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家开普勒为爱发声：我妈妈才不是女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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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普勒的时代，几乎人人都相信女巫和魔鬼的存在。自然气候骤变导致多年来冬、春两季异常寒冷，夏季阴冷潮湿，因此那几年的粮食接连歉收。16世纪人口的激增使资源更加短缺、就业更加困难，物价飞涨、饥荒爆发、瘟疫和疾病肆虐。
在一些地区，人们互相怀疑对方会巫术，这种可怕的想法蚕食着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身体接触或最普遍的礼物交换，例如一个苹果、一块蛋糕或一杯酒，都能造成伤害。邻居、家人、朋友或当地的雇工都可能是女巫。女巫们在安息日当天一起参加魔鬼的“黑弥撒”。16世纪大量的画作和文章把女巫固化成一个骑着扫帚的丑陋老巫婆：嫉妒年轻女子的容貌，热衷于让孕妇流产，在安息日和魔鬼疯狂共舞，进而激起人们对女巫的恐惧，甚至大肆屠杀被指控为女巫的人。
众所周知，准确统计被处死的女巫难上加难，就算是最保守的估计，死亡人数也大得惊人。1500至1700年间，欧洲审判了约73 000名“行巫术”者，处决了40 000至50 000人。从1560年至“猎杀女巫”运动结束，德国共处决了约22 000至25 000人。
* * *
1615年12月9日，刚过完44岁生日的开普勒正准备同家人一起庆祝新年。就在这时，一位信使送来一封三个月前由开普勒妹妹寄出的信。这位德高望重的数学家（开普勒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御用数学家）迅速拆开了已破旧不堪的信封，信中写道：
哦！亲爱的哥哥！救命啊，我们的妈妈被诬陷为女巫啊！天啊，哥哥，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指控的人太多了，声势浩大，仿佛下一秒就要把母亲抓起来了，就连我们的长官也参与了指控！哥哥，怎么办啊！快救救我们吧，快救救妈妈啊，她年纪那么大，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
信中所述之事是当年8月发生的，但妹妹并未立刻告知他，这让开普勒勃然大怒。他同时敏锐地意识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实际上，对开普勒母亲卡塔琳娜的指控中，莱昂贝格小镇的24名目击者将出庭作证，其中一名目击者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教师，和开普勒还是校友。这名教师抱怨那个不识字的寡妇，也就是卡塔琳娜，总缠着他，请他帮忙读开普勒从布拉格寄来的信。他还称卡塔琳娜会神奇地从一扇关着的门里穿出来，要求他帮忙写回信。据说，有一天这名教师在去往教堂的路上被卡塔琳娜拦了下来，她恳求道：“我家地窖存有一坛美酒，您一定要来品尝，以感谢您对我的帮助。”该教师抿了一口酒之后发现自己的双腿开始疼痛，后来疼痛加剧，必须拄着拐杖才能走路，到最后完全瘫痪了。
* * *
1620年8月7日凌晨，在《世界的和谐》出版一周年的日子，睡梦中的卡塔琳娜（天文学家开普勒的母亲）被女儿叫醒，说莱昂贝格地方长官正带着人来逮捕她，让她赶紧藏起来。
当他们发现卡塔琳娜时，年满七十三岁的老妪全身赤裸，躲在床下，身上还盖了一个大箱子。地方长官随即下令把她关进监狱。从指控到最后的审判，卡塔琳娜的案子持续了六年，而开普勒正处在事业的巅峰。
卡塔琳娜是个没文化的寡妇，家里不算穷，常年生活在信奉路德宗的小镇。她和成千上万的德国妇女一样，不得不在晚年接受审判。卡塔琳娜坚决否认对自己的指控，辩解称从未想过用毒酒去谋害朋友和邻居。这种指控就像传染病一样在镇子弥漫，开普勒一家也不例外。
如果卡塔琳娜的孩子们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团结一致、共同对外，那么至少是令人欣慰的。但实际上面对母亲的不幸和审判的压力，儿女的反应各不相同。
母亲的入狱会危及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开普勒对此心知肚明。而且他的很多主张和当时的主流思潮格格不入。
1616年1月，开普勒在写给莱昂贝格地方法官的信中表明，自己深爱着母亲卡塔琳娜，她已是垂暮之年，过不了几天好日子了。他还承认自己担心母亲是受到别人蛊惑才发表过激言论，这正好给了那些半吊子法官折磨她的借口，她甚至会因此丢掉性命。从信中能看出开普勒对自己和母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情绪：
这些人厚颜无耻，除了无端指控我的母亲，还想把我拖下水，说我收藏了违禁艺术品。我不知道这帮人是不是吃错药了，要把我15年来在皇家工作的心血毁于一旦，还想置我母亲于死地。
即使在当时，此种表述也极为罕见，字里行间透露出开普勒的焦虑之情。
开普勒在1619年刚出版了《世界的和谐》时还没有选择为母亲辩护，他当时甚至突然宣称这一切都是母亲“咎由自取”。当指控转为审判后，他最小的弟弟克里斯托夫内心也充满了矛盾，开始对母亲的清白存疑。身为工匠的克里斯托夫在当地还小有名气，为了避免名誉受损，他自私地放弃了对母亲的支持，退出了辩护。
他担心这次审判不仅会摧毁自己辛苦得来的一切成就，还会让母亲永无翻身之日，所以开普勒用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作保，请求能回到符腾堡亲自为母亲辩护。接下来，他将从朋友、赞助人及他的支持者那里寻求帮助，直到他最终打赢这场官司。而在当时，没有一个公众知识分子愿意面对此种困境。开普勒搁置手头的一切工作，打点好自己的书籍、著作和仪器，举家从林茨迁到了德国南部的莱昂贝格小镇。尽管开普勒在随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想尽办法去救出母亲，但就连他最要好的朋友也认为他的母亲在劫难逃。
有关嫌犯的谣言有时会持续数年，这让很多家庭战战兢兢、承受极大的压力。如果家中某一女性成员受审，那么其余男性成员的行为就显得至关重要，他们可以选择落井下石，也可以极力营救。
面对卡塔琳娜的遭遇，亲属们除了表现出怜悯和关爱，还伴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恐惧、自我否定、罪恶感以及羞耻感。母亲被指控为女巫，儿女不同的反应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幕剧中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角色，更混杂了幻想和憧憬。
也许我们能从卡塔琳娜和开普勒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家人中有依靠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的，有不离不弃的，也有狠心抛弃的。
书中对于卡塔琳娜的审判的描写也能让我们认识到亲属的本质：亲属就是爱着你的爱、痛着你的痛（不论是实际感受还是在精神上支持）。
* * *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儿子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营救被诬陷为女巫的寡妇母亲的故事。
作者尤林卡·罗布莱克系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带着其一贯的幽默把开普勒为母洗污的发展脉络一一铺成开来，我们跟随她的笔触可以体会开普勒从犹豫退缩到坚定为母而战的内心变化。但尤林卡教授并不局限于此，她凭借自己丰富的知识体系，以小见大，以这一案件为切入点将我们带入了欧洲“猎杀女巫”的狂潮当中，带我们领略当时的社会文化风俗。在她的描写中我们仿佛可以切身感受17世纪人们的怕与爱。
在一些地区，人们互相怀疑对方会巫术，这种可怕的想法蚕食着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身体接触或最普遍的礼物交换，例如一个苹果、一块蛋糕或一杯酒，都能造成伤害。邻居、家人、朋友或当地的雇工都可能是女巫。女巫们在安息日当天一起参加魔鬼的“黑弥撒”。16世纪大量的画作和文章把女巫固化成一个骑着扫帚的丑陋老巫婆：嫉妒年轻女子的容貌，热衷于让孕妇流产，在安息日和魔鬼疯狂共舞，进而激起人们对女巫的恐惧，甚至大肆屠杀被指控为女巫的人。
众所周知，准确统计被处死的女巫难上加难，就算是最保守的估计，死亡人数也大得惊人。1500至1700年间，欧洲审判了约73 000名“行巫术”者，处决了40 000至50 000人。从1560年至“猎杀女巫”运动结束，德国共处决了约22 000至25 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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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年12月9日，刚过完44岁生日的开普勒正准备同家人一起庆祝新年。就在这时，一位信使送来一封三个月前由开普勒妹妹寄出的信。这位德高望重的数学家（开普勒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御用数学家）迅速拆开了已破旧不堪的信封，信中写道：
哦！亲爱的哥哥！救命啊，我们的妈妈被诬陷为女巫啊！天啊，哥哥，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指控的人太多了，声势浩大，仿佛下一秒就要把母亲抓起来了，就连我们的长官也参与了指控！哥哥，怎么办啊！快救救我们吧，快救救妈妈啊，她年纪那么大，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
信中所述之事是当年8月发生的，但妹妹并未立刻告知他，这让开普勒勃然大怒。他同时敏锐地意识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实际上，对开普勒母亲卡塔琳娜的指控中，莱昂贝格小镇的24名目击者将出庭作证，其中一名目击者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教师，和开普勒还是校友。这名教师抱怨那个不识字的寡妇，也就是卡塔琳娜，总缠着他，请他帮忙读开普勒从布拉格寄来的信。他还称卡塔琳娜会神奇地从一扇关着的门里穿出来，要求他帮忙写回信。据说，有一天这名教师在去往教堂的路上被卡塔琳娜拦了下来，她恳求道：“我家地窖存有一坛美酒，您一定要来品尝，以感谢您对我的帮助。”该教师抿了一口酒之后发现自己的双腿开始疼痛，后来疼痛加剧，必须拄着拐杖才能走路，到最后完全瘫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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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年8月7日凌晨，在《世界的和谐》出版一周年的日子，睡梦中的卡塔琳娜（天文学家开普勒的母亲）被女儿叫醒，说莱昂贝格地方长官正带着人来逮捕她，让她赶紧藏起来。
当他们发现卡塔琳娜时，年满七十三岁的老妪全身赤裸，躲在床下，身上还盖了一个大箱子。地方长官随即下令把她关进监狱。从指控到最后的审判，卡塔琳娜的案子持续了六年，而开普勒正处在事业的巅峰。
卡塔琳娜是个没文化的寡妇，家里不算穷，常年生活在信奉路德宗的小镇。她和成千上万的德国妇女一样，不得不在晚年接受审判。卡塔琳娜坚决否认对自己的指控，辩解称从未想过用毒酒去谋害朋友和邻居。这种指控就像传染病一样在镇子弥漫，开普勒一家也不例外。
如果卡塔琳娜的孩子们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团结一致、共同对外，那么至少是令人欣慰的。但实际上面对母亲的不幸和审判的压力，儿女的反应各不相同。
母亲的入狱会危及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开普勒对此心知肚明。而且他的很多主张和当时的主流思潮格格不入。
1616年1月，开普勒在写给莱昂贝格地方法官的信中表明，自己深爱着母亲卡塔琳娜，她已是垂暮之年，过不了几天好日子了。他还承认自己担心母亲是受到别人蛊惑才发表过激言论，这正好给了那些半吊子法官折磨她的借口，她甚至会因此丢掉性命。从信中能看出开普勒对自己和母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情绪：
这些人厚颜无耻，除了无端指控我的母亲，还想把我拖下水，说我收藏了违禁艺术品。我不知道这帮人是不是吃错药了，要把我15年来在皇家工作的心血毁于一旦，还想置我母亲于死地。
即使在当时，此种表述也极为罕见，字里行间透露出开普勒的焦虑之情。
开普勒在1619年刚出版了《世界的和谐》时还没有选择为母亲辩护，他当时甚至突然宣称这一切都是母亲“咎由自取”。当指控转为审判后，他最小的弟弟克里斯托夫内心也充满了矛盾，开始对母亲的清白存疑。身为工匠的克里斯托夫在当地还小有名气，为了避免名誉受损，他自私地放弃了对母亲的支持，退出了辩护。
他担心这次审判不仅会摧毁自己辛苦得来的一切成就，还会让母亲永无翻身之日，所以开普勒用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作保，请求能回到符腾堡亲自为母亲辩护。接下来，他将从朋友、赞助人及他的支持者那里寻求帮助，直到他最终打赢这场官司。而在当时，没有一个公众知识分子愿意面对此种困境。开普勒搁置手头的一切工作，打点好自己的书籍、著作和仪器，举家从林茨迁到了德国南部的莱昂贝格小镇。尽管开普勒在随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想尽办法去救出母亲，但就连他最要好的朋友也认为他的母亲在劫难逃。
有关嫌犯的谣言有时会持续数年，这让很多家庭战战兢兢、承受极大的压力。如果家中某一女性成员受审，那么其余男性成员的行为就显得至关重要，他们可以选择落井下石，也可以极力营救。
面对卡塔琳娜的遭遇，亲属们除了表现出怜悯和关爱，还伴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恐惧、自我否定、罪恶感以及羞耻感。母亲被指控为女巫，儿女不同的反应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幕剧中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角色，更混杂了幻想和憧憬。
也许我们能从卡塔琳娜和开普勒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家人中有依靠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的，有不离不弃的，也有狠心抛弃的。
书中对于卡塔琳娜的审判的描写也能让我们认识到亲属的本质：亲属就是爱着你的爱、痛着你的痛（不论是实际感受还是在精神上支持）。
* * *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儿子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营救被诬陷为女巫的寡妇母亲的故事。
作者尤林卡·罗布莱克系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带着其一贯的幽默把开普勒为母洗污的发展脉络一一铺成开来，我们跟随她的笔触可以体会开普勒从犹豫退缩到坚定为母而战的内心变化。但尤林卡教授并不局限于此，她凭借自己丰富的知识体系，以小见大，以这一案件为切入点将我们带入了欧洲“猎杀女巫”的狂潮当中，带我们领略当时的社会文化风俗。在她的描写中我们仿佛可以切身感受17世纪人们的怕与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