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酒为徒

刘以鬯的《酒徒》首先充斥的自然是关于酒这自在物的描写，全书大概有四百多处提到了酒；中国的和外国的，还有中国香港的。可能是因为醉了之后，“思想开始捉迷藏”，他的主人公是一个有很好的文学品鉴能力的作家，但他却不得不写他所鄙弃的武侠小说甚至色情小说以为稻粱谋（他以括号的形式穿插了大量的文学批评，看得出来他乐此不疲，其实有时并无必要，因为这让他看起来像个泥坑里的萝卜一样牢骚满腹）。这篇小说的成功不是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而是因为他引入了诗，诗的语言是一个更好的建筑师，它能使叙述的结构获得一种独特的氛围。这世上再没有什么能像诗的语言这样迫使读者将前一刻还毫无关联的事物与概念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联系往往十分独特，能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它们的效果拥有自主的意志，我们因此得以进入那个到处是酒的香港。 在这里，这种神经质的意象流淌自然与主人公的醉与醒，醒与醉；从现实到梦幻，再从梦幻到现实的一种循环形式相吻合。不过，更有意思的仍是促使他刻画这个人物的心理机制。对于酒的危险，他是有很清楚的体认的，就像他写到的香港的小孩子窥伺战场，明明知道“中了流弹会立即死亡。我们知道死亡是可怕的，但是我们谁也不肯错失这难得的机会”。我就觉得，在这种情节破碎而背景恍傥的无韵诗体中，两个世界（醉的与醒的；坏的与好的；破灭的和理想的；武侠小说的和意识流小说的种种）的对峙就是这种写作规则产生的回声，直白地说，这就是一种将两件事物配对和(或)等同起来的意识，对于作为酒徒的主人公来说，他所倾诉的痛恨世界与他的绝望与无聊是等量齐观的（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书中提到的女人都单薄得像一个个过客；她们是另一个世界的附着物）。 此种意味弥漫全书，使刘以鬯的这则小说具有了某种回忆录色彩（他不止一次提到战争在他童年记忆中的阴影面积）。不过，女人、生存或者文学在这位作家心中只有酒这唯一的立足点，对于一则以幻灭为主题的小说而言这倒是一个聪敏的选择（酒是已经被裁决、被消灭，或者被存档了的、成为了无穷无尽的遗忘之中的另一份备忘录）。如果一个人具有性质相近的体验——比如，你也因为有件事情深夜痛饮烂醉过，次日醒来，头痛欲裂——这样一种叙述便很难再被遗忘。一谈到酒，你就像见到了故人（他说：“香港这个地方,解下佩刀沽酒的朋友不多。”），这是一个所谓反应现代人“内在真实”的故事，然而就算它发生在古代又何妨——让我们跳过障碍，将遗忘等同于记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精神生活等同于种种不平则鸣的奋厉高蹈；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对酒的持续作用于如今的都市生活以及它在每一种文化中显而易见的不断再现作出某些解释：酒精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多——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仍然需要它，因为酒精带来的问题，父母、监管所、药片和吊瓶，都能帮我们解决。但是酒精能解决的问题他们不能。 应该再看一遍《2046》，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