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欠你兄弟姐妹吗？

中国从1971年提出计划生育，1980年提倡计划生育，1982年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写进宪法，英雄母亲的时代正式结束，进入“一人超生，全村结扎”时代。 而且1990年到2000年似乎是计划生育最严酷的十年。村里路上的横幅是“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树”，潜台词却是“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我小学毕业照的背景，是我们学校的院墙，墙上用行楷含蓄地写着“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村里并没有书法课，但是写行楷的那些人的字体自成一家，刚劲有力，经年不退。那时候的宣传画报简单粗暴直接，整齐排列抽象派的节育环画风让人不敢直视。我们常常把画报撕下来，因为有一定硬度的铜版纸背面可以画很大的棋盘，下棋刚刚好。或者把空白的那一面朝上，用来包书壳，比报纸可塑性强，所以特别受欢迎，常常是刚黏到墙上不久，就被我们撕下来，浆糊都没有干透，特别新鲜。
当时我们县是全国有名的人口大县，鼎盛时期人口达到170万，一度衡量官员政绩标准就是计划生育执行程度。仇和书记上任后，不仅让全县不做耕地的地方都长出了易杨树，也生生勒住了母亲们的肚子，超生变成了打游击也会被抓住的噩梦。那几年因为计划生育丢掉公职的人很多，被迫打掉的孩子更是不计其数。我们县的人口增长速度以急刹车的形式停下。所谓“该扎不扎房屋倒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在当年绝不是一个口号，我亲眼看着人家辛苦盖的新房被扒掉，徒剩四壁。那时我刚从思想品德课上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天天跟大人嚷嚷隐私权的问题。我问爸爸，他们扒掉人家房子，合法吗？我爸说，基本法说的，要计划生育。但是我觉得，基本法没有说要扒掉人家房子让人无家可归。在这样严苛的形式下，我有了弟弟妹妹，也并不是奇迹。
我妈因为是独生女，所以弟弟妹妹有一个是合法出生，另一个则是支付大笔超生罚款并且多年黑户而存在的（至于哪个是黑户，其实我并不知道），我从来不稀罕有个哥哥或者姐姐，所以国家并不欠我兄弟姐妹。因为我孤僻，所以小时候弟弟妹妹更亲密一些。我弟弟小时候羸弱温吞，我妹妹则相反，从小壮实泼辣，毫不夸张地说是前后村的小霸王，从来都是横着走的，一言不合就开打。据我所知，他俩合着干了不少坏事，但我爸妈却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手足间的默契，翻起脸来，才不会顾及什么长姐幼弟血脉亲情，但是一旦发现敌情，姐弟阋墙那点破事就又抛到九霄云外，哪怕对方是亲爹亲妈。姐弟同心，其利断金，骗过大人根本就是小菜一碟。我们相互扶持，彼此勉励，经常在开学前半夜叫醒彼此，夜以继日地一起赶作业，如果来得及还可以帮忙写掉一部分，当然主要是我帮忙；放假的时候也会半夜把电视机搬到房间里看电视剧，三颗脑袋在黑暗中盯着屏幕，直到屏幕上都是雪花再偷偷放回去，人不知鬼不觉，我估计我们的眼睛就是这样坏掉的。团体作案，似乎比单独行动的风险少了很多，因为很多事情三人成虎，咬死不承认，大人根本没办法。我们相互陪伴成长，一起探索手足间相爱相杀的乐趣，回忆里填补各自窘迫出糗记忆的盲点。
但是我却能理解郭婧所画《独生小孩》里独自成长的寂寞。我妈妈在讲她的童年时，流露出的那种伤感与孤独，消减了因为我弟弟妹妹出生的愤怒，但是我体会不到那份寂寞。或许，这本书能勾起生在1980年后的独生小孩的集体记忆，至少会发现独自成长的过程中，原来大家有着一样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