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激情•减法
我强烈向你推荐这本小册子，如果你还关注着那个正以月亮飞离地球的速度悄然而迅捷地离开我们的世纪，如果除了金钱、家庭和市场的华尔兹外，你还对人类的艺术抱有其它的憧憬。在西方当红理论家齐泽克看来，《世纪》不是畅销榜上的“十大好书”，它就是“过去十年自己的书”。作者阿兰•巴迪欧是欧洲激进左派的“四条汉子”之一，“红色五月风暴”之后阿尔都塞团队的“叛将”，与齐泽克同声高呼“回到列宁”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位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出身的哲学家将拉康、海德格尔、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熔筑在玄奥的数学筑模中的本领，不能不让人感叹，法国人晦涩难懂却诗情盎然的理论风格，就是比简单明晰、冗长刻板的美国和中国学院派更容易打开学术的“想象力”。比起“哥们儿”齐泽克，巴迪欧更强调政治哲学的数学本质，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总有股邪乎的冲劲儿，巴氏却更加浓烈、醇厚、优雅，他俩的唱酬，好似“二锅头”跟茅台碰杯。
比起《存在与事件》那样的煌煌巨著，这本小册子更适合中国读者，不仅因为它是作者思想的浓缩、难得地将“数字哲学”包裹在文学糖衣之下，也因为它直接写到中国的文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的热月党”。正如张一兵所说，中国对巴迪欧的关注，还远比不上他对中国的关注。
《世纪》由巴氏发表于1998年到2000年的13次演讲组成，显然，彼时还不必加上那个“二十”的前缀。如今，保持这个译名更有助于读者关注本书作为“哲学诊断”的意义：这里的“世纪”并非一个简单的基督教纪年法，它重新点燃了一个早已被污名化的词：政治性。
政治性是巴迪欧哲学的酵母。在本书中，他总结了二十世纪的七大变量：哲学、意识形态、批判、时间、形式、再批判、反辩证法……每一个平面所引发的思考，必然牵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心灵：为什么在20年代，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向往苏联？为什么在30年代，中国少男少女的梦想是奔赴延安？究竟是什么引发了人们不可扼制的激情？为什么这梦想会让人们不由自主地陷入互相猜疑与监督的“机制”之中？今天你说，那是少量痛苦的先觉者和大量热情而盲目的“乌合之众”所组成的破坏和毁灭的年代——果真如此吗？
我们都知道，那是个分裂的世纪：前80年和后20年。而对于许多人来说，那切在心上的一刀，远比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来得更早。要理解这种“分裂”，重要的不是在这个世纪中发生了什么，而是这个世纪的人们在想什么。巴迪欧以此正面回应了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极权世纪”的审判。不论怎样“恐怖”，这个世纪有它弥足珍贵的“唯一性”。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解放运动失败了，是的；残酷，是的，但如果不去问“纳粹在想什么”，而仅仅将之视作“不可理喻”、“不可思议”，那么，我们不仅无法阻止它重蹈覆辙，也看不到今天，在无边际的民主和无拘束的市场那平淡无奇的联姻之中，诸如股份有限公司这样匿名的罪恶如何取代了有名有姓的罪恶。按照利润的自动安排来规划的“天经地义”的当代秩序，巴迪欧说，“将会杀死很多人”。
将历史放在道德的天平上，那是只为自己考虑的“外部性”做法。唯一理解这个世纪的途径，就是从“内部”抽取它用以思考自身的产品、文件、痕迹。像多疑的圣徒多马将手探入耶稣肋旁的伤口，一定要试试主是不是真的复活了，巴迪欧则将手伸进二十世纪那曾经生意盎然的身体，看它是否真的死去了。《世纪》从死于大清洗之中的苏联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开始：“我的时代，我的野兽，谁能够/窥见你的瞳孔、谁能够用自己的血去粘合/两个世纪的椎骨？”
巴迪欧敲打的正是这根椎骨——这是关于生的世纪，还是死的世纪？是一个综合还是一个开端？这是“现代启示录”式的提问，是基督留给世纪的问题：什么是“道成肉身”？
乌托邦也许死了，可如果这个“U”打头的外来语更多地暗示未来，那么这个世纪从开始就无关于“未来”。十九世纪宣布着、梦想着、许诺着，二十世纪宣布“立即实现它”。正是这种不计成本的对当下的信念赋予了暴力以合法性。这个世纪将人类的全部过去体验为失败，把黑格尔的民族战争转为一场总决算——从没有哪个时代的人们胆敢这么想。这是人们对“真实的激情”前所未有的世纪，是关于史诗和反抗的世纪，它思考着自身的残酷！这个判断，像闪电一样照亮了唯物主义辩证法。
在这个中译本中被译为“真实”（the real）的术语，也是拉康的“实在界”。正是围绕着对实在界的激情，这十三篇演讲中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才“穿越”为一个整体——从布莱希特的“间离”戏剧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从苏联的清洗到古希腊人的远征，从文革的“一分为二”（左）与“二合为一”（右），到超现实主义对政治的痴迷……这是一个“二”的世纪，它不是辩证法中的“二项”，它是巴迪欧的“非辩证的断裂性综合”或齐泽克的“短路”：与其说，艺术屈服于政治，不如说，艺术是“两种政治”——它自己的政治和政治艺术之间的一种短路。“我”是什么？我就是“成为我们”！这世纪的追求像尼采所说的一样，超越了善恶。自由主义所称道的“道德”，原本不就是某种谱系的律令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对它“个人的”回忆和“伦理的”审判只能是一种假象。
回看那场“分裂”，如同两只形状相同的沙漏相接，遮断了上面的上半部和下面的下半部，你会看到一个错觉的奇迹：落下的沙子向上爬升——何曾有真正的分裂？共产主义的上集与资本主义的下集，只是“积极的虚无主义”和“消极的虚无主义”的不同罢了。
那么，如何能既避免恐怖的复辟，又消除资本的虚无？“第三条道路”在何方？ 关于这个我们急切想知道的答案，这位哲学家用他的数学-诗学方式回答：用减法。像二十世纪的画家马列维奇在白色的背景上叠加白色的方块一样，制造一种上集与下集之间的“最小差异”。
这正是哲学家的“无力”之处，也正是他最有力的地方。他留下诗，不是供我们解答，而是为了点燃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