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入门
皮锡瑞《经学历史》可谓是“经学之导言”，如欲了解儒家经典，此书是基础，亦极为重要。
经学在成为一门学问可追溯到西汉初年，自此，后世对经典的注释、注疏、阐述可谓汗牛充栋。对经学的研究因立场不同，研究方法相异而略分为三大派：西汉今文学（偏重微言大义）、东汉古文学（名物训诂）和宋学（心性理气）。
当然亦有其他分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分为汉学和宋学，江藩、阮元皆取该说。
刘师培在《经学教科书》将其分为四派。按历史时期划分，颇有问题，因为同一时期今古文皆有，不能一概而论。
“皮氏治经，宗今文，但持论平允。”
《经学历史》一书立场是今文学，因此读该书必须尤其注意皮氏对宋学，古文学的评论，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此外，皮氏是经学家，非史学家，该书史料搜集未必完备，或有不妥之处。作者并未能完全客观，多有主观评价。
本书按历史大背景，将经学发展分为十大时期。所谓“经学十变”。 经学开辟时代、经学流传时代、经学昌明时代、经学极盛时代、经学中衰时代、经学分立时代、经学统一时代、经学变古时代、经学积衰时代、经学复盛时代。
一 经学开辟时代
“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
在皮氏看来，经学自孔子删定《六经》后才有，只有认同孔子作《六经》，才可以研究经学，否则立不住脚。对于东汉“始疑不当疑”表示不赞同，不过东汉多认为周公是经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学者章学诚亦赞同。
【《仪礼》17篇乃孔子手定；《诗》《书》皆孔子删定后列于经；《易》是孔子作《卦爻辞》（也即“十翼”）阐发义、文之旨，使《易》不只是一部占筮之书；《春秋》则经过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不再只是记事之书；至于《周礼》作者则站在今文家立场持怀疑态度，认为其未必出于周公。】
“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
“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
汉代认为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退而“删定六经”，为汉定道，为汉制作。（常见于《纬书》，如《春秋纬·演孔图》）汉代朝廷议政、议礼，无不征经。汉武帝后，以经取士。汉以后，不明孔子作“六经”之旨。仅把孔子视作整理文献之传承者，而对其“微言大义”则不明晰，甚至恣意删减经文，疑经惑古（如王安石认为《春秋》为断烂朝报之书。）或尊周公、伏羲、文王以压孔子。“始于疑经，渐至非圣。”“经学不明，孔教不尊。”“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此乃皮氏站在今文学家立场言经。】
“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 ”惟是《左氏》浮夸，未必所言尽信。”
“删定《六经》之旨，见于《史记》。”
“孔子出而有经之名。”
“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故作“六经”在于“以教万世”。
“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
对于《左传》所载的“元亨利贞”之解等，皮氏认为系其作者浮夸，未必可信。且所谓伏羲、神农、皇帝之典籍除已被证明为伪书的，许多距时代遥远，又缺乏文献，不足为据。“是汉人以为《诗》、《书》皆孔子所定，而《易》与《春秋》更无论矣。”【皮氏列举《礼记·经解》《庄子·天运篇》《经典释文》证“孔子时正名为经之证” 驳龚自珍、刘歆、杜预之说。】
《史记》记有孔子“删定六经”之旨，孔子周游列国自卫反鲁后知其政治抱负难以实行，于是转而通过发展教育，孔门设教，教授“六经”，蕴含其“大义”。
二 经学流传时代
“经名昉自孔子，经学传于孔门。” “诸儒皆不传，无从考其家法；可考者，惟卜氏子夏。”
【《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不过“诸儒皆不传，无从考其家法；可考者，惟卜氏子夏。” 也即唯有子夏家法可考。（《容斋随笔》《经义考》亦记有）】
《史记 儒林传》曰：“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惟荀卿传经之功甚巨。”
“是荀子能传《易》、《诗》、《礼》、《乐》、《春秋》，汉初传其学者极盛。”
【《史记》记孟、荀传经皆遵循孔子之道并且于当时扬名，不过后世传经荀子之功最为卓著，多经都与荀子关系密切。】
墨子、《吕氏春秋》、战国三教九流百家引古籍多在现《六经》中之外，乃因孔子删定后的结果，在当时他们引用的是未经删定的，不足为奇。因此从侧面反证出孔子删定六经而后有“经”之名。
“秦政晚谬，乃致燔烧；汉高宏规，未遑庠序。”
“至孝惠之时，乃除挟书之律。”
【秦焚书坑儒后，经书流传中断，汉初又以“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直至孝惠帝除挟书律前这期间，经学几近中断。仅只有《易》因其为占筮之书得以流传。孝惠帝时依然未引起重视，孝文帝时伏生受《尚书》，《诗》萌芽，始立学官，置博士。】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乃孔子所手定，得称为经。”
三、经学昌明时代
“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
“特至武帝，五经博士始备。此昌明经学一大事。”
“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
“欲兴经学，非导以利禄不可。古今选举人才之法，至此一变，亦势之无可如何者也。”
“刘歆称先师皆出于建元之间；自建元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其后五经博士分为十四”
“汉人治经，各守家法；博士教授，专主一家。”“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
“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
“刘歆欲立古文诸经，故以增置博士为例。然义已相反，安可并置；既知其过，又何必存；与其过存，无宁过废。强词饰说，宜博士不肯置对也。”
“汉时之争请立学者，所见甚陋，各怀其私。一家增置，余家怨望；有深虑者，当豫绝其萌，而不可轻开其端矣。”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
“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
“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此汉、宋之经学所以分也。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
“学者先读三书，深思其旨，乃知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大义微言，以视章句训诂之学”
“太史公书成于汉武帝时经学初昌明、极纯正时代，间及经学，皆可信据。”
“尊孔子者，必遵前汉最初之古义，勿惑于后起之歧说。与其信杜预之言，降孔子于配享周公之列；不如信孟子之言，尊孔子以继禹、周公之功也。”
四、经学极盛时代
“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
表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以极盛者，此其一。
汉末太学诸生至三万人，为古来未有之盛事。经学所以极盛者，又其一。
“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孔教已定于一尊矣。然武帝、宣帝皆好刑名，不专重儒。”“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
“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
“孔子道在《六经》，本以垂教万世；惟汉专崇经术，犹能实行孔教。”
“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其时人主方崇经术，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虽未必能如周宣之遇灾而惧，侧身修行，尚有君臣交儆遗意。”“汉儒言灾异，实有征验。”“五经之义，皆以谶决。”“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
“匈奴亦遣子入学。”
范蔚宗论之曰：“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
“观汉之所以盛与所以衰，皆由经学之盛衰为之枢纽。然则，立学必先尊经；不尊经者，必多流弊。后世之立学者可以鉴矣。”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
“惟汉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为旷世一见之典。”
“后汉取士，必经明行修；盖非专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
“后汉经学盛于前汉者，有二事。一则前汉多专一经，罕能兼通。”“一则前汉笃守遗经，罕有撰述。章句略备，文采未彰。”
至郑君出而遍注诸经，立言百万，集汉学之大成。
“经学之盛，由于禄利”
““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弊正坐此。”
“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家法从师法分出。”
“然师法别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颛家；如干既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滋，浸失其本；又如子既生孙，孙又生孙，雲礽旷远，渐忘其祖。是末师而非往古，用后说而舍先传；微言大义之乖，即自源远末分始矣。”
“盖凡学皆贵求新，惟经学必专守旧。”
五、经学中衰时代
“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
“盖以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郑学之盛在此，汉学之衰亦在此。”
“所谓郑学盛而汉学衰者；汉经学近古可信，十四博士今文家说，远有师承；刘歆创通古文，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推衍其说，已与今学分门角立矣。然今学守今学门户，古学守古学门户。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
“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
“汉学衰废，不能尽咎郑君；而郑采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则亦不能无失。故经学至郑君一变。”
“郑君杂糅今古，使颛门学尽亡；然颛门学既亡，又赖郑注得略考见。今古之学若无郑注，学者欲治汉学，更无从措手矣！此功过得失互见而不可概论者也。郑君从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
“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
“两汉经学极盛，而前汉末出一刘歆，后汉末生一王肃，为经学之大蠹。”
“晋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传者，而今文之师法遂绝。”
“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
“此皆魏、晋人所注经，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迳庭，不止商、周之判。盖一坏于三国之分鼎，再坏于五胡之乱华，虽绪论略传，而宗风已坠矣。”
六、经学分立时代
“自刘、石十六国并入北魏，与南朝对立，为南北朝分立时代；而其时说经者亦有“南学”“北学”之分。此经学之又一变也。”
七、经学统一时代
“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
“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
“经学统一之后，有南学，无北学。南学北学，以所学之宗主分之，非以其人之居址分之也。当南北朝时，南学亦有北人，北学亦有南人。”
“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此经学之又一变也。”
“官修之书不满人意，以其杂出众手，未能自成一家。”
“颖达入唐，年已耄老；岂尽逐条亲阅，不过总揽大纲。诸儒分治一经；各取一书以为底本，名为创定，实属因仍。书成而颖达居其功，论定而颖达尸其过。究之功过非一人所独擅，义疏并非诸儒所能为也。”
“朱子谓五经疏，《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书》、《易》为下。”
“唐人义疏，其可议者诚不少矣；而学者当古籍沦亡之后，欲存汉学于万一，窥郑君之藩篱，舍是书无徵焉。是又功过互见，未可概论者也。”
“前乎唐人义疏，经学家所宝贵者，有陆德明《经典释文》。”
“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
“（唐）专考记诵，而不求其义，故明经不为世重，而偏重进士。宋初因唐明经之法，王安石改用墨义，是为空衍义理之始，元、明经义时文之滥觞。”
“汉熹平刊《石经》之后，越五百余年，而有唐开成《石经》。此一代之盛举，群经之遗则也。”
“当时并无名儒”（皮锡瑞语）
“唐人经说传今世者，惟陆淳本啖助、赵匡之说，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
●八、经学变古时代
“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
“据王应麟说，是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
“至宋儒乃以义理悬断数千年以前之事实。”
“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
“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己，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
九、经学积衰时代
“唐、宋明经取士，犹是汉人之遗；而唐不及汉，宋又不及唐者。”“故论经学，宋以后为积衰时代。”
“汉以经术造士，上自公卿，下逮掾吏，莫不通经。” “唐之帖经，犹汉之射策；其学即浅，而视之又不重。所重视者，诗赋之辞，时务之策，皆非经术。” “宋仁宗始复明经科，神宗变帖经为墨义。贴经之记诵属实，非数年不为功；墨义之文字蹈空，即一时可猝办。” “又专用王氏《新学》，不遵古义。” “且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
“故论经学，宋以后为积衰时代。”
“南宋虽废《新义》，而仍用其墨义之法。”
“元人因之，而制为四书五经疑。明初用四书疑，后乃改四书五经义。”
“明时所谓经学，不过蒙存浅达之流；即自成一书者，亦如顾炎武云：明人之书，无非盗窃。”
“《五经》扫地，至此而极。”
“汉学至郑君而集大成，于是郑学行数百年；宋学至朱子而集大成，于是朱学行数百年。”
“论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
十、经学复盛时代
“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
“今鸿篇钜制，照耀寰区；颁行学官，开示蒙昧；发周、孔之蕴，持汉、宋之平。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宜乎汉学重兴，唐、宋莫逮。”
“经学所以衰而复盛者，一则明用时文取士，至末年而流弊已甚。”“一则朱子在宋儒中，学最笃实。元、明崇尚朱学，未尽得朱子之旨。”“王、顾、黄三大儒，皆尝潜心朱学，而加以扩充，开国初汉，宋兼采之派。斯为远因。”
“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在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
“雍、乾以后，古书渐出，经义大明。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矣。”
“国朝经师，能绍承汉学者，有二事。一曰传家法。”“一曰守颛门。”“家法颛门，后汉已绝，至国朝乃能寻坠绪而继宗风。”
“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一曰辑佚书。”“一曰精校勘。”“一曰通小学。”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