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余华的聪明劲儿
梁文道曾经在评价韩寒的小说和杂文时，说过这样一段话，“韩寒太聪明，不适合写小说。太聪明的人喜欢在小说中卖弄聪明。”确实，读韩寒的小说，就像是韩寒自己在给小说中的人物说完一段话后，背后在偷偷的发笑。
同样，太聪明的还有韩寒少年的偶像，钱钟书，读过《围城》的人，大概也知道，小说中的方鸿渐，处处都透着钱钟书的影子，然而世间又有几个钱钟书呢？
最近，重读一些余华的小说，突然发现，其实余华的写作，也处处透着聪明劲儿，除去先锋的写作之外，和同时期相比，余华的写作更聪明，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苏童、格非等。
为什么这么说？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窥得一二。
余华喜欢用讲故事的方法写小说，这一点可以说是余华非常之高明的地方。小说中套着说故事的人，往往会让读者忽略文笔这回事，同时也可以放弃很多描写。因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在乎的是事情、情节本身，而不是那些渲染的环境。
比如，《活着》非常妙的地方在于，小说中我是一个到村里采集歌谣者，遇到耕田的福贵，于是从福贵的口吻，通篇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文字朴实，完全不需要任何修饰，一个普通的农民，那会有那么多修辞和形容呢？所以通篇读下来流畅自然。
余华自己也说，起初用第三人称写作的时候，总是受到阻碍，后来转换成第一人称，才变得一气呵成，究其原因在于，余华不大擅长需要大段描写的长篇写作。而到后来的《许三观卖血记》，余华照样按之前的套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小说中的人自己跳出来说话”，这就是余华的高明之处，从一个小人物起笔，小人物的见识、劣根性，让写作的人更多的是思考人物的对白、行为，因为简单人的思考，往往不需要那么复杂。充分把握好人性，直来直去的写就可以。
这就是我所说的余华小说中聪明的地方之一，很多人说余华的小说没有文笔，其实在先锋的实验和探索上，马原和余华的语言最具特色，而余华也恰恰是利用了这样一种小说写作方式，使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讲故事的天才。
读余华的小说，还有一点聪明的地方在于，余华对细节的重复的迷恋。只要读过余华一两部长篇小说，或者几部短篇小说，你都会发现，余华对特定细节的重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细节会通过重复的动作，会通过不同人的叙述，会通过时间的过渡，巧妙的不停的重复着这样几句话。比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要温一温”，这句话贯穿着整部小说，其意义不言而喻，既推动着小说的情节发展，也印证着主人公的心路历程。
短篇小说，这样的句子也随处可见，比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走进一家旅店”，从开头到末尾，贯穿其中，也包含着极其强烈的隐喻，尤其是最后爬到车上，把车当做旅店这样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尾。总之，余华对细节的重复，是他小说中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他聪明的地方，一个细节重复多了，其分量会远远胜过其他过多的无用的文字。
除去写作方式、对细节重复的迷恋，你还可以看到一个特色，同时也是他的小说聪明的地方，那就是对精确时间的迷恋，他对时间的迷恋，几乎在他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处处可见。比如在《往事与刑罚》中这样开头，“一九九零年的某个夏日之夜，陌生人在他潮湿的寓所拆阅了一封来历不明的电报。”在《爱情故事》中他这样开头“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和两个少年有关。”在《两个人的历史》中他甚至直接用五个时间点，串起两个人不同的一生。其实，这样写的妙处在于，时间有时候能够给作者说话，同时也能够给作者帮忙，因为时间是历史的注脚，同时也见证了故事的发展，有别样的纪念意义。
除了对精确时间的迷恋，还有就是对长度的迷恋，他喜欢在小说里，写无尽的公路，写一条漫长的河流，写长长的山丘，写长长时间的跨度，总之，山、水、路、时间，在他的小说里，都成了长的代名词，余华善于用长度来营造小说氛围，使人读的时候，无法摆脱对长度的沉浸，这样的描写，胜过无数的词汇，长意味着很多，意味着时间，意味着距离，意味着前方和远方，意味着不确定性。
这或许就是余华在小说中，能够吸引无数人追捧的地方。他的小说，不需要花太多的脑力，因为情节看似非常简单，语言通俗流畅，加上一些强烈先锋意识的描写，往往令读者深深沉浸其中。
比如他在《西北风呼啸的中午》这样写到“那时候我赤膊躺在被窝里，右手正在挖右眼角的眼垢，那是我睡觉时生出来的。现在我觉得让他继续搁在那里是不合适的，但是去粗暴的对待它也没有道理，因此我挖的很文雅。而此刻我的左眼正闲着，所以就打发它去看那裤子。”
这样的描写，在他的小说中也还有很多，读完后，往往会让读者会心一笑，同时又会被作者构思的环境和桥段吸引。这就是余华小说的魅力。他用简单、细碎的语句，用极其迷恋的重复、时间、长度，让他的小说叙事，既宏大，有充满细节，既简单，又有朦朦胧胧的粘稠感，像面临死亡和血液一样，汩汩的流淌着。
其实，余华的《兄弟》我一直没有读，对稍微大部头的作品往往心生畏惧。不过后来的《第七天》倒是被诟病较多。不过其实《第七天》依然延续了余华的叙事风格，其实叙事模式也一样透着余华的聪明劲儿。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在去殡仪馆的路上孑孓而行，而最后的一句“死无葬身之地”，依然令如我这样的读者，拍案叫好。
之所以这部小说不受待见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新闻时间的堆砌，更重要的可能是离时代太近。作家毕飞宇曾经说过，“作家的写作应该滞后于时代，不应该跟着时代太近。”这句话也恰恰解释了，大家所说的新闻事件的堆积的原因。
其实，从最初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第七天》，余华的整体叙事、语言风格依然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是自己独特的语言和风格的延续。只要不出现审美疲劳，余华的小说依然很有魅力。
就像他的短篇小说，无论你什么时候看，都能看出不同得感受，他没有跳脱时间，但他的写作的深度却已经脱离时间和时代的限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还在津津乐道《十八岁出门远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原因。
同样，太聪明的还有韩寒少年的偶像，钱钟书，读过《围城》的人，大概也知道，小说中的方鸿渐，处处都透着钱钟书的影子，然而世间又有几个钱钟书呢？
最近，重读一些余华的小说，突然发现，其实余华的写作，也处处透着聪明劲儿，除去先锋的写作之外，和同时期相比，余华的写作更聪明，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苏童、格非等。
为什么这么说？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窥得一二。
余华喜欢用讲故事的方法写小说，这一点可以说是余华非常之高明的地方。小说中套着说故事的人，往往会让读者忽略文笔这回事，同时也可以放弃很多描写。因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在乎的是事情、情节本身，而不是那些渲染的环境。
比如，《活着》非常妙的地方在于，小说中我是一个到村里采集歌谣者，遇到耕田的福贵，于是从福贵的口吻，通篇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文字朴实，完全不需要任何修饰，一个普通的农民，那会有那么多修辞和形容呢？所以通篇读下来流畅自然。
余华自己也说，起初用第三人称写作的时候，总是受到阻碍，后来转换成第一人称，才变得一气呵成，究其原因在于，余华不大擅长需要大段描写的长篇写作。而到后来的《许三观卖血记》，余华照样按之前的套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小说中的人自己跳出来说话”，这就是余华的高明之处，从一个小人物起笔，小人物的见识、劣根性，让写作的人更多的是思考人物的对白、行为，因为简单人的思考，往往不需要那么复杂。充分把握好人性，直来直去的写就可以。
这就是我所说的余华小说中聪明的地方之一，很多人说余华的小说没有文笔，其实在先锋的实验和探索上，马原和余华的语言最具特色，而余华也恰恰是利用了这样一种小说写作方式，使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讲故事的天才。
读余华的小说，还有一点聪明的地方在于，余华对细节的重复的迷恋。只要读过余华一两部长篇小说，或者几部短篇小说，你都会发现，余华对特定细节的重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细节会通过重复的动作，会通过不同人的叙述，会通过时间的过渡，巧妙的不停的重复着这样几句话。比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要温一温”，这句话贯穿着整部小说，其意义不言而喻，既推动着小说的情节发展，也印证着主人公的心路历程。
短篇小说，这样的句子也随处可见，比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走进一家旅店”，从开头到末尾，贯穿其中，也包含着极其强烈的隐喻，尤其是最后爬到车上，把车当做旅店这样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尾。总之，余华对细节的重复，是他小说中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他聪明的地方，一个细节重复多了，其分量会远远胜过其他过多的无用的文字。
除去写作方式、对细节重复的迷恋，你还可以看到一个特色，同时也是他的小说聪明的地方，那就是对精确时间的迷恋，他对时间的迷恋，几乎在他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处处可见。比如在《往事与刑罚》中这样开头，“一九九零年的某个夏日之夜，陌生人在他潮湿的寓所拆阅了一封来历不明的电报。”在《爱情故事》中他这样开头“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和两个少年有关。”在《两个人的历史》中他甚至直接用五个时间点，串起两个人不同的一生。其实，这样写的妙处在于，时间有时候能够给作者说话，同时也能够给作者帮忙，因为时间是历史的注脚，同时也见证了故事的发展，有别样的纪念意义。
除了对精确时间的迷恋，还有就是对长度的迷恋，他喜欢在小说里，写无尽的公路，写一条漫长的河流，写长长的山丘，写长长时间的跨度，总之，山、水、路、时间，在他的小说里，都成了长的代名词，余华善于用长度来营造小说氛围，使人读的时候，无法摆脱对长度的沉浸，这样的描写，胜过无数的词汇，长意味着很多，意味着时间，意味着距离，意味着前方和远方，意味着不确定性。
这或许就是余华在小说中，能够吸引无数人追捧的地方。他的小说，不需要花太多的脑力，因为情节看似非常简单，语言通俗流畅，加上一些强烈先锋意识的描写，往往令读者深深沉浸其中。
比如他在《西北风呼啸的中午》这样写到“那时候我赤膊躺在被窝里，右手正在挖右眼角的眼垢，那是我睡觉时生出来的。现在我觉得让他继续搁在那里是不合适的，但是去粗暴的对待它也没有道理，因此我挖的很文雅。而此刻我的左眼正闲着，所以就打发它去看那裤子。”
这样的描写，在他的小说中也还有很多，读完后，往往会让读者会心一笑，同时又会被作者构思的环境和桥段吸引。这就是余华小说的魅力。他用简单、细碎的语句，用极其迷恋的重复、时间、长度，让他的小说叙事，既宏大，有充满细节，既简单，又有朦朦胧胧的粘稠感，像面临死亡和血液一样，汩汩的流淌着。
其实，余华的《兄弟》我一直没有读，对稍微大部头的作品往往心生畏惧。不过后来的《第七天》倒是被诟病较多。不过其实《第七天》依然延续了余华的叙事风格，其实叙事模式也一样透着余华的聪明劲儿。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在去殡仪馆的路上孑孓而行，而最后的一句“死无葬身之地”，依然令如我这样的读者，拍案叫好。
之所以这部小说不受待见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新闻时间的堆砌，更重要的可能是离时代太近。作家毕飞宇曾经说过，“作家的写作应该滞后于时代，不应该跟着时代太近。”这句话也恰恰解释了，大家所说的新闻事件的堆积的原因。
其实，从最初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第七天》，余华的整体叙事、语言风格依然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是自己独特的语言和风格的延续。只要不出现审美疲劳，余华的小说依然很有魅力。
就像他的短篇小说，无论你什么时候看，都能看出不同得感受，他没有跳脱时间，但他的写作的深度却已经脱离时间和时代的限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还在津津乐道《十八岁出门远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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