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金融史上曾经领先

“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美国耶鲁大学金融与管理学教授、国际金融中心主任威廉·戈兹曼的《千年金融史》是一部时间跨度很长的金融史学著作。

怎样在有限的笔墨里凝练精华，对于这样的书籍显然很重要。全书分成四大部分，戈兹曼不惜将其中的一个部分完全用来讲述“中国的金融遗产”，在第四部分还有专章讲述“中国的金融家”，可见他对中国的看重，亦可见中国在世界金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中国人很早就使用货币。戈兹曼围绕妇好墓的考古发现，说明在当时贝壳就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财富储存形式。在此之后的中国货币史呈现蓬勃生机，商业在先秦时代的中国相当繁荣，以《管子》为代表的作品表明了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金融思想和管理经验。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丝绸之路上的活跃贸易、唐代飞钱和宋代交子等纸币的出现、王安石变法如何利用金融为国家谋利……中国曾经在金融领域有过很多伟大的创举，也有过不少杰出的金融家，但为何中国在这千年金融史上并没有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呢？

这是阅读本书引人深思的问题。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必须把中国放回到全球史的框架里面。“金融”听上去很高端，它的雏形其实也不过是钱，以及钱的各种用法。金融的出现，如星星之火，散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很早就有了高度发达的货币体系，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普适计量单位的发明及传播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戈兹曼强调，古代金融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几乎所有的基本金融工具如合同、股票、债券、商业法庭、私有企业、银行系统等等，都是由西亚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早期社会发展而来的。换句话说，它们在体系建构的完备性上远远超过了中国。

观察与秦汉差不多同时期的古罗马，可以发现，在罗马的政治环境中，就算是恺撒这样的厉害人物的崛起，背后都离不开商人集团的支持。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有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的身影，但后者是薄弱的个体的机遇，跟古罗马的商人群体的作用无法相比。对比中国和欧洲的经济脉络，双方在金融路线上的迥异，不仅体现在商业地位的差异，更重要的还在于货币银行化程度的殊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是嘲讽高利贷商人的轻喜剧，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时欧洲金融之发达，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也体现了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支持。中国的金融资本大多以钱庄等民间金融形态存在，并且始终处于一种被打压的状态。

从商鞅变法推行“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到汉武帝推行一系列强硬的经济政策，一直到明清时期的国家高度控制，统治者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将几个与资源垄断有关的制造业——比如，煮盐、冶铁和酿酒相继国营化，并且用“重农轻商”和高税等手段极力剥削商业利润。当国家将最能够产生赢利的工商业几乎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让好处变成国家独享，此举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庞大的国家意志凌驾一切。例如，交子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这种对货币和信用的高度抽象是金融史的关键点，然而中国的统治者完全没有意识到其中价值，仅仅只把它当作牟利的工具。这种浅薄的思想是自由资本的萌芽无法生根发展的重要原因。

美国史学家彭慕兰曾以《大分流》剖析了中国和欧洲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分道而驰的情景。戈兹曼在本书中也围绕着“李约瑟之问”探讨了“金融大分流”。戈兹曼认为，中西方在金融发展上的差距要比技术进步上的差距更早出现。中国很早就拥有繁荣的实体经济市场，并且拥有高度发达的信息管理系统，例如户籍制度、地契、证明文件等可以有助于实现国家对商业的有效管理，但遗憾的是中国很少用有组织的方式来将个人投资者的资本和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联结起来。威尼斯在面对军事危机时发行了国家债券，而宋朝政府为了应付庞大的开支印刷了更多的纸币，两种不同的思路引向不同的未来。

从大分流到大合流，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在疼痛中苏醒，改变从民间开始。19世纪时，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曾经断言：“中华帝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不可能诞生出资本主义。”这句话有一定道理。票号、典当、钱庄、保险、民营银行，不管哪种形式，中国民间金融一直以来都无法摆脱由上而下的权力挤压。中国民间的各种金融运作，从它诞生之初就不得不攀附于权力之侧，山西票号和清政府的亲密关系，“广州十三行”本身就是王权特许的结果，盛宣怀背后的清廷权贵势力，“北四行”股东们的官方背景，民国时期各家民营银行依附的军阀集团……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出中国民间金融先天的不足、娘胎里的病根，不能发育完整的“翅膀”，如何支撑它们的长久飞翔？折翼后的坠落，是必然的结果。

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格局里，金融越来越成为翻云覆雨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11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货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把需要小心提防的双刃剑，不管哪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对全世界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推动金融改革，建立开放的、完善的、面向全球又能保护好自身的金融市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