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简牍：书写材料与行政制度

前两年看过同一作者的《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印象颇深：原来木简竹简里面藏着那么多有意思的学问。那是一本普及读物，但写得真是好看。连同上面介绍的《秦汉帝国》，不得不说，日本的优秀学者真的很愿意、而且有能力为读者贡献通俗读物，在这方面中国学界好像还是差了一大截。

按照作者的定位，《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其实是“書記の文化史”，而《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属于“書記の政治制度史”。大体翻阅了一遍，感觉还是很有收获。比如说“以亭行”和“以邮行”的区别，比如如何解释“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的矛盾，比如简牍长短的意义。举一个具体一点的例子，《论语》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被当作儒家愚民思想而大遭挞伐（当然我一点都不懂、也不喜欢什么国学和所谓新儒家）。如果回到历史，特别是本书所指出的，在文书行政面向官吏而不是民众的条件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很普通的一句话，大意是：有什么不能做的、禁止做的，就得告诉民众，让他们知道，没有明文禁止、不让做的，就任其自然。

当然本书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秦汉帝国处在一个以简牍传送政情的时代，而简牍这种文书材料有它的独特性，作者称之为“视觉简牍”，就不是拘于内容来考察，而是从它的形态和功能来考察文书行政。

作者指出，公元2世纪初蔡伦改进了纸张制造的工艺，由此开始了漫长的纸张取代简牍的过程。东汉末年，简牍书册还相当普遍，直到4世纪初书籍基本上用纸张书写。也就是说，纸与简牍并行的年代持续了两百多年。作者认为，册书简牍消失于东汉末年，而随着书写材料的演变，汉代文书帝国走向终结。这两者是否存在作者所说的对应和因果关系，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而作者提出这个问题，展示出本书的议题背后的视野和旨趣。

附带说一句，在中西书局微信公众号看到童岭兄主编的“中国中古学术思想书系”第一辑第二种即是冨谷至先生的《汉简语汇考证》，这是他在《文书行政的汉帝国》跋文里预告的，不禁为之一叹。

末了，说两个瑕疵，一是“公诸于众”（应作“公之于众”），一是把“夏鼐”写作“夏鼎”，前者出现了很多次，后者就我印象所及就有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