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天气晴
奈吉尔·巴利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都是不情不愿地开始一段田野考察之旅，完事儿却写了一本精彩的书。只不过列维-斯特劳斯写的是《忧郁的热带》，巴利写的是——“抓狂的热带”。
《天真的人类学家》很逗乐，典型的英式幽默层次不穷。巴利很有文采，我觉得他如果不做人类学家，去做个小说家应该也会出色。读这本书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跟他一起去非洲喀麦隆偏僻的穷山恶水爬高上低，和土著打成一片，受冲击、遭磨难，然后慢慢与环境相熟，与人相亲，几乎有了“在家”的感觉——据说对于人类学者来说，一旦有这种感觉就该离开了。
书里写得精彩不仅是多瓦悠人，还有形形色色的外来人：旅行者、传教士、学者、冒险家。不管谁，但凡出现在喀麦隆这个神奇的非洲国度，就天然地带上了一种莫明的殖民主义色彩、一种文化冲突的荒诞。
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布朗神父，这人疯疯癫癫，极不靠谱，做起事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对“黑暗非洲”怀着康拉德式的绝望，而每次作者倒大霉，这人就幸灾乐祸，为自己的黑暗预言变成现实而沾沾自喜。这个人物在书中不定期地反复出现，很有喜剧效果，颇像狄更斯笔下的“扁平人物”。
另一个是同为人类学者的巴布，是个美国黑人，此人带着寻根的梦想来非洲，皈依他想象中的黑人文化，结果却格格不入。他为了接近贫苦同胞而选择居住在贫民区，为了不奴役黑人兄弟而拒绝请帮佣，结果却被周围的穷人同胞鄙视：一鄙视他让父母妻子辛苦操劳，二鄙视他生为富人不雇佣穷人（提供工作机会）。想象与现实的交叉错位在这里表现得非常讽刺。
喀麦隆这国家简直是各种荒诞：汇钱到喀国，喀国银行收完一大笔手续费又把钱转回英国，作者申诉无门，人家既不接电话也不回信——宛如卡夫卡《城堡》的现实版。存进银行的钱也一入侯门深似海，再也取不出来，搞得作者身无分文，全靠教会借贷才勉强度日。政府更不用说，极其低效无能，办任何事都要跑断腿，看尽脸色，办个离境手续得往返三个城市奔波，搞得作者一度以为自己再也无法离开这个国家，后来还是在法国人的帮助下造假证件才搞定。
作者的笔调轻松幽默，书看起来轻松。不过掩卷之后，我仔细一回想：不对啊，其实作者真是蛮惨的。物质上的各种受罪——多瓦悠人的饮水污浊不堪，必须要过滤加氯，否则马上生病；住的是破茅屋，漏雨时冷得瑟瑟发抖，各种动物（山羊、蚊虫、蝎子、蝙蝠）前来骚扰，有时候整夜没法睡觉。田野调查也很难搞：语言障碍、人事纠葛、报告人不配合、不得要领，各种拖延、误解、难以索解之秘，据说有效的工作时间只占百分之一，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搞定与学术无关的琐事。
身体也被摧残得厉害，患各种疾病：疟疾、肝炎，脚掌腐烂，牙齿撞断，健康被毁……这样一想，发现作者还是真很了不起，就这样，还没有把热带写成是“忧郁的”，而是在努力地插科打诨，娱乐读者，把悲惨消解在无形之中。所以或许所谓英式幽默并不是轻佻，其实隐藏着一种自尊自重的坚韧精神——不抱怨，不乞求别人的同情，笑着承担最悲惨的际遇。
作者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是一支原始部族：多瓦悠人。这个民族被作者选中就是因为他们要多原始有多原始，要多落后有多落后：生产力低下，满身恶臭像牲口，做事极度不靠谱，既不是卢梭所谓的“高贵的野蛮人”，也不像一般人类学传言中的那些原始民族一样充满自然的知识和智慧。他们的知识其实非常浅薄，连常见的动植物也分不太清楚。多瓦悠人生性疏懒，嗜好饮酒，他们自酿的啤酒浑浊不堪，度数极低，多瓦悠人却一喝就醉（这让我想起《江城》里说中国人酒精不耐受却好饮酒、劝酒）。
多瓦悠人社会也趋炎附势。穷人攀附富人、伏低做小，相应的，富人则有义务帮衬穷人，承担“被宰”的义务。作者和土著助理之间就被建构成了这种关系：助理希望作者炫富、摆排场，这样他自己就有面子。作者磕破牙以后镶了两颗廉价的塑料假牙，助理竟然觉得很长自己的威风，而部落里的人也很是羡慕，有些人竟然故意敲掉自己的好牙，也去镶这种塑料假牙。土著的天真可笑可见一斑。
多瓦悠的仪式和巫术好像也乏善可陈，缺乏崇高伟大的神秘感——祈祷雨酋长的法宝竟然是一颗小孩玩儿的玻璃球。所谓“头颅祭”，污秽不堪（屎尿屁血），各种荒诞不经的滑稽突梯，在作者笔下显得像场恶毒的闹剧。凡此种种让人难免产生政治不太正确的观感，也让真诚地持有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变得颇为困难。
话虽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奈吉尔·巴利似乎倒也越来越适应多瓦悠人的文化习惯和价值观，也发现多瓦悠人性格中的可爱之处：虽然在外人看来他们不免显得愚昧、落后、幼稚，他们自己却不乏尊严感和幸福感，活得简单，自得其乐——多瓦悠人笑点颇低，经常被作者的荒唐行为逗得狂乐：满地打滚、涕泗横流，甚至痉挛、虚脱。
当然，阴暗面也不是没有。在喀麦隆建国之前，他们还流行活人祭奠，残酷恐怖去古未远。多瓦悠人在现代知识与技术水平上极端落后，这在平时看来似乎也未必是什么大缺陷，但每当疾病来临，他们就显得可怜、无助，只能依赖荒谬的巫医，在这种时候，身为人类学者的巴利也忍不住放下文化相对主义的教条，坦率承认西方社会的生活要更好。
巴利的这本书似乎旨在戳穿人类学的种种美好神话，比如：语言学习。人类学者常常营造一种假象，似乎经过短短数月的学习，就能掌握一种与欧洲语言相差甚远的原始语言，实现无碍的沟通，而日常经验则与之相反，即便是学习一种欧洲语言，坐拥各种便利条件和教学资源，人们也常常经过数年的学习还无法顺利地展开交流。说到学语言的困难，有一段特搞笑：多瓦悠人的问候语很特别，是且必须是“你的天空晴朗吗？”作者曾试图换个问候语，比如“您吃了吗？”结果多瓦悠人完全懵圈，不知道他要干嘛。更搞笑的是，多瓦悠语是音调语言，音调稍微不准，意思就差很多，比如这句问候语，作者一度发音不准，其结果就是相当于在这句话末尾附加了一个意为“女性生殖器”的字眼，搞得听者无不抓狂。
有一段写到人类学者的性生活这个讳莫如深的话题，极其有趣，必须抄录于此：
殖民时代，你不能与非我族类（包括社会阶级与信仰的不同）发生性关系，现在界限已逐渐模糊。你很难想象早年的女性田野工作者可以自由行走“野蛮人”中，不必担心受侵犯，只因为她不在可性交的图谱里。现在情况改变，单身女性田野工作者似乎有必要与田野对象发生性关系，以迎合“被接纳”的新观念。田野调查结束，却未与田野对象发生关系，会让同僚诧异甚至谴责，宝贵的研究机会白白浪费了。
他说得如此煞有其事，搞得我忍不住反复琢磨：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开玩笑？大抵还是开玩笑的可能性居多吧！不过不管是真相还是玩笑，我总觉得他会因此而在人类学界造到女性同侪们的群殴。
当然，作者写这本书不是用来吐槽人类学的，开玩笑归开玩笑，他的田野调查还是认真的。不好好搞的话，可能学术生涯就完蛋了。关于田野调查，这本书好在它不仅仅是展现了完工后冠冕堂皇的结论，而是揭露了其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读完此书，我大概知道人类学是干啥的了，用一句很土的话来概括，就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知其然，首先是要确定“知”的课题范围。我理解作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多瓦悠人的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宗教信仰、仪式习俗这些东西。要知道这些东西的“然”并不容易。首先，这些事情得发生，其次。发生的时候你得在场，最后，在现场你还得能明白到底在发生什么。
所以人类学者必须得想办法促进事件发生（比如割礼，作者去了两次多瓦悠兰，费尽心机也没看成——一度曾有希望，但最后还是取消了），还得使各种手段才能得到在场的机会：讨好、贿赂、诱骗、被“接纳”，总之没有高情商和政治手腕不行。最后，你需要具有“看”的能力：语言能力、敏锐的观察力、捕捉稍纵即逝的机会的能力，才能真正看到发生的事情。最糟糕的是：人类学中也存在“测不准定理”，因为人类学者的在场难免会对被观察对象造成影响，他们可能会出于欺骗或迎合的目的歪曲事实——摆拍。
然而，得到了大体靠谱的事情的“表象”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知其所以然”的两步：
一、弄清楚在目标民族的文化体系中，某个具体现象的含义到底如何？这一点貌似容易，只要询问即可。其实不然，尤其是对于比较原始的民族，他们的思维和表达能力有限，而且与发达文化中的习惯相去太远，沟通极其困难。首先他未必愿意告诉你，即使愿意，每个个体对自己文化体系的理解也是有限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没有经过圣人的制礼作乐，没有成文经典的固化，可能这个体系就是未定型、变动不居的，所以假设某件事有一个唯一正确的含义这个假设本身可能就不成立。
二、终极的目的是——解释。这往往要借助于人类学中的理论，选择适当的理论建立模型，用这个模型去解释观察的林林总总的现象，使其成为一个自圆其说的整体。没有这个，那得到的就是一盘散沙，没啥用处。这是个苦苦思索求证的过程，可能比肉体的受罪更辛苦。有个例子，多瓦悠人的习俗是孕妇不能进打谷场，这与作者构思的生育与植物生长的“对称模型”看起来冲突了，经过反复地探索追问，终于在某人的口中无意中找到正确的线索，作者叹道：
我的小麦生长与女性生育对称模型终于保住了。人类学门外汉绝无法体会这么个小消息所带来的满足。多年的单调苦读、数个月的生病、孤寂与乏味，连续数小时的蠢问题，统统值回票价。人类学领域里，假设获得证实的机会很少，理论模型得以确立证实我亟需的士气提振。
这是作者费劲辛苦赢来的水滴石穿的瞬间，这时候，如果有人问他：“奈吉尔，今天你的天空晴朗吗？”他一定会兴高采烈地大声说：“晴朗！晴朗极了！”
（标题蹈袭了豆导的电视剧《我在垦丁天气晴》，在此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