陈述，是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的，虽然斗鸡比赛激烈血腥，但游戏本身的特性不足以解释为何巴厘岛人而非其他地区的人如此热衷这项活动，同时，人们对比赛的关注和投入并不取决于比赛现场两只鸡搏斗的精彩程度，事实上，人们对比赛的投入和关注程度在那颗椰子沉水之前就决定了。要说明这一点，就要转向斗鸡的赌博方面。

赌博是使得斗鸡的参与者和场外观众产生兴奋的关键形式。中心赌博的赌注越大，参赛的两只公鸡就越势均力敌，外围的赌博也越热火朝天，比赛也就越具有“深度”。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对于任何赌博，上面的特点都成立，因此格尔茨在赌博一节的末尾说“中心赌博是创造‘有趣的’‘深刻的’竞赛的一种方式，一种设计，但对解释游戏之所以有趣、它们令人着迷的根源及其深刻的本质来说，这并不是原因，至少不是主要的原因。”

什么是更深层的原因呢？

金钱吗？只有浅层的赌博和上瘾的赌徒才热衷金钱，而且在长时间尺度上，金钱的输赢基本相抵。真正的斗鸡者关心的并不是金钱，他们用金钱赌的实际上是地位、声望、荣誉、男子气概这些东西。在斗鸡场上，虽然是公鸡在搏斗，实际上却是比喻意义上的两个人之间的决斗，“公鸡可以是它们主人的人格的代理者，而斗鸡则是社会基体的模拟。”为了说明斗鸡与社会结构的联系，格尔茨列举了17条事实，其核心就是人们必须把赌注押在自己所属群体的鸡身上。从而，鸡事反映人事，势均力敌且赌注高的斗鸡，其实是地位相近且地位高的对手之间决斗的比喻。

实际上，这些特点在我们熟悉的大多数竞争性比赛中随处可见。就拿足球比赛来说，水平高且水平相近的球队，会制造出精彩紧张的比赛；球队所追求的也是荣誉，比如奖杯，比如冠军头衔；人们往往（虽然不是必须）会支持自己家乡的球队；无需借助公鸡的比喻，运动员在比赛中投入了自我。指出斗鸡的本体，并不能解释斗鸡乐趣的来源，因为我们仍可以问，决斗的乐趣在哪？人们为什么热衷于足球？在这里，同时也是为了回应某种假定的功能主义质询吧，格尔茨引入了“戏剧”的概念。

斗鸡无所为，如同诗歌，戏剧一样，不管是金钱还是地位，都不会改变。但是这样的游戏，却在正负相抵的茫茫黑夜里闪出光来。斗鸡可以称得上一出戏剧，一方面它模拟了社会结构，搬演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争斗；另一方面公鸡象征着男性自我，在斗鸡中展现了“死亡、男子气概、激情、自尊、失败、善行、机遇等”主题。它以一种提纯了的、聚焦的、或者总结来说就是戏剧化的形式，展现了巴厘岛人的日常生活经历。从而，斗鸡者参与到了一出关于他们自己的戏剧之中，而周围的观众，不仅是戏剧外的观众，也是戏剧内的旁观者。斗鸡“是一个他们讲给自己听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由此，我们就来到了格尔茨最后也是最具原创性的部分，他的方法论——“把文化作为一种文本的集合来检验”。斗鸡作为一个文本，浓缩并清晰展现了巴厘岛人的生活，巴厘岛人从斗鸡的情感冲击中学到了“文化的气质和个体的感知力”。戏剧模仿生活，生活反过来也模仿戏剧。我们关于自己的叙述也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性格。斗鸡，连同其他的节日和仪式，本身是巴厘岛生活、社会结构、世界观的映射，又塑造了巴厘岛人，不知不觉中就构成了文化的传递。

这种特点让我想起遗传基因的自复制。基因也是一种文本，记录了个体的全部结构性信息，它的主要活动就是“自复制”。最简单的病毒的全部生命活动，就是利用别的细胞的物质，进行自己基因的自复制，产生更多的基因（也就是病毒本身），再去自复制，这样不停延续下去。我们可以以相似的思路理解文化，斗鸡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包含着社会结构、民族性格等文化基因，通过反复举办，斗鸡完成了从上一代到下一代的自复制，文化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了自我传承。

话说回来，回到最初的问题，斗鸡的乐趣从何而来呢？就因为斗鸡戏剧化地展现了巴厘岛人的生活吗？就因为斗鸡者参与到了一出戏剧之中吗？这个问题的意思已经变得不明确了，或许我们同样可以问，美食为何有趣？见到某幅画为什么会感到有生趣？等等，趣味本身似乎不需要原因。或许我们应该把问题变成，为什么巴厘岛人而不是其他地区的人觉得斗鸡有趣？为什么巴厘岛人热衷于斗鸡而非其他活动，比如足球？这样问题似乎明白了一点，自然而然的回答就是因为其他地区的文化中没有斗鸡，因为足球不在巴厘岛人的文化当中。

这一回答似乎是一句什么都没说的废话，但是这可以让我们发问，如果足球来到巴厘岛，他们会热衷于足球吗？可以想象教会巴厘岛人足球，这样他们也许也会热衷于足球。人们常常会不理解另一个民族为何会热衷于某事，比如某个外星人看到足球比赛可能会评论道，“22个大男人追着一个皮球跑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不理解这其中的文化意味。文化给这些游戏赋予了趣味性。

发散一下，人们会从一些文化活动中获得乐趣，可能就是由于这种文化自复制的规定性决定的，如同那个人尽皆知的理论，认为性的快乐就来自于基因延续自身的“愿望”，因为那些觉得性无趣的基因，早就因为不能延续自身而灭绝了，而文化赋予那些带有文化基因的活动以趣味，也是因为惟其如此这些活动才会在人们的反复参与中实现自复制。

值得注意的是，脱离文化，很多游戏本身也是有趣味性的。没有文化的婴儿也会热衷于一些游戏。而足球之所以能风靡世界也是因为它带有一种普适的趣味。这类普适的趣味或许可以为我们揭示人类普遍的天性和特质。

会不会存在某种游戏，对于某个民族而言，因为这个游戏的主题是这个民族的文化毫不关心的，所以这个民族无论如何也不会对这个游戏产生兴趣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能把这个游戏原封不动地教给这个民族，实际上就改造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如同基因工程一般，把一些文化特质注入了这个民族之中，也因此增加或改造了这个民族的趣味。然而实际上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文化在吸收外来的基因时也把它改造成了自己的一个样本，就如同《历史之岛》中夏威夷人视库克船长的到来为罗诺神的回归，放在这里的语境下，那也是夏威夷神话的一个自复制。文化的自复制不光发生在时间的尺度上，也发生在共时的不同层次和方面上。

我们可以把人类活动分为生产和游戏两个方面。生产活动的追求在生产之外，而游戏的趣味只在游戏之内。对生产可以问意义何在，效用是什么，但游戏则是只有趣味而无意义的。生产是有所为而为，游戏是无所为而为。当然这两个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作为游戏讨论的斗鸡，也有着为学校募集资金的作用。功能主义从生产的角度看问题，注重文化的效用，但当面对斗鸡这样并不造成任何实际结果的游戏，功能主义就说不出什么了。格尔茨敏锐地抓住了游戏的特性，不去探讨它的功能，而只是把它看做“就什么说点什么”的形式，粗看起来，似乎只是简简单单地复制，游戏复制生活。细究起来，一方面，它通过艺术的形式对生活进行了提纯，从而更清晰地展现了生活；另一方面，后来人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继承了前人的生活态度等等特质。通过翻滚起来的自复制，文化延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