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人间犹有未烧书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汎森对于权力这一“微观力学”进行探讨时视野呈现的立体性。他的关注点不仅是从上至下的，也就是从“控制策略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这是一种更常见的分析策略，以权力的施用者为主体，分析其运作话语的路径——同时，他的观察也是从下层反馈到上层的，即从被权力规训的所谓“弱者”的角度出发，调查他们的“心口不一”、“阳奉阴违”以及“同床异梦”，后者更为深刻与细腻地刻画出观念斗争史中对峙双方的复杂面目。在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上，这两种观察视野的结合，颇为完整地呈现出明末清初的意识形态流变的整体图景，它使得作者的研究不再只有一时一地的意义，而具有了某种跨越时间与地域的寓言性质。

王汎森的本意，多少有些影射台湾时局：“譬如今天的台湾，为了怕‘日据’和‘日治’而惹来麻烦，人们尽量在文学中避免提到这两个表述，或巧妙地用种种设计、代换将之回避过去的技巧，成为这一代人相当普遍的手法。”（p426），但今人视之，总难免有“天地虽改、山河如旧”的感慨，清代一系列的禁毁事件在今天只是变本加厉地重演了，风声鹤唳与草木皆兵之中，我难免想到柄谷行人的“所言不虚”：历史中总是有某种结构性的重演发生着，它表现为“万马齐喑究可哀”与“人间犹有未烧书”的持续缠斗。

对于明季清初日谱、人谱、省过会的一系列研究呈现出“控制策略与技术”的成果。儒教指导下的道德意识遭遇了王阳明的思想系统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路径进一步“内卷化”，对“改过”、“内自讼”的要求催生了一大批的反省模式，精心制作功过格、公案、书衣、肘后牌等实践活动风靡一时，最极端的，看到街头有卖桃子，嘴馋心动，也被记录到每日改过的日志中，认为“一桃之微，可以丧身”。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于微观且伟大的控制模式的主动体认，它以近乎司法语汇的禁令口吻反复循环：你不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在一天的省身录里，言语不要不合礼、自省不能退步、每月不能不考核礼乐诸艺。这种规训的方法，不粗暴也不残忍，零碎到了衣食住行的细节甚至闺房之事——颜元就向妻子表示“若不录，即百日过尽销，更愧”（p263）——它极为耐心地培养着士人的适应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王汎森在谈及士人“自省”时，一直或明或暗地将其与基督教传统对比，除了反复谈到袯除“罪感”外，作者还谈及修身日记的功用：“立日记者规定凡是日间所思所行，夜间必须不能遗漏地忠实记录下来，所以许多念头便不敢有，许多事情便不敢做。第二，必须对内在心灵的全部活动都保持记录，而且要将生活中所有细节都记录下来，以供自勘或请求成德君子代为诊治。”（p250）王汎森认为这有点像是基督教中与忏悔和告诫相关的“记忆”。在基督教传统里，告诫与“真理传统”有关，人们也必须说出他自身、他的过错、他的欲望以及灵魂情况。神秘主义神学家若望·格西安将这种向内的自我审查称为“贞洁之战”，连最细微的冲动都不可以掉以轻心，惟其如此，才能称之为“贞洁”。在福柯看来，这种将自我客体化的勘察过程是一个人“主体化”的一部分，通过夙夜匪懈的审视，一种主体与真理之间的新型关系生成，而人借此“技术”操心起自己的灵魂，这就是“自我技术”，其最终目的是以不断的实践活动建构自己，此后，西方大量的日记变为向内活动的叙事，记录的目的是成为自我。彼得·盖伊在《感官世界》中揭露的维多利亚时期少妇性爱日记就暴露了清教压抑环境中一个女性对于性的热烈追求。

相反，在清代士人的修身日记中，记录的目的是称为他人——也就是儒教的圣人，在“自我技术”的筛选与压抑后，里子被翻开成了面子，记录个人隐私的日记成为了到处交流、教学的模范生样本。这一现象，除了作者所总结的原因外（p296），我认为根本上还是对于处于宰治状态的观念的自行认同——这个“自行”是无意识的，实际上也是被事先授意的，它常常以“天然如此”的自明状态出现。王汎森举了一个例子，说钱穆小时候一直不知道自己是“汉人”，他没有这个概念，我也遇到很多学生，张口就是清代以前的“封建王朝”云云，一切行为、一切认知都在起点被天然合法化了，足见这种“从上往下”的规训程度之深，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反思，也是因为站在了所谓后现代的立场上，像利奥塔那般质疑“天然合理性”。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最富有启发的，是上述规训与宰治的对立面：那些受到规训的人的小花招与小诡计。只有补充了这一维度，才能从立体的角度认识一个时代观念流动的丰富层级。什么是小诡计？《许三观卖血记》里有一个情节，许三观被打倒了，他的老婆许玉兰去给他送饭，饿极了的许三观一看，是一碗光饭，看来老婆也要和自己划清界限了，结果扒拉了两筷子，发现光饭下面藏着红烧肉，这就是诡计。而在王鼎钧的童年回忆中，日本人占领了鲁皖地区，他们强迫地方长老出来做官，地方长老当着他们的面写“武运长久”，转身就写“日本狗”，这也是诡计。

诡计，或者说战术，是法国社会学家德·塞托（《权》一书中写作谢尔杜）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我认为也是王汎森做权力研究的核心理论支撑。德·塞托的路径与福柯互为补充（我不倾向于认为是对立），他观察的基点就是“从同床异梦来讲多数，而不从共识的角度讲”，权力的规训看似无孔不入，但是，被施用者总有办法让自己活下去——最不济的，像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描写的那样，当东南亚的农民被压迫得走投无路时，他们纷纷成了堂吉诃德，他们以拖沓、偷懒、嘲笑地主、小偷小摸消解着权威。先不判断这种“消解”是否是有意识的，仅从实际效果来看，他们的实践拖慢了耕作进度、让官员的构想无法彻底实行。

在清代，这些弱者就是乾隆时期，登峰造极的禁书活动中的士人。表面上看，为了人身安全以及书籍流通，他们做了很多“自我压抑”的文本改造，但是，这种自我压抑恰恰与上述修身日记或者自省中的“自我暴露”相反，压抑指向了一种“曲线救国”的战术，人们在书籍之中避而不写，营造出一个隐语系统，亟待读者们根据线索揭开真相，晦涩的文字密码正暗示着这种解读的可能性，而双重写作之中的沉默与空白，也成为一种语言，它是与知情人之间无声的对话。这一情况恰如诗人布罗茨基所描述的：审查制度催生了隐喻诗学。从当时办理《四库全书》的档案来看，虽然文网渐紧，但个体的灵活机动使得“望风呈缴、蒙混充数”者比比皆是（p435）。这也是我们在法国大革命前期看到的社会实况：除了将各种具有煽动性的哲学书籍套上色情小说的封面以躲避审查外，连审查官本人，有时候也会因为个人好恶和情感偏向释放大量漏网之鱼。

在曾静的案子中，我们也看到了“弱者”的另外一些策略，民间关于雍正继位的传说满天飞、曾静劝发案发后，地方童生为了向上进身而写的啼笑皆非、稀奇古怪的文字，都从一个客观的层面上反映出清朝帝国权威想象向下渗透的失败，这些流言、矛盾百出的谄媚文章，正是德•塞托所描绘的“他们不需要离开就逃避了这个秩序”（《日常生活实践》）。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呈现出令人心灰意冷的“万马齐喑”之景，各种现实投射自不必说，但是，一旦意识到弱者也能怀抱武器时，请相信“人间犹有未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