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马可·波罗注》影印本序
《马可·波罗注》影印本序
荣新江
本书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对《马可·波罗寰宇记》中出现的专有名词所做的注释和研究，作为伯希和的遗著之一，由其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整理出版，第1—2卷为注释，第3卷为索引，分别在1959、1963、1973年陆续出版。
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Notes on Marco Polo），原本是他与英国汉学家慕阿德（A. C. Moule，1873—1957）合著的《马可·波罗寰宇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的第3卷，这在《寰宇记》第2卷的后面有明确的记录，其中部分稿子在1939—1940年间已经交到伦敦。但伯希和多才多艺，顾及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直到1945年去世为止，也未能完成。但伯希和显然对此做了详细的规划，首先就是把书中所有的专有名词提取出来，通过各种写本、印本的拼法，找出《寰宇记》笔录者鲁斯蒂谦（Rustichello）所使用的正确形式，以便于在他们的校译本中使用统一的正确拼法。然后按照字母顺序，对这些专有名词做详细的解说，包括对这些专名的语源考释，找出专名在各种语言中的转译以及异写的原因，根据东西方史料对人名、地名、国名、部族名等按年代或专题加以阐述。由于工作量太大，即使有天大本事如伯希和，也壮志未酬身先死，生前只写了从A字头的Abacan到C字头的Çulficar，尚未完成C字头的所有条目，其中有些条目也比较简单。伯希和去世后，对蒙古史也有很高造诣的弟子韩百诗将他留下的笔记整理成两卷本《马可·波罗注》，对包括D字头到Z字头的残稿，又编制详细的索引，作为本书第3卷。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第1卷所收的A至C字头专有名词的注释编作1—203号，计1—611页；第2卷所收D至Z字头专名的注释编作204—386号，计613—885页；前者三个字母有六百多页，后者24个字母只有272页，可见是一部没有完成的《马可·波罗注》。作为伯希和与慕阿德合著的《马可·波罗寰宇记》的续编，这部在巴黎出版的著作用宽体大16开的开本、咖啡色的封面，都和前者保持一致。
在已写就的A至C词头的条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伯希和才华横溢的篇章。我们不能用一般的“注释”词义来理解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在那个注释越长越显得有学问的时代，有些条目早已超出一般的注释，而成为一篇系统论述该主题的文章，甚至是一本书！我们不妨看看一些条目的页数，比如Alains“阿兰”，也就是古代的奄蔡，是16—25页；Caragian“哈剌章”，云南，169—181页；Caraunas“哈剌兀纳思”，183—196页；Cascar“喀什噶尔”，汉唐的疏勒，196—214页；Catai“契丹”，216—229页；Cin“秦”，中国，264—278页；Ciorcia“主儿扯”，即女真，上溯到蠕蠕、柔然，366—390页；Cotan“忽炭”，于阗，408—425页；Cowries“贝币”，531—563页；Cublai“忽必烈”，565—569页；Curmos“忽鲁谟斯”，576—582页；Caiton“刺桐”、泉州，583-597页；都是一篇文章的篇幅。最长的两条，一条是Cinghis“成吉思”，281—383页，越百页；另一条是Cotton“棉花”，425—531页，也超过百页。两者都有若干小标题，如前者讨论了成吉思汗的出生、血统、“铁木真”之名、登基、“成吉思汗”称号、去世时地、陵墓，等等问题；后者讨论的更为广泛，涉及印度、中亚各种棉花的记录，以及如何进入中国的问题，两者都是一本书的规模。这就是伯希和的风格！他生前完稿的正式著作并不多，大多数是论文、札记、书评。马可·波罗的书本来是最能让伯希和展现才华的场域，可惜他铺的摊子过大，有些条目外延过多，最终让这部宏伟的《马可·波罗注》成为一座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
伯希和1878年5月28日出生在巴黎，毕业于巴黎自由政治和东方语言学院，师从沙畹（E. Chavannes）、考狄（H. Cordier）和列维（S. Lévi），在汉学、佛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1900年，伯希和在北京遇上义和团运动，为保卫法国使馆，曾与拳民和清军浴血奋战。随后几年在西贡的法国远东学院任教，主要研究印度支那。1906—1908年，他率领法国中亚考察队，发掘巴楚、库车古代佛教遗址，并深入敦煌，攫取大量敦煌写本和绢画。敦煌的巨大收获虽然引起争议，但最终让不满33岁的伯希和在1911年登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的席位。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伯希和应征入伍，以武官身份于1912—1919年期间再次来到北京，政务之余，兼做研究。1919年回到巴黎后，伯希和进入学术研究的最佳境界，在《通报》、《亚洲学报》、《法国远东学院院刊》等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论文、书评。1921年，伯希和入选为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1932年，他代表法国教育部，到印度支那巡视法国远东学院工作。然后前往中国和日本访问，均受到热烈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影响了这位学术巨人的正常发挥，而此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正是《马可·波罗注》的撰写。1945年10月26日，刚刚迎来德国投降的法兰西和国际汉学界，却失去了年仅67岁的伯希和教授。
作为一位欧洲的汉学家或东方学家，伯希和继承其老师考狄的衣钵，很早就关注马可·波罗的《寰宇记》。1904年撰写《交广印度两道考》（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BEFEO, 4, 1904）时，就引用了马可·波罗对中国南方的描述。韩百诗回忆说他在1918—1930年和1936—1939年两度在法兰西学院授课期间，曾多次讲述马可·波罗之书。除了与慕阿德合作出版《马可·波罗寰宇记》外，伯希和生前发表的有关《寰宇记》的专题文章不多，但他几乎对每一种新出的《马可·波罗行记》的整理本或译本，都撰写了书评：1904年发表玉尔（Henry Yule）译注、考狄补注的《马可·波罗之书》（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第三版的书评（BEFEO，4，768—772页）；1928年发表沙海昂（A. J. H. Charignon）现代法文译本（Le Livre de Marco Polo citoyen de Venise）的书评（T’oung Pao，25，156—169页）；1932年发表里奇（Aldo Ricci）英译本《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的书评（T’oung Pao，29，233—235页）。因此，伯希和虽然没有发表专题论文，但一直在跟踪马可·波罗书的最新研究成果。伯希和的学术范围和对《马可·波罗寰宇记》的长期关注，使他成为解释这部书中专有名词的最佳人选，但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是有限的，他没有计算好自己学术生命的时限，最终没有完成他的《马可·波罗注》的大业。他的这部遗著也是在他去世十多年后，在戴密微（P. Demiéville）院士的推动下，经过弟子韩百诗的努力，加上突厥学家哈密屯（J. Hamilton）、藏学家麦克唐纳（A. W. Macdonald）的帮助，才得以出版。至于从学术角度看伯希和对马可·波罗研究的贡献，则可以参考法国当今马可·波罗研究的泰斗菲利普·梅纳尔（Philippe Ménard）的专文（Paul Pelliot et les études sur Marco Polo, Paul Pelliot (1878-1945), De l'histoire à la légende, Actes du colloque, Paris,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2013, pp. 493—525）。
伯希和大概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一位汉学家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敦煌盗宝的故事，还缘于冯承钧先生翻译了他的大量西域南海史地论著，耿昇先生则翻译了他的许多西域敦煌考察探险记录。但他用英文撰写的《马可·波罗注》，一直没有中文译本。之前曾听说龚方震先生曾组织人员翻译，但书稿“文革”中遗失而未能重新再译。在中华书局成立汉学编辑室座谈会上，一位资深专业翻译家说想翻译这部著作，但苦于手边无书。我随后复印一套寄上，迄今未见出版。这部书的原本现在同样已经很难寻觅，中西书局打算将其影印出版，对于学界无疑是个喜讯。我近年来关注马可·波罗及其《寰宇记》的研究，应邀撰序，因略述伯希和研究马可·波罗之原委，以便读者使用其详略不一的注释时参考。
（2017年4月30日完稿于东京旅次）
荣新江
本书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对《马可·波罗寰宇记》中出现的专有名词所做的注释和研究，作为伯希和的遗著之一，由其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整理出版，第1—2卷为注释，第3卷为索引，分别在1959、1963、1973年陆续出版。
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Notes on Marco Polo），原本是他与英国汉学家慕阿德（A. C. Moule，1873—1957）合著的《马可·波罗寰宇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的第3卷，这在《寰宇记》第2卷的后面有明确的记录，其中部分稿子在1939—1940年间已经交到伦敦。但伯希和多才多艺，顾及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直到1945年去世为止，也未能完成。但伯希和显然对此做了详细的规划，首先就是把书中所有的专有名词提取出来，通过各种写本、印本的拼法，找出《寰宇记》笔录者鲁斯蒂谦（Rustichello）所使用的正确形式，以便于在他们的校译本中使用统一的正确拼法。然后按照字母顺序，对这些专有名词做详细的解说，包括对这些专名的语源考释，找出专名在各种语言中的转译以及异写的原因，根据东西方史料对人名、地名、国名、部族名等按年代或专题加以阐述。由于工作量太大，即使有天大本事如伯希和，也壮志未酬身先死，生前只写了从A字头的Abacan到C字头的Çulficar，尚未完成C字头的所有条目，其中有些条目也比较简单。伯希和去世后，对蒙古史也有很高造诣的弟子韩百诗将他留下的笔记整理成两卷本《马可·波罗注》，对包括D字头到Z字头的残稿，又编制详细的索引，作为本书第3卷。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第1卷所收的A至C字头专有名词的注释编作1—203号，计1—611页；第2卷所收D至Z字头专名的注释编作204—386号，计613—885页；前者三个字母有六百多页，后者24个字母只有272页，可见是一部没有完成的《马可·波罗注》。作为伯希和与慕阿德合著的《马可·波罗寰宇记》的续编，这部在巴黎出版的著作用宽体大16开的开本、咖啡色的封面，都和前者保持一致。
在已写就的A至C词头的条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伯希和才华横溢的篇章。我们不能用一般的“注释”词义来理解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在那个注释越长越显得有学问的时代，有些条目早已超出一般的注释，而成为一篇系统论述该主题的文章，甚至是一本书！我们不妨看看一些条目的页数，比如Alains“阿兰”，也就是古代的奄蔡，是16—25页；Caragian“哈剌章”，云南，169—181页；Caraunas“哈剌兀纳思”，183—196页；Cascar“喀什噶尔”，汉唐的疏勒，196—214页；Catai“契丹”，216—229页；Cin“秦”，中国，264—278页；Ciorcia“主儿扯”，即女真，上溯到蠕蠕、柔然，366—390页；Cotan“忽炭”，于阗，408—425页；Cowries“贝币”，531—563页；Cublai“忽必烈”，565—569页；Curmos“忽鲁谟斯”，576—582页；Caiton“刺桐”、泉州，583-597页；都是一篇文章的篇幅。最长的两条，一条是Cinghis“成吉思”，281—383页，越百页；另一条是Cotton“棉花”，425—531页，也超过百页。两者都有若干小标题，如前者讨论了成吉思汗的出生、血统、“铁木真”之名、登基、“成吉思汗”称号、去世时地、陵墓，等等问题；后者讨论的更为广泛，涉及印度、中亚各种棉花的记录，以及如何进入中国的问题，两者都是一本书的规模。这就是伯希和的风格！他生前完稿的正式著作并不多，大多数是论文、札记、书评。马可·波罗的书本来是最能让伯希和展现才华的场域，可惜他铺的摊子过大，有些条目外延过多，最终让这部宏伟的《马可·波罗注》成为一座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
伯希和1878年5月28日出生在巴黎，毕业于巴黎自由政治和东方语言学院，师从沙畹（E. Chavannes）、考狄（H. Cordier）和列维（S. Lévi），在汉学、佛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1900年，伯希和在北京遇上义和团运动，为保卫法国使馆，曾与拳民和清军浴血奋战。随后几年在西贡的法国远东学院任教，主要研究印度支那。1906—1908年，他率领法国中亚考察队，发掘巴楚、库车古代佛教遗址，并深入敦煌，攫取大量敦煌写本和绢画。敦煌的巨大收获虽然引起争议，但最终让不满33岁的伯希和在1911年登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的席位。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伯希和应征入伍，以武官身份于1912—1919年期间再次来到北京，政务之余，兼做研究。1919年回到巴黎后，伯希和进入学术研究的最佳境界，在《通报》、《亚洲学报》、《法国远东学院院刊》等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论文、书评。1921年，伯希和入选为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1932年，他代表法国教育部，到印度支那巡视法国远东学院工作。然后前往中国和日本访问，均受到热烈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影响了这位学术巨人的正常发挥，而此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正是《马可·波罗注》的撰写。1945年10月26日，刚刚迎来德国投降的法兰西和国际汉学界，却失去了年仅67岁的伯希和教授。
作为一位欧洲的汉学家或东方学家，伯希和继承其老师考狄的衣钵，很早就关注马可·波罗的《寰宇记》。1904年撰写《交广印度两道考》（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BEFEO, 4, 1904）时，就引用了马可·波罗对中国南方的描述。韩百诗回忆说他在1918—1930年和1936—1939年两度在法兰西学院授课期间，曾多次讲述马可·波罗之书。除了与慕阿德合作出版《马可·波罗寰宇记》外，伯希和生前发表的有关《寰宇记》的专题文章不多，但他几乎对每一种新出的《马可·波罗行记》的整理本或译本，都撰写了书评：1904年发表玉尔（Henry Yule）译注、考狄补注的《马可·波罗之书》（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第三版的书评（BEFEO，4，768—772页）；1928年发表沙海昂（A. J. H. Charignon）现代法文译本（Le Livre de Marco Polo citoyen de Venise）的书评（T’oung Pao，25，156—169页）；1932年发表里奇（Aldo Ricci）英译本《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的书评（T’oung Pao，29，233—235页）。因此，伯希和虽然没有发表专题论文，但一直在跟踪马可·波罗书的最新研究成果。伯希和的学术范围和对《马可·波罗寰宇记》的长期关注，使他成为解释这部书中专有名词的最佳人选，但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是有限的，他没有计算好自己学术生命的时限，最终没有完成他的《马可·波罗注》的大业。他的这部遗著也是在他去世十多年后，在戴密微（P. Demiéville）院士的推动下，经过弟子韩百诗的努力，加上突厥学家哈密屯（J. Hamilton）、藏学家麦克唐纳（A. W. Macdonald）的帮助，才得以出版。至于从学术角度看伯希和对马可·波罗研究的贡献，则可以参考法国当今马可·波罗研究的泰斗菲利普·梅纳尔（Philippe Ménard）的专文（Paul Pelliot et les études sur Marco Polo, Paul Pelliot (1878-1945), De l'histoire à la légende, Actes du colloque, Paris,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2013, pp. 493—525）。
伯希和大概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一位汉学家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敦煌盗宝的故事，还缘于冯承钧先生翻译了他的大量西域南海史地论著，耿昇先生则翻译了他的许多西域敦煌考察探险记录。但他用英文撰写的《马可·波罗注》，一直没有中文译本。之前曾听说龚方震先生曾组织人员翻译，但书稿“文革”中遗失而未能重新再译。在中华书局成立汉学编辑室座谈会上，一位资深专业翻译家说想翻译这部著作，但苦于手边无书。我随后复印一套寄上，迄今未见出版。这部书的原本现在同样已经很难寻觅，中西书局打算将其影印出版，对于学界无疑是个喜讯。我近年来关注马可·波罗及其《寰宇记》的研究，应邀撰序，因略述伯希和研究马可·波罗之原委，以便读者使用其详略不一的注释时参考。
（2017年4月30日完稿于东京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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