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多耶夫斯基小说的“旁示”（sideshadowing）手法

旁示的概念暗示了多元未来的可能性。
      预示剥夺了此刻的现时性。预示手法使得未来成为一个已被写定的时间，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不过是一种幻觉。
      如我们所见，相信开放时间的人会发明出避开预示和结局的讲故事方法，他会尽力将现时性还给现在。为了做到这点，陀氏和托尔斯泰利用了预示的反面：旁示。
      预示揭示所谓的选择不过是幻觉（因为唯一的因导致唯一的果），旁示则暗示现实发生的事件也本可以没有发生。在一个开放的宇宙，必然性才是幻觉。未来的可能性总是丰富的，……旁示就是给出“除了已发生的以外，其他的也可能发生”的感觉。预示从未来向现在投影，旁示则是从存在于“旁边”的其他可能性投影。当一件事发生时，我们看到其他可能事件的发生；每一时刻都伴随着其他可能的时刻。……但我们看见事实上发生的事件时，我们也能看到其他可能事件的发生图景。通过这种方式，可能性通过现实性表现出来，犹如鬼魂一般存在于文本之中。
在旁示中，此刻存在多种可能性，现实与可能同时是可见的。这不是时间中的共时性，而是时间本身的共时性（众多可能发生的时间并存）：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实之间并不互相矛盾，我们看见的是一种被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可能被实现的可能性同时存在。通过这种方式，时间获得另一种分身，很多情况下是许多分身。……
      当使用旁示手法时，不同的时间线会一直彼此争夺着被实现的机会。就像被篡位者挑战的国王，现实会失去一些自身的正当性（已发生的现实会看上去并不那么确定和合理），它不再被看作是唯一的必然。它的地位的变化就像失去了托勒密式宇宙图景（唯一中心），开始变为哥白尼式宇宙（多元中心）。……
      旁示还原了可能性的可能性的样貌。它所传达的主要信息是：理解一个时刻不仅要抓住已发生的，还要看到可能会发生的。可能发生的历史笼罩着实际历史。一些非事实的事件以另一种方式显示出自身的现实性：这个世界不仅由现实和可能组成，还由真实却未被实现的可能组成。
      一旦我们明白了旁示，我们或许可以将它运用于过去。我们或许误会了已发生的现实……。陀氏在小说里充分运用了旁示，来动摇既成事实的真实性（动摇此刻的必然性和唯一性）。
旁示是以“可能性的场域”概念为基础的。每一刻都有一组可能事件发生于其中。从这个场域中，由于各种原因会有某一个可能得到实现。但人们误以为这个可能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的、唯一的，所以时间被看作线性的。旁示就是要还原作为场域的真实的时间，再现“充盈丰富的时间”。理解某一时刻，就是抓住这一刻存在的所有可能性。
      陀氏在小说里大量运用旁示手法，尤其是《群魔》。旁示手法（暗示出开放、多种可能性并存的时间）和小说中“革命者”的乌托邦主义（建立在线性时间、历史必然基础上的）形成鲜明对比。小说的开放时间构成了对“革命者”线性历史理论的默默抗议，同时，“革命者”对于圆满的追求也和小说的进行时与开放结局形成对比。旁示运用于小说的重大事件和次要事件中，赋予小说一种意外和神秘的气息。小说中，时时刻刻都有其他可能性威胁着此刻正在发生的事，可能性将自己的阴影笼罩在现实之上。
      《群魔》就是一本充斥着可能发生之事的小说。（其情节发展不是线性的从事件A到事件B再到事件C，而是类似于从一阵烟雾到另一阵烟雾）
大约在小说的中间，几位人物为了缓解无聊，一起去拜见“疯先知”雅科夫莱维奇。在对这次旅行和见面进行详细叙述之后，叙述者出乎意料地宣称这些事件都无关紧要。“总之，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极其奇怪的事件，我必须承认，这主要是因为我对这次远足描述得太详细了。”在这里，叙述者显然给了我们“太多的事实”，包括各种显然与这次远足“无关”的细节。这也是陀氏小说叙事的一大特点。不带丝毫解释的大量事实制造出一种神秘氛围，带领读者去构建或暗示出其他许多可能的故事版本。和一个事件无关的细节，可能是另一个事件的中心；读者就像小说中的人物，试图重建各自不同的故事版本。……
      这次拜访结束时，在雅科夫莱维奇的修道院里，当其他人都离开时，斯塔夫罗金和莉莎•尼科拉芙娜——两人关系在被人看来是非常神秘的——在门口互相推搡了一会。至少，“别人是这么说的”，叙述者说道：
      “我猜测他们两人都在一瞬间保持站姿，没有动静，并用似乎是奇怪的眼光互相注视着，但我也许在人群里没看清楚。据别人说，情形完全相反，莉莎非常严肃地注视着斯塔夫罗金，迅速地将手举到他脸庞的高度。如果斯塔夫罗金没有及时后退的话，莉莎肯定就会打到他了。或许，莉莎被他脸上的表情——也许是他笑起来的样子——惹怒了，尤其是在马弗里维奇•尼科拉耶维奇那档子事之后。我必须承认，我自己是没看到这些情景的，但其他人都说他们看见了，尽管不可能他们全部人都在那阵推推搡搡的混乱中看到了，也许他们其中有些人看见了。但当时我是不相信的。总之，我记得斯塔夫罗金在回家的路上脸色相当苍白。”
      读者会认出这是典型的陀氏叙述风格。行文中用了一大堆表示不确定的词汇和修饰语：叙述中（表示不确定性的）限定条件不断叠加，不确定的断定在提出后又撤回，见证人一再声称不确定自己看见发生了什么。其他人的见证更不可靠，尽管不是毫无根据，却是相互矛盾的。喜欢谈论绯闻的众人所说的事情和叙述人本人所见的不同，当然，在这件模糊的事件上，叙述人也可能看错……。
      也许发生了一些事，也许没发生。就算发生了，也许是另一番模样。莉莎和斯塔夫罗金也许只是互相用奇怪的眼光注视着，或者莉莎是打算扇斯塔夫罗金一个耳光。如果这是她的目的，那莉莎可能有不同的动机，包括这里没有提到的动机。
      我们在这里看见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许多可能发生的故事。无论已经发生了什么，其他偶然事件都是可能发生的。重要的是存在的众多可能性，而不是成为现实的那个可能性。陀氏笔下的事实不再是唯一版本的，他揭示了众多可能性所存在的场域。旁示使得唯一的事实不复存在。（接着分析《群魔》里关于工人起义的那段含糊叙述，从这段文字可以解读出两种完全相反的含义：在革命者的影响下，工人起义，焚烧了部分城镇；工人根本没有起义，革命者的影响不起作用）
      小说情节的多元性不仅体现在这些细节上，就连小说的中心事件也充满着多种不确定的可能性。有人暗示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实际上是个警探，可能是个潜入分子或煽动分子。当然，这种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不然的话，流亡国外的彼得是怎么回国并自由往来的，甚至得到了彼得堡有影响力的官方推荐信的？在小说结尾，彼得得到了来自彼得堡的密信，这使得他躲开了逮捕。和他的同伙不一样，彼得逃跑了。其他“革命者”怀疑他，甚至连斯塔夫罗金都直接问他：
        “听着，维尔霍文斯基，你不会是那种高阶警探之一吧？”
        “谁怀有那种疑问是不会说出来的。”
        “我知道，但这里只有我俩。”
        “不，目前我还不是那种高阶警探。”
      “目前”（pokamest）是一种否定自身的否定。这意味着彼得是为了进入高阶警探的队伍而（潜入革命队伍）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吗？即便他还不是“高阶警探”，他或许也是为高层工作的。如果他是个警探，那他面对这个问题是注定要撒谎的。如果彼得既是真的革命者也是警察的间谍，类似一种双面间谍呢？他为谁工作？这有多种可能。陀氏笔下，彼得可能拥有截然相反的身份。彼得的原型是涅恰耶夫，一个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如果他也是警察的密探，那小说中所有事件的意义就改变了。《群魔》变成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从小说来看，有另一种可能：彼得不是警探，却谣言自己接近上层来获取权力，就像他虚构了自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此扩大自己在革命者之间的影响力。但陀氏没有批驳小说中的谣言，反而在这些谣言上花费笔墨，让事件的神秘之处悬而未决、不下断语。小说中的事件总是被一种相反的可能性笼罩着……。
      小说的双重含义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一般说来，《群魔》发展了父子隐喻；……它是对屠格涅夫《父与子》的一种重写。自由主义的父亲——斯捷潘——逃避了传统家庭责任，他的儿子彼得化身为恐怖，并试着摧毁父辈。从象征的角度来看，激进主义成为自由主义的变异体，自由主义者最后得到的是一群“弑父者”。可以说，《群魔》的讽刺更多针对的是父亲而非儿子，更是叙述者不屑地称之为“高级自由主义”，这在当时是个时髦的信仰和词汇。这也许就是小说以斯捷潘开头，也以他结尾的原因。
      但是，尽管小说依靠父子主题，陀氏同时也暗示彼得可能不是斯捷潘的儿子。斯捷潘受到儿子毫无尊重的对待后，生气地问：“告诉我，小怪物，你是不是我的儿子？”这个问题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回答：
         “你最清楚了。当然，所有父亲都在这个问题上摔了跟头。”
        “闭嘴！闭嘴！”斯捷潘叫着，全身发抖。
        “你看，你又像上周四那样对我叫喊咒骂了。你试图对我棍棒相加，但你要知道，我找到那份文件了。我翻箱倒柜，出于好奇找了一晚上。真的，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你可以放心。那是一封我母亲写给那个波兰人的信。但从行文来看……”
        “你再说一句，我就打烂你的耳朵啦。”
      《卡拉玛佐夫兄弟》里也有类似的描写来暗示斯麦尔佳科夫……也许不是老卡拉马佐夫的儿子。有谣言说强奸斯麦尔佳科夫母亲的是逃犯卡普（Karp）。但《卡》比《群魔》更加地将小说情节建立在弑父和代际冲突上。批评家们很少提及两部小说那可疑的父子关系。难道故事里的父亲是卡普或那个波兰人？陀氏在小说里暗示出这种尴尬的可能性。他是两种可能性都在小说里存在。他允许以两种可能性为前提的情节线索在小说里同时发展，尽管一个可能的前提会极大地改变整部小说的面貌。旁示投射于这部小说，使本来唯一的情节有了分身。
       《卡拉玛佐夫兄弟》：两个版本都是真的
      在《卡》的开始，叙述者说到阿德莱达•伊凡诺夫娜——老卡的第一任妻子——在和一个神学学生一起跑到彼得堡之后的命运。老卡拉马佐夫得到消息“不知怎么突然死在一个小阁楼里，根据某些人的说法是死于伤寒，但另一些人说是饿死的。”……这两个说法也许没一个是真的。如果，她是饿死的，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比如关于她和那个学生的关系等等。一个富有的女人怎么会饿死？是因为自我谴责？是模仿浪漫小说的情节，就像她和老卡拉马佐夫结婚时那样？……如果她不是死于饥饿，那又是谁在造谣说她是饿死的呢？……
随着小说的继续，另一种双重可能性浮出水面：
        “费多尔•帕夫洛维奇知道他妻子的死讯时，他喝醉了。据说他跑到大街上，尽情欢叫，举手向天：‘主啊，你的仆人现在平静地离世了。’但根据另一些人所说，他像个小孩似的大哭不止，他们说尽管他讨人厌，人们却同情起他了。”我们再次看到具有双重歧义的叙述语句。……读者可能认为老卡拉马佐夫的大哭和大笑都是小丑行径的表现。但叙述者马上宣称老卡拉马佐夫的大哭和大笑可能都是真诚的：“很有可能两个版本的流言都是真的。他为自己的解脱感到欢乐，同时又为使他解脱的她哭泣。总的说来，即使是最邪恶的人，比我们想的还要天真和头脑简单。”哪个版本的故事是真的或是真正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可能两个版本中任一个或者全部都是真的。即便是老卡拉马佐夫，叙述者也认为他的性格和思想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
       在《地下室手记》里，地下室人选择一位朋友作为例子，来说明他是“人格的混杂体，所以很难将他作为一个个体来谴责。”在《白痴》里，梅诗金公爵将他的理论称为“双重思想”：一个人的行动常常自发且独立地被双重动机——一个高尚的动机和一个低俗的动机——所主导。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可能会认为高尚的动机不过是低俗动机的一种掩饰，但梅诗金公爵明确驳斥了这种说法。两种动机都是发自内心、互相不可分开的。对于认为两种动机其实是一种动机的观点，梅诗金发现这种观点中过度简化的冲动，同时这种认为“真正”想法才是唯一动机的观念隐藏着一种反向的感伤情绪。
       《卡》里，德米特里描述了自己和他人身上一种相似的“双重思想”，人们渴望着索多玛，同时真诚膜拜着圣母玛利亚。这样的心理状态没有预先决定的效果：德米特里完全可能既想弑父，又不想弑父。老卡拉马佐夫明确地声称自己是所有邪恶的化身，即便如此他也有自己未察觉的良善的性格侧面。陀氏的心理描写是我们理解人类的自由，而不是消灭它。每一种人格和动机都有自己的侧影。
       《卡》中“双重思想”的演绎
       小说描写斯麦尔佳科夫类似那种同时可能成为圣徒和罪犯的农民，《沉思者》那幅画。《卡》中的旁示被用来当作一个反对心理决定论——拉基金所偏好的神经学解释（各种念头想法是由大脑的神经末梢的震动产生的）或是审判德米特里时各位专家的心理学演绎——的工具。当贫穷的斯涅吉辽夫上尉（树皮擦子）拒绝阿廖沙给他的两百卢布钞票时，阿廖沙发觉这位被侮辱的上尉本来也可能会接受这笔钱的。阿廖沙发现，直到决定拒绝这笔钱，另一种可能也会发生。阿廖沙对丽莎说：“我向你保证，直到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会去踩那张钞票。”直到作出决定之前（或许在踩踏钞票的过程中），斯涅吉辽夫都是同时具有两种想法的。无论何时他做出一个选择决定，他总是预感到另一个选择的存在，就像是另一个选择的侧影。《卡》里的选择是真实且实在的，这是整部小说想传达的思想之一。每个选择和动机都有自己的侧影。
       当然，人物本身的双重化身（人物也有自己的侧影/分身）也是《卡》情节结构的基本原则。陀氏小说里的主人公一般都有其他化身，以此表明主人公另一种可能的身份和生活。《罪与罚》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是可能自杀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卢仁是对财富欲望强烈的拉斯科尔尼科夫，Lebeziatnikov是一位想象自己高于一般民众的理论家。《群魔》中，斯塔夫罗金的分身如此之多，小说看起来就像是主人公的镜像迷宫，也许还是纳西索斯神话的奇妙变体。《卡》里，拉基金和科利亚是伊凡的分身，而且他最后还被他所蔑视的分身斯麦尔佳科夫设计了。当伊凡发疯的时候，他的另一个分身魔鬼，向他展示了无数同样平庸的生活和事件，就好象尽管世界变化多样，但伊凡无法使任何事得到改善。魔鬼暗示人生的其他选择是存在的，但不起任何作用。
       伊凡的理论认为对与错是针对实际事件的，而不是针对可能发生的事件。就像伊凡评论的，他控制着他的行动，但“在思想中我保留我全部的自由。”（伊凡认为实际的邪恶是不允许的，但思想维度的邪恶可以存在）阿廖沙意识到这与基督的登山宝训相违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马太 5：21-22）
       陀氏用现实事例来证明基督的教导，他认为邪恶主要不仅源于行动，还源于思想，因为思想可以改变可能性的场域。罪恶的发生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制造了罪恶存在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之一不过是碰巧被实现了。只注意什么行动导致了犯罪，会忽视导致犯罪发生的思想根源，而这些思想是犯罪可能性存在的原因。我们都存在犯罪的想法。……如果我们要根绝邪恶的话，不仅要改变罪犯的思考习惯，更是要改变每个人的思考习惯。就像左西马长老所说，每个人都推进了罪行的发生，所以每个人都是负有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