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说版的“北魏史”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说来惭愧。在开始本次的专题阅读之前，笔者对北魏历史的了解，仅仅“略高于”中学教科书水平。中学教科书里的北魏，重点谈的是孝文帝汉化改革，诸如迁都洛阳、学说汉话、与汉人通婚等等，认为这是民族大融合，是社会的进步。另外，再介绍云岗石窟，说是文化上的成就。仅此而已。
而“略高于”怎么理解呢？这是指课外部分。学生时曾读过购于街头小摊的故事会性质的历史故事书，谈到冯太后（文明太后）专权，淫乱后宫。当时重点关注了后者。（文稿初发在书友群里，有书友看了，引起共鸣。看来，“同学骚年都很贱”）
所以说，认识是极度浅薄的。
而一个多月下来，从讲谈社（川本芳昭）到田余庆，到罗新，再到李凭，或许可恬不知耻地套用一下“吴下阿蒙”的典故吧！
回到正题之前，忍不住还是得八卦一番。最初知道李凭的这部《北魏平城时代》，就是因为一则八卦。查了日记，竟然已是2015年9月份的事情。真是岁月如梭，“不知老之将至”。当月有两桩发生在高校的八卦。一是人大历史系硕士郝相赫“被逐师门”，二是复旦历史系老师徐冲“出轨门”。巧合的是，这两扇门竟然都跟北大的阎步克教授沾上边，有人戏称他“两次躺枪”。
跟本文有关的是前一则八卦。事情大致是这样的：9月份刚入学的人大历史系郝相赫同学（估计也跟笔者一样，是个爱阅读而又喜欢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好孩子），在读到李凭的《北魏平城时代》时，对作者分析的思路非常钦佩，读后很有感想。所以呢，在微信朋友圈打卡（也跟笔者有同样的癖好），写下评论：“李凭先生的书年轻时对北魏史料掌握得不熟悉因而没读懂，今天再重读才读出味道来。我曾嘲笑田教授一代宗师，门下却不是庸才（阎步克，韩sf之流），就是不愿意当黄种人的汉奸。直到读了李凭先生的书，这个观点再也不成立了。可惜如此英俊却南下澳门了，真有衣冠南渡之感。”
谈谈阅读感受嘛，又不是“妄议中央”，当然可以“随意”的了。事情坏就坏在，郝同学加了导师的微信，却又不将这条评论设为“部分可见”或者“不给谁看”。其导师孙家洲教授自然就看到了，并且勃然大怒（至今不知道他为何而怒），甚至发表公开信（《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宣称断绝师生关系。这下祸闯大了。郝同学惊慌之余，写了《事件说明》，公开道歉。至于后来怎么处理的，没有关注到。估计现在已经快完成学业了吧，或者在通往博士的路上高歌。在笔者看来，此一事件足可载入《世说新语》。
那么，李凭的这部《北魏平城时代》到底有没郝同学说得这么好呢？笔者刚刚读毕，可以浅谈阅读感受。完全是“野狐禅”，无导师之忧，信笔由缰，可以爽快地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读这本书之前，笔者读了田余庆的《拓跋史探》。竟然歪打正着，这个顺序对了。李凭的这个研究，就是基于导师田余庆的基础上做的。可以这么说，李凭确实得到老师的真传。但是，跟老师的差距还是巨大的。读田余庆的文章，紧凑，无一句废话，无一字可删。而李凭的文字，非常地啰嗦，能把人给绕晕了。有个阅读感受很明显，本书前后部分判若两书，前三分之二，丝丝入扣，引人入胜。后三分之一（第五、六章），讨论“京畿概况”、“宗主督护”，读来枯燥乏味，粗略翻过。读了后记才知道，枯燥的后两章，是他山西大学的硕士论文，精彩的前部分则是他北大博士时在导师田余庆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真是高下立见。
下面整理前四章的阅读笔记：
第一章“皇权初建”，根据史籍上留下的蛛丝马迹，拼接出幼年道武帝在灭国后“罪徙蜀地”、“再迁长安”的经历。而这一段历史（当然包括道武帝母贺氏上嫁公爹什翼犍的秘事），是北魏当局视为“耻辱”与“丑陋”而加以遮掩的。作者抽丝剥茧，引人入胜。读着停不下来的感觉。当然，很多都是周一良的研究成果，作者只是引用转述，因为没读过周著，所以视作为原创，兴趣盎然。这章还对“离散诸部”进行考证。此一话题，田余庆在《拓跋史探》中也有提及，但没这么系统详细。读后厘清好些问题。
第二章之“太子监国”。“太子监国”乃古制（春秋时期即有记载），是为权宜之计，但成为固定的制度，却是北魏平城时代的政治特色之一。它是道武帝为了破除“兄终弟及制”（草原部落旧传统），让中原式的父子继承制得以顺利实施而想出来的策略。但在后来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证明是有悖初衷的。这一制度在北魏明元、太武两朝推行，结果到第二代就出了问题，酿成父子（太武帝和太子晃）相残的悲剧，皇权和东宫集团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所谓的“正平事变”。太子死后不久，太武帝也被阉官宗爱谋杀。于是，原本被压制的后权趁虚伸张，经由乳母干政而达到太后临朝听政的政治状况。道武帝的一切谋划，彻底失败。
这一章的“拓跋焘为太子考”、“太子焘监国考”，考证详细，但有些绕，好几个地方反复看了几遍。特别是考证道武帝兄弟这部分。
第三章“乳母干政”。其中的“子贵母死”话题是田余庆提出来，并加以考证推断过的。作者顺着这个思路下来，但阐述得更为系统。由常氏的发迹到权倾朝野，冯氏（文明太后）的立后到临朝听政，整个过程分析得极为透彻。还考察了更早前的历史，太武帝的保母惠太后窦氏，道武帝母亲贺氏，部落时代的慕容氏、祁氏，历史渊源追溯到代国时代，说明这是“恒代之遗风”，是拓跋部社会中母权制的遗俗。读来欲罢不能。
第四章“太后听政”，谈到孝文帝是否私生子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初我是在“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五卷川本的《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里读到的，川本芳昭指出，文明太后与孝文帝拓跋宏的关系，是北魏历史的一个大谜团。通过对文本（《魏书》等）的分析，他提供了一个解释，文明太后与孝文帝是母子关系（而非祖孙），是文明太后与献文帝拓跋弘所生。因为游牧民族有传统（这让我想到了王昭君事）。尽管骇人听闻，但还是有一点相信了。之后读田余庆先生的《拓跋史探》，他没谈到两人的关系问题，但探讨了“子贵母死”制度。这破除了我的“迷信”，认定川本的“假说”为假。此番读到李凭的《北魏平城时代》，设置专章加以辨析。由作者梳理得知，最早怀疑孝文帝是文明太后私生子的是吕思勉，随后是日本学者大泽阳典，还有台湾学者郑钦仁等，几成定论。这里的“私生子”是说文明太后与男宠所生，与川本认为的不是同一回事。同样是通过文本解读，李凭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持“孝文帝非私生”论，并解释了“高祖不知所生”这句背后隐含的意思。李凭的分析，也不是很让人信服。只能说各种说法，各有道理。听则听矣。当八卦谈可也。
作者的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分析，却令我信服。除了中学历史教科书所提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外，作者还提到了不可忽视甚至起重要作用的感情因素。“文明太后去世三年以来，皇权虽然重新伸张，但是母权阴魂未散，文明太后的势力尚能制约政局，孝文帝正是为了尽快的摆脱这种旧的氛围，才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迁都的决断。”完全认同。
总而言之，李凭这部《北魏平城时代》还是很值得一读的。有个建议，最好是先读田余庆的《拓跋史探》。相信收获会更多。
而“略高于”怎么理解呢？这是指课外部分。学生时曾读过购于街头小摊的故事会性质的历史故事书，谈到冯太后（文明太后）专权，淫乱后宫。当时重点关注了后者。（文稿初发在书友群里，有书友看了，引起共鸣。看来，“同学骚年都很贱”）
所以说，认识是极度浅薄的。
而一个多月下来，从讲谈社（川本芳昭）到田余庆，到罗新，再到李凭，或许可恬不知耻地套用一下“吴下阿蒙”的典故吧！
回到正题之前，忍不住还是得八卦一番。最初知道李凭的这部《北魏平城时代》，就是因为一则八卦。查了日记，竟然已是2015年9月份的事情。真是岁月如梭，“不知老之将至”。当月有两桩发生在高校的八卦。一是人大历史系硕士郝相赫“被逐师门”，二是复旦历史系老师徐冲“出轨门”。巧合的是，这两扇门竟然都跟北大的阎步克教授沾上边，有人戏称他“两次躺枪”。
跟本文有关的是前一则八卦。事情大致是这样的：9月份刚入学的人大历史系郝相赫同学（估计也跟笔者一样，是个爱阅读而又喜欢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好孩子），在读到李凭的《北魏平城时代》时，对作者分析的思路非常钦佩，读后很有感想。所以呢，在微信朋友圈打卡（也跟笔者有同样的癖好），写下评论：“李凭先生的书年轻时对北魏史料掌握得不熟悉因而没读懂，今天再重读才读出味道来。我曾嘲笑田教授一代宗师，门下却不是庸才（阎步克，韩sf之流），就是不愿意当黄种人的汉奸。直到读了李凭先生的书，这个观点再也不成立了。可惜如此英俊却南下澳门了，真有衣冠南渡之感。”
谈谈阅读感受嘛，又不是“妄议中央”，当然可以“随意”的了。事情坏就坏在，郝同学加了导师的微信，却又不将这条评论设为“部分可见”或者“不给谁看”。其导师孙家洲教授自然就看到了，并且勃然大怒（至今不知道他为何而怒），甚至发表公开信（《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宣称断绝师生关系。这下祸闯大了。郝同学惊慌之余，写了《事件说明》，公开道歉。至于后来怎么处理的，没有关注到。估计现在已经快完成学业了吧，或者在通往博士的路上高歌。在笔者看来，此一事件足可载入《世说新语》。
那么，李凭的这部《北魏平城时代》到底有没郝同学说得这么好呢？笔者刚刚读毕，可以浅谈阅读感受。完全是“野狐禅”，无导师之忧，信笔由缰，可以爽快地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读这本书之前，笔者读了田余庆的《拓跋史探》。竟然歪打正着，这个顺序对了。李凭的这个研究，就是基于导师田余庆的基础上做的。可以这么说，李凭确实得到老师的真传。但是，跟老师的差距还是巨大的。读田余庆的文章，紧凑，无一句废话，无一字可删。而李凭的文字，非常地啰嗦，能把人给绕晕了。有个阅读感受很明显，本书前后部分判若两书，前三分之二，丝丝入扣，引人入胜。后三分之一（第五、六章），讨论“京畿概况”、“宗主督护”，读来枯燥乏味，粗略翻过。读了后记才知道，枯燥的后两章，是他山西大学的硕士论文，精彩的前部分则是他北大博士时在导师田余庆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真是高下立见。
下面整理前四章的阅读笔记：
第一章“皇权初建”，根据史籍上留下的蛛丝马迹，拼接出幼年道武帝在灭国后“罪徙蜀地”、“再迁长安”的经历。而这一段历史（当然包括道武帝母贺氏上嫁公爹什翼犍的秘事），是北魏当局视为“耻辱”与“丑陋”而加以遮掩的。作者抽丝剥茧，引人入胜。读着停不下来的感觉。当然，很多都是周一良的研究成果，作者只是引用转述，因为没读过周著，所以视作为原创，兴趣盎然。这章还对“离散诸部”进行考证。此一话题，田余庆在《拓跋史探》中也有提及，但没这么系统详细。读后厘清好些问题。
第二章之“太子监国”。“太子监国”乃古制（春秋时期即有记载），是为权宜之计，但成为固定的制度，却是北魏平城时代的政治特色之一。它是道武帝为了破除“兄终弟及制”（草原部落旧传统），让中原式的父子继承制得以顺利实施而想出来的策略。但在后来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证明是有悖初衷的。这一制度在北魏明元、太武两朝推行，结果到第二代就出了问题，酿成父子（太武帝和太子晃）相残的悲剧，皇权和东宫集团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所谓的“正平事变”。太子死后不久，太武帝也被阉官宗爱谋杀。于是，原本被压制的后权趁虚伸张，经由乳母干政而达到太后临朝听政的政治状况。道武帝的一切谋划，彻底失败。
这一章的“拓跋焘为太子考”、“太子焘监国考”，考证详细，但有些绕，好几个地方反复看了几遍。特别是考证道武帝兄弟这部分。
第三章“乳母干政”。其中的“子贵母死”话题是田余庆提出来，并加以考证推断过的。作者顺着这个思路下来，但阐述得更为系统。由常氏的发迹到权倾朝野，冯氏（文明太后）的立后到临朝听政，整个过程分析得极为透彻。还考察了更早前的历史，太武帝的保母惠太后窦氏，道武帝母亲贺氏，部落时代的慕容氏、祁氏，历史渊源追溯到代国时代，说明这是“恒代之遗风”，是拓跋部社会中母权制的遗俗。读来欲罢不能。
第四章“太后听政”，谈到孝文帝是否私生子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初我是在“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五卷川本的《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里读到的，川本芳昭指出，文明太后与孝文帝拓跋宏的关系，是北魏历史的一个大谜团。通过对文本（《魏书》等）的分析，他提供了一个解释，文明太后与孝文帝是母子关系（而非祖孙），是文明太后与献文帝拓跋弘所生。因为游牧民族有传统（这让我想到了王昭君事）。尽管骇人听闻，但还是有一点相信了。之后读田余庆先生的《拓跋史探》，他没谈到两人的关系问题，但探讨了“子贵母死”制度。这破除了我的“迷信”，认定川本的“假说”为假。此番读到李凭的《北魏平城时代》，设置专章加以辨析。由作者梳理得知，最早怀疑孝文帝是文明太后私生子的是吕思勉，随后是日本学者大泽阳典，还有台湾学者郑钦仁等，几成定论。这里的“私生子”是说文明太后与男宠所生，与川本认为的不是同一回事。同样是通过文本解读，李凭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持“孝文帝非私生”论，并解释了“高祖不知所生”这句背后隐含的意思。李凭的分析，也不是很让人信服。只能说各种说法，各有道理。听则听矣。当八卦谈可也。
作者的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分析，却令我信服。除了中学历史教科书所提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外，作者还提到了不可忽视甚至起重要作用的感情因素。“文明太后去世三年以来，皇权虽然重新伸张，但是母权阴魂未散，文明太后的势力尚能制约政局，孝文帝正是为了尽快的摆脱这种旧的氛围，才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迁都的决断。”完全认同。
总而言之，李凭这部《北魏平城时代》还是很值得一读的。有个建议，最好是先读田余庆的《拓跋史探》。相信收获会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