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与共识——评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

在开篇处，笔者想要说明的是：这篇书评主要想谈谈“文化共识”。但是这个问题是从李凯尔特论“价值”引申出来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回顾并梳理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与核心内容，之后，进入关于“文化共识”简短的延伸讨论。 李凯尔特的这本书，力求寻找相对于Naturwissenschaft 的 Geschichts-Kulturwissenschaft的合法性空间。按照关子尹教授的梳理，李凯尔特是第一种表述，即Geschichtswissenschaft一词的创制者，同样的，Kulturwissenschaft一词，虽未必是李凯尔特创制的，但也同样是经他首先着力发扬的，而这一词又启发了恩斯特卡西尔写作《文化科学的逻辑》一书。可见李凯尔特在炼铸名词，开辟新意上的苦心。 以上所说这一切的努力，简言之，是为了救唯理论之弊。自自然科学与哲学从经院神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并联合起来开辟人类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新局面始，人们逐渐发现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即：人的世界不断地屈服于物的世界这一趋势，没有受到应有的制约。这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因为人之为人，毕竟是以一个任何经验科学方法不可化约的基础支撑着，没有人，也就没有了对自然世界的观察，对自然现象的总结，对自然规律的应用，以及反身而诚地，“认识你自己”的终极活动。没有人，一切都“同归于寂”。而对人本身的科学研究是否可能，在这时就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只有明白“人是什么”，才能阻止“物”的步步紧逼，只有树立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才可以救唯理主义与自然主义之弊。 显然，“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本书能够充分讨论的，但是对人文科学的合法性的认识，恰恰就是换了一种形式的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追问。于是，我们可以认为，李凯尔特在本书中对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的几个要素做出的诠释，也适用于对人的本性的反思与探求： 1.Geschichtswissenschaft-Kulturwissenschaft指的是其研究对象（质料）是人类文化，其研究方法（形式）是历史的方法的科学； 2.文化之为文化，在于附着于其上的价值； 3.价值之为价值，在于其有效性，重要性； 4.历史的方法，是将研究对象视为与其他对象异质的，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存在而进行研究的方法。 5.这种科学的形式与质料相结合，就是通过追问“对象是否有意义” 来挑选本质性的历史事件，这种挑选的原则，就叫做“价值联系（Wertbeziehung)原则”。 显然，离开尔特的上述论断中，“价值”占据核心地位，有价值的对象才可称为文化，有价值的个别，才是值得研究的个别。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价值”概念的成功与否，关系着李凯尔特的通盘解释成功与否。 那么价值是什么？李凯尔特说: 【价值绝不是现实。】 既然不是现实，那么也就不是我外之物，不是相对于我的一个客体。因而，价值只能是“我”的一种评判。 但是李凯尔特也反对这一点： 【实践的评价和理论的价值联系是两种就其逻辑实质而言有原则性区别的活动。】 他的理由在于：评判是判断好坏对错，而有价值与否仅仅是指重要与否。 既然仅仅是重要与否，那么对价值的普遍共识的可能性变得很大。法国大革命的好坏对错，见仁见智，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是一个重要的，有深远影响的事件。 所以，价值的定义就转换成对个别事物/事件的重要性的共识，某个个人的某种价值判断，不可能作为一门科学的基础，但是一种普遍的，持久的“共识”，却可以做到。价值，依赖于对有效性与重要性的共识。 到这里，我们就来到了李凯尔特意识到其重要但在在这本小书中并没有着重处理，而这篇书评却要做出扩展性思考的场所。我们首先要提出下列问题： 既然价值依赖于共识，文化依赖于共识，那么共识的范围应该如何划定？ 比如说，歌德，对于德国人，甚至欧洲人来讲，是一位伟大的文豪，因为他对于大化美化德语，居功至伟。因此，歌德个人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文化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他的作品，意义巨大。这一点，起码为大多数德国人所认同。于是我们要问：上述的共识，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可以照搬的么？如果可以，那么意味着大多数中国人对歌德“大化美化德语”都要有亲身的认识，并对这一工作起码判断为重要。如果这一点是天方夜谭的话，那么：如果历史学对歌德的地位评价来源于他有巨大意义的工作，对歌德的历史地位的论述，是如何得到超越国界的科学性的呢？ 李凯尔特在这里陷入了他没有明言的矛盾中，一方面他回答道，历史-文化科学从来就没有追求全体人类的认同，文化科学【只承认价值的有限范围】。但是这样一来，人文科学也就失去了客观性，而只有相对的合理性。毫无疑问，自然科学追求的普遍，是概念指称的全体。而历史-文化科学虽然声称研究个别性，却不能声称，因为这种个别性放弃了客观性，如果我们说这种客观，只是某个民族，某个国家中某些人的客观，这就算不上客观，因为： 【客观的必是普遍的。】 李凯尔特声称，价值的认定，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共识。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是不错的。但是共识既然不是指所有人，那么是指多少人？为什么一部分人的所谓“共识”，就可以使人文科学获得足够的科学性了呢？ 显然，如果这样思考问题，永远无法得到判定价值所依据的钥匙。所以李凯尔特转而单刀直入，从另一个方面判定： 【必须假定，某些价值是绝对有效的。】 而如果这样的价值存在，那么不用再做说明，它将适用于所有人。它就像一个隐形的契约，颠扑不破。这一点，就像数学中的公设一样，就像“摩西十诫”一样，神圣而为一切人所承认。 我们认为，只有从这方面，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合法性的证明，才能有所突破。 这种世界性的价值共识，是文化哲学推演到最终必须面对的，因为是普遍的共识，它超越一切古今中西之争，是人文科学，甚至人认识自我的绝对起点。没有这个最为基础的价值共识，人文科学将因为其客观性得不到辩护而失去科学性，人对自我的认识也将永远浮沉不定，混沌不堪。 因而，文化哲学必须解决这个共识是什么的问题，而只有科教的不断发达，不断将自然人转化为Kulturmensch，才能实现这种普遍自发的文化共识。而这，正有待于我们当下的奋斗。 我们不能想象没有公设的数学，同样，我们不能想象，没有普遍共识的人文科学。 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