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阅读范围所及，田晓菲和王宇根的关于（特别是《尘几录》和《万卷》）文学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形象建构与解构的作品，曾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思路的开拓，这也是汉学家所谓的“问题意识”），让我学着重新审视一些被我作为认知作家们的作品与人品的前提的观念。我们在此可以做个粗陋的条辩，任何一个在文学史中有自己位置的作家，他的身后名都不会是单一的剖面，而是至少可以分作他对于他本身的认识（这个我们可能永远把握不到全部，但这是一切的文本基础）和时人后人关于他的认识（这个是随时迁移与物混合的，也是研究者进行讨论的另一个而且也许是更重要的文本基础）。虽然他们的确是第一流的，但陶渊明的任真可能主要是宋人（特别是苏轼）营造出来的，杜甫的完美也可能主要是宋人（特别是黄庭坚）塑立出来的，我们在此看到后人基于自己的时代和观念对前人进行的择定，这种不同的选择与决定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是我们切入相关的问题的最好门径。在艾郎诺的这本书，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延续下来的明锐的洞察力，在他之后，所有的李清照研究者都不得不重新审查围绕在她身上的种种阐释是否是循环论证的（譬如李清照的作品是否是自传性的；她的形象与她的作品的互相参证是否可信；学者们对李清照的评价的固有模式代表了什么；李清照的哪些作品是能被真正相信的），在这方面，艾郎诺做到了史料的竭泽而渔和观点的谱系网罗，他指出了知人论世的传统解读的有限性，并且以其他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他再次出发的起点，这种历史的高度和方法论的新视野，就像是汇集了大江大河的海洋一样让人叹服，所以有人称赞此书是李清照研究的盖棺定论之作，那是不足为惊讶的。此书唯一让人觉得略有不安的是，是在点明了别的注解家的受困于固有观念之后，艾郎诺终究还是忍不住在最后两章对李词进行了自己的解读，而我的感觉是，他可能也陷入了和他的前辈一样的困境——即使他早先已经说明“若自以为能够完全摆脱相关预设与假定，就未免太天真了”。 这里也许还可以引申一点别的感触。对于阅读——或者说得再大一些，涉及到人生经历的层次——我想是否有可能进行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思考？也就是说，近乎一种异乎寻常的、脱略经验的最精纯的思考——我们都知道的，在一个完整的思考过程之中，伴随着困惑共生的硬币的另一个侧面就是理解，阅读与经历，以及对于阅读与经历的思考，既是理解的产物又是理解的先驱，既光明又晦暗，既挥之不去又召之不来(很多人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就是假如我们没有足够分量的理解的话我们就无法生出足够分量的困惑)，既让我们快乐莫名又让我们痛苦不堪——但是思考的随意流淌有如流水，它有着自身的节奏和行进路径，往往并不方便按下暂停键就停滞于某一个点或者一个画面(我忽然想起一个好玩儿的故事，是好开玩笑的冯内古特吧?说是某人遇上抢匪，抢匪厉声问到“要钱还是要命?”他正色回答：“哦，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得认真思考一下）——当然，我既然这么说了，就绝不是为了安慰别人或者自我安慰，让我们陷入一种蹈物虚空的不明状态，而是我相信这是一种信而有征的真感受。是爱因斯坦么？我记不清了——只能说是大意如此——他说，发现一个新问题比解决一个老问题更有价值——因为问题有助于我们拓展更大的视野，而答案常常只是因它而生的合理推演而已；事实上，我在这里真正想要表达的也不过是米兰·昆德拉所描述过的那种每一个认真阅读的、认真经历的、认真思考的人都会感到的一种感受而已:“人被认识的激情给‘抓住’了”，显示着一种深澈的、情不自禁的狂喜。” 最后要提一句，译者的认真和才华很值得我们感谢和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