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层又一层，但那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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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刀锋》到《面纱》，可以看出毛姆对于东方文化与智慧的无尽好奇与探索，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于这样一种“玄而又玄”的智慧的神秘性的猎奇心理和求知欲。平心而论，毛姆对于东方文化的理解已经相当深刻了，理解认知、并落实于笔端、将思想与感悟转化为文字的形式，这一过程以及背后的功力既超越于一般西方民众、读者甚至学者，又超越于一般东方老百姓的表述能力。
但另一方面，我个人在阅读时对于其在东方文化的引用和论述过程中，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是那种感觉、但却总是没能到关键的那个点上，也许这种要求对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的毛姆来说，已经是吹毛求疵了，在当时——无论对于印度还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思想精髓——理解到这一步已然难能可贵。正如我在读完《刀锋》之后的感觉一样，“梵”的概念为什么不写成“道”的概念呢？果不其然，毛姆在《面纱》中就直接以一个字——“道”——归纳了其中的智慧与思想，书中关于“道生万物……道是形却无棱角，是声音但不为耳朵听见，有形象但无形状。道是一张巨大的网，网眼如海洋，却恢恢不漏……失败是成功的奠基石，而成功潜藏着失败……”的论述，完完全全就是《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原文或译文；但是，困惑的是，《面纱》中对于“道”的描述却又不及《刀锋》中对于“梵”的描述那样深刻。查询之后方才理解——《面纱》成书于1925年、而《刀锋》成书于1944年，时隔19年的时间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一定深刻很多、描述与写作也就相应深刻很多，但是这种体会和感悟的加深却错误的对应到了婆罗门教里，其实应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道”或“禅”的理念。
总之，毛姆作为西方文学大师，在东方文化的应用上的确不是与生俱来的得心应手，这也无可厚非；而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后的西方思想与文化，潜移默化的促使毛姆可以信手拈来的在其作品中完成对人物情感、心理、乃至人性上的细腻而又深刻的刻画，这是古老东方文学和学派中所很少提及甚至所欠缺的。
凯蒂和瓦尔特让我想到郝思嘉和巴特勒。但是《面纱》的心理刻画、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纠葛、以及反应和揭露的人性的现实性要比《乱世佳人》深刻很多、复杂很多、也现实很多。这的确是毛姆文字的魅力、也是《面纱》的魅力，也是我个人相对于《刀锋》而更倾向于、更喜欢《面纱》的原因，古老的东方智慧与文化传统对于毛姆来说有一点“画蛇添足”、或者可能的确可以通过引用这些哲人思想来引发读者阅读过程中一种哲学化、玄学化的思考，但我个人觉得毛姆最本质、最精彩的亮点当属来源于西方思想体系中的对于人性直露的揭示与刻画。
2006年爱德华诺顿和娜奥米沃茨的电影《面纱》，把人性与爱情处理的更倾向于浪漫化和理想化了，爱情拯救一切、爱情战胜死亡、爱情让人成长、最后是人格和精神的升华。但是，本书中的导读提到小说中的凯蒂和电影《面纱》中的“那个在花店偶遇情夫时，对儿子说了一句‘他谁也不是’的洒脱女子判若两人”，可以看出小说更贴近现实、也就更复杂，小说注重深刻性和现实主义而电影注重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瓦尔特的人格中同样有卑劣的成分在，二人的感情也并不是电影中那么纯粹的爱情，而凯蒂的人性和人格也存在反复、并不是果敢而彻底的精神升华。关键是，虽然面纱一层又一层，但已无所畏惧而又无所负担和包袱。
本书的导读的确写的非常好、写出了我读完之后的整个心声——“毛姆以一种血色浪漫的方式告诉我们：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它存在许多灰色地带，生活也并不是主人公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狗血剧，它有众多幽微曲折，反反复复。毛姆笔下的凯蒂，淡然地接受了自己的罪恶与美好，不夸大，不缩放，不畏惧，也不刻意。也许人性就是如此，需要你恰如其分地正视它，虽然罪恶、欲望与美好纠缠交织，但是它们却不再控制你，剥去一切面纱，一切如旧，却也宛若新生。”
但另一方面，我个人在阅读时对于其在东方文化的引用和论述过程中，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是那种感觉、但却总是没能到关键的那个点上，也许这种要求对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的毛姆来说，已经是吹毛求疵了，在当时——无论对于印度还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思想精髓——理解到这一步已然难能可贵。正如我在读完《刀锋》之后的感觉一样，“梵”的概念为什么不写成“道”的概念呢？果不其然，毛姆在《面纱》中就直接以一个字——“道”——归纳了其中的智慧与思想，书中关于“道生万物……道是形却无棱角，是声音但不为耳朵听见，有形象但无形状。道是一张巨大的网，网眼如海洋，却恢恢不漏……失败是成功的奠基石，而成功潜藏着失败……”的论述，完完全全就是《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原文或译文；但是，困惑的是，《面纱》中对于“道”的描述却又不及《刀锋》中对于“梵”的描述那样深刻。查询之后方才理解——《面纱》成书于1925年、而《刀锋》成书于1944年，时隔19年的时间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一定深刻很多、描述与写作也就相应深刻很多，但是这种体会和感悟的加深却错误的对应到了婆罗门教里，其实应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道”或“禅”的理念。
总之，毛姆作为西方文学大师，在东方文化的应用上的确不是与生俱来的得心应手，这也无可厚非；而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后的西方思想与文化，潜移默化的促使毛姆可以信手拈来的在其作品中完成对人物情感、心理、乃至人性上的细腻而又深刻的刻画，这是古老东方文学和学派中所很少提及甚至所欠缺的。
凯蒂和瓦尔特让我想到郝思嘉和巴特勒。但是《面纱》的心理刻画、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纠葛、以及反应和揭露的人性的现实性要比《乱世佳人》深刻很多、复杂很多、也现实很多。这的确是毛姆文字的魅力、也是《面纱》的魅力，也是我个人相对于《刀锋》而更倾向于、更喜欢《面纱》的原因，古老的东方智慧与文化传统对于毛姆来说有一点“画蛇添足”、或者可能的确可以通过引用这些哲人思想来引发读者阅读过程中一种哲学化、玄学化的思考，但我个人觉得毛姆最本质、最精彩的亮点当属来源于西方思想体系中的对于人性直露的揭示与刻画。
2006年爱德华诺顿和娜奥米沃茨的电影《面纱》，把人性与爱情处理的更倾向于浪漫化和理想化了，爱情拯救一切、爱情战胜死亡、爱情让人成长、最后是人格和精神的升华。但是，本书中的导读提到小说中的凯蒂和电影《面纱》中的“那个在花店偶遇情夫时，对儿子说了一句‘他谁也不是’的洒脱女子判若两人”，可以看出小说更贴近现实、也就更复杂，小说注重深刻性和现实主义而电影注重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瓦尔特的人格中同样有卑劣的成分在，二人的感情也并不是电影中那么纯粹的爱情，而凯蒂的人性和人格也存在反复、并不是果敢而彻底的精神升华。关键是，虽然面纱一层又一层，但已无所畏惧而又无所负担和包袱。
本书的导读的确写的非常好、写出了我读完之后的整个心声——“毛姆以一种血色浪漫的方式告诉我们：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它存在许多灰色地带，生活也并不是主人公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狗血剧，它有众多幽微曲折，反反复复。毛姆笔下的凯蒂，淡然地接受了自己的罪恶与美好，不夸大，不缩放，不畏惧，也不刻意。也许人性就是如此，需要你恰如其分地正视它，虽然罪恶、欲望与美好纠缠交织，但是它们却不再控制你，剥去一切面纱，一切如旧，却也宛若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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