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尧：世俗时代的信仰与生活
世俗时代的信仰与生活
盛尧
2017年3月23日初稿
2017年6月1日二稿
2017年6月6日三稿
2007年，当时正好在美国访问休整，第一时间看到A Secular Age这本书，立即收藏下来，不仅仅因为久仰查尔斯泰勒的大名，也不仅仅因为以往略读过其之前的作品《自我的根源》和《现代性之隐忧》，更因为其时我正在苦恼于到底如何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缺乏对这个时代的正确判断也就意味着无法安放自己的生活和方向。
需要承认，初读几页即被深深折服，而且阅读体验与之前读阿萨德The Formation of the Secular(2003)截然相反。如果说阿萨德像一个愤怒的战士，不断投出锋利的长矛，其批评的犀利令人生畏，泰勒于我更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坐在温暖的火炉边，慢悠悠地给你讲故事，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在一杯热茶中回望过去，抚慰自己不安的心灵，重新拾起勇气和盼望。窗外暗夜将过，一早就可以出发。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那时就在想能否尽快将这本书推介给中文读者。但我深知无论从时间精力还是能力上，译介这部长达900页的巨著都远非一人所能承担。很快就欣然得知志跃兄已经在推动此事，一直翘首以盼，历经近十年方才看到中文版的面世，而志跃兄息了劳苦却已足足两年。因此，尽管之前读过英文版，也看过初译稿，如今捧读厚厚的纸书还是有着迥异的感受，有感恩，有纪念，也有盼望。
尽管中文版把“一个”省略掉了，而只是以《世俗时代》为题，但我们还是需要留意到这个小小的变化，并且注意到在英文里泰勒也没有使用the, 而是使用的a。另一点需要提到的是，中文里的“世俗”一词具有多重意思，一般而言是与“神圣”或“宗教相对而使用，但常常会交互使用这几个相关但其实有所不同的术语，”世俗”（the secular），“世俗主义”(secularism)，“世俗性”(secularity)，以及“世俗化”(secularization).
一
那么，世俗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泰勒一开篇就提到三个意义上的世俗时代，分别表现为：
1. 宗教从公共空间脱离，成为一个“单独的领域”。
2. 宗教信仰与实践的衰落。
3. 信仰上帝被理解为多种选项之一，而且常常还是并非最容易被接受的那种选项。（页4-5）
前两层涵义并不新鲜，事实上学界已多有相关论述，尤其可以参看Jose Casanova的《公共宗教》一书。泰勒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三个层面，尽管这也不能说就是他独家的创见。但泰勒特别指出，“世俗性是关于理解之整体语境的问题”（页6），或海德格尔的“前本体论”的问题。另外，他努力要讨论的不是“应当如何”的理论、信条或哲学概念式的推演，而是反复强调他所关注的是“不同种类的活出来的经验”，因为“这种经验多少会参与到对你的生活的理解”（页7）。
在泰勒看来，常见的“世俗”概念是一种“减法”叙事，严重缺漏甚至扭曲了真实的历史过程。以一种历史叙事的方法，他提出，事实上这种在过去几百年见逐渐出现和发展的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exclusive humanism)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加法”，或者说是一种替代法，是对之前那种“不得不信”的时代的更替。正如陈佐人指出的，在泰勒看来，世俗化的演进，根本是内在于西方基督教的一种自然发展，是一种新型的信仰模态。
但现实却是，尽管这种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影响力巨大，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导性的一种思想，但却并不能完全消除掉其他的种种可能，其中包括传统宗教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以及源于尼采的不同类型的非宗教的反人文主义，如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再及那些试图在非宗教基础上重建起来的一种有求于外的人文主义，例如各种形式的深度生态学。
泰勒在此再次强调，他所讨论的第三层意义上的世俗性，确实一方面与这种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的发展如影相随，这种人文主义的出现乃是整个过程中的关键转型步骤，并由此首次扩展了可能选项的范围，终结了“天真的”宗教信仰的时代。但他同时指出，尽管这种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也试图成为一种全面性的、全方位的、排他性的统领性的意识形态，是不能拒绝、不能讨价还价的唯一选项，然而，现实却是，一旦这种人文主义浮出睡眠，新的、多样的、不再天真的困境，就为超出原初范围、增加种种选项留出了余地（页25）。
换言之，现在，天真远离了任何人，无论是信者还是不信者。泰勒总结道，“这就是我们所处社会总的语境”。这个社会容纳各种不同氛围，而不同氛围的默认选项可能各不相同，但每一氛围中的居住着都很清楚地知晓其他人所偏爱的选项，而不能把它们当作莫名其妙的异乡错误打发掉（页27）。
二
既然世俗时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在其中，（某一）信仰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众多选项之一，那么，这对于（欧美社会中的）基督徒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在一些基督徒看来，这代表了人类对上帝的背叛，代表了魔鬼的胜利，是对真信徒、真教会的警钟。相应的，其态度自然是敌意的，带着一种强烈的末世恐慌，以及对那个已经消逝的纯真年代的乡愁和无可奈何的怨念。
与这种消极、负面的理解相反，泰勒以讲故事的方法描绘了另一种画面。他承认，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一方面意味着信仰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确实会在信仰与政治、公共生活之间分离的意义上出现世俗化，以及信仰实践意义上的世俗化。但他同时指出，这也同时意味着信仰乃是经过反思的、经过考验的、经过生命真实体验的信仰。换言之，这个世俗化的历史过程，充满了危机，但也充满了转机。
泰勒在文中多次使用“活出来的经验”这样的表述，并且提出，“我们不禁要不时地前后打量、左右观望，在充满怀疑与不确定性的境况中活出我们的信仰。”（页15）显然，这种“活出来的信仰”不是那种“天真的信仰”，或者作为唯一选项的那种被硬性规定的信仰，而是经过“打量”，经过“观望”，在真实的苦痛和挣扎中呈现出来的信仰。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信仰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而不是简单的“身份政治”，更不能是搭便车(free rider)。
进一步说，这也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现代世界，这个世俗的时代可以持一种与之前那种敌意的、拒斥的通常态度所不同的心态：它当然是挑战，但主要是对表面化的、身份性的、宗教性的信仰表达的严峻挑战，甚至摧毁，但它同时也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有益的挑战，即在这个语境下，基督徒的信仰本身需要被挑战，到底只是一种政治社会意义上的身份归属，或是文化习惯意义上的趋同或好奇，还是一种真正有生命体验、有真实属灵关系的、有活力的信仰。
三
尽管泰勒反复说明自己所做的工作只限于描述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中一个世俗的时代是如何到来的，同时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处境无疑与这个“西方世界”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还是能够分享和感受到相当多的共性。我们大概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下也是“一个世俗的时代”，当然这还需要加上大量的注释和说明。
作为个体的基督徒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俗时代里，信仰如何可能，或者具体如何实践，当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或许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作为群体的基督徒或教会如何在这个世俗时代里的展开（公共）生活？
不少人的目光回到历史中寻找资源，从清教徒的早期美国，到凯波儿的荷兰，到加尔文的日内瓦，一路追溯到初期教会。这些历史考察都非常重要，对于如何理解和引导我们如今的公共生活无疑大有助益，但必须意识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是21世纪生活在中国的基督徒，生活于“一个世俗时代”。换言之，这些历史经验不能被简单移植和原样照搬过来，清教徒、凯波儿、加尔文，乃至初期教会的使徒和教父，都是我们学习和尊敬的信仰上的“英雄”，但也一定要记得，他们也是在他们自己具体的历史社会处境中挣扎和纠结，力图把他们所领受的上帝之道“生活出来”，而不是那“道”本身。想必，他们自己从来没有那个意图希望把人带到自己面前来，而是作为指路的人，如同当年腓力面对拿但业强烈的质疑而作出的回应，指向耶稣，发出邀请，“你来看”。
换言之，我们的“回归”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回到时间意义的原初，更不是回到曾经有过的某些“英雄时刻”或楷模阶段，而是要回归到曾经引导和激发历史上的信仰先贤们的那位真道的面前。如经上所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事实上，这种复原主义通常不过是一种对当下表达不满的情绪，不仅仅是一种偷懒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将圣灵的工作偷换为某个具体的人物、某个具体的方式、某个具体的时代的偶像化的做法。这么说吧，这种复原主义的实质是将上帝之道偷梁换柱为某些可以被实质化的具体的模式，将上帝真实的临在和随时的引导偷换为一些简单因果关系的历史规律，进一步转化为一些可以简单操作的机械图式和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说明书。从而，将人与“活人的上帝”之间那种鲜活、亲密的关系转化为一种试图一劳永逸的身份政治。
说中国当下是一个世俗时代主要还不是从其作为一个“世俗国家”这个角度，尽管世俗主义肯定是这个时代主导性的“语境”。这么说更多地是从泰勒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就是说，任何思想或主张都已经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唯一选项了。事实上，尽管中国在政体上是一元式的，但是从文化上来说无疑也是多样的，过去如此，现在更是如此。
前面提到，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要活出信仰，在某种意义上要求对这一信仰具有更深刻的理解、反思，以及在生活中更整合地投入。而这难以避免就会出现与其他信仰、其他思想体系的交往、互动、紧张乃至冲突。文化或文明的冲突是否不可避免？在一个强调自我主张的时代，公共生活是否可能？这一系列的问题远非一篇小文章所能涵盖和处理，但一些近期的尝试性探讨值得提及，例如关于政教分立，而不是政教分离的讨论，以及约翰稻津(John Inazu)提出的“自信的多元主义”（confident pluralism）的说法等。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简洁和初步的回应的话，或许我会说，“谦卑而有力的见证”，而不是企图恢复君士坦丁式的政教合一，也不是如一些避世苦修者那样的离世隔绝，如同昆兰古洞的那批犹太人，其行动令人尊敬，但却值得商榷。
盛尧
2017年3月23日初稿
2017年6月1日二稿
2017年6月6日三稿
2007年，当时正好在美国访问休整，第一时间看到A Secular Age这本书，立即收藏下来，不仅仅因为久仰查尔斯泰勒的大名，也不仅仅因为以往略读过其之前的作品《自我的根源》和《现代性之隐忧》，更因为其时我正在苦恼于到底如何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缺乏对这个时代的正确判断也就意味着无法安放自己的生活和方向。
需要承认，初读几页即被深深折服，而且阅读体验与之前读阿萨德The Formation of the Secular(2003)截然相反。如果说阿萨德像一个愤怒的战士，不断投出锋利的长矛，其批评的犀利令人生畏，泰勒于我更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坐在温暖的火炉边，慢悠悠地给你讲故事，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在一杯热茶中回望过去，抚慰自己不安的心灵，重新拾起勇气和盼望。窗外暗夜将过，一早就可以出发。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那时就在想能否尽快将这本书推介给中文读者。但我深知无论从时间精力还是能力上，译介这部长达900页的巨著都远非一人所能承担。很快就欣然得知志跃兄已经在推动此事，一直翘首以盼，历经近十年方才看到中文版的面世，而志跃兄息了劳苦却已足足两年。因此，尽管之前读过英文版，也看过初译稿，如今捧读厚厚的纸书还是有着迥异的感受，有感恩，有纪念，也有盼望。
尽管中文版把“一个”省略掉了，而只是以《世俗时代》为题，但我们还是需要留意到这个小小的变化，并且注意到在英文里泰勒也没有使用the, 而是使用的a。另一点需要提到的是，中文里的“世俗”一词具有多重意思，一般而言是与“神圣”或“宗教相对而使用，但常常会交互使用这几个相关但其实有所不同的术语，”世俗”（the secular），“世俗主义”(secularism)，“世俗性”(secularity)，以及“世俗化”(secularization).
一
那么，世俗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泰勒一开篇就提到三个意义上的世俗时代，分别表现为：
1. 宗教从公共空间脱离，成为一个“单独的领域”。
2. 宗教信仰与实践的衰落。
3. 信仰上帝被理解为多种选项之一，而且常常还是并非最容易被接受的那种选项。（页4-5）
前两层涵义并不新鲜，事实上学界已多有相关论述，尤其可以参看Jose Casanova的《公共宗教》一书。泰勒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三个层面，尽管这也不能说就是他独家的创见。但泰勒特别指出，“世俗性是关于理解之整体语境的问题”（页6），或海德格尔的“前本体论”的问题。另外，他努力要讨论的不是“应当如何”的理论、信条或哲学概念式的推演，而是反复强调他所关注的是“不同种类的活出来的经验”，因为“这种经验多少会参与到对你的生活的理解”（页7）。
在泰勒看来，常见的“世俗”概念是一种“减法”叙事，严重缺漏甚至扭曲了真实的历史过程。以一种历史叙事的方法，他提出，事实上这种在过去几百年见逐渐出现和发展的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exclusive humanism)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加法”，或者说是一种替代法，是对之前那种“不得不信”的时代的更替。正如陈佐人指出的，在泰勒看来，世俗化的演进，根本是内在于西方基督教的一种自然发展，是一种新型的信仰模态。
但现实却是，尽管这种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影响力巨大，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导性的一种思想，但却并不能完全消除掉其他的种种可能，其中包括传统宗教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以及源于尼采的不同类型的非宗教的反人文主义，如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再及那些试图在非宗教基础上重建起来的一种有求于外的人文主义，例如各种形式的深度生态学。
泰勒在此再次强调，他所讨论的第三层意义上的世俗性，确实一方面与这种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的发展如影相随，这种人文主义的出现乃是整个过程中的关键转型步骤，并由此首次扩展了可能选项的范围，终结了“天真的”宗教信仰的时代。但他同时指出，尽管这种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也试图成为一种全面性的、全方位的、排他性的统领性的意识形态，是不能拒绝、不能讨价还价的唯一选项，然而，现实却是，一旦这种人文主义浮出睡眠，新的、多样的、不再天真的困境，就为超出原初范围、增加种种选项留出了余地（页25）。
换言之，现在，天真远离了任何人，无论是信者还是不信者。泰勒总结道，“这就是我们所处社会总的语境”。这个社会容纳各种不同氛围，而不同氛围的默认选项可能各不相同，但每一氛围中的居住着都很清楚地知晓其他人所偏爱的选项，而不能把它们当作莫名其妙的异乡错误打发掉（页27）。
二
既然世俗时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在其中，（某一）信仰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众多选项之一，那么，这对于（欧美社会中的）基督徒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在一些基督徒看来，这代表了人类对上帝的背叛，代表了魔鬼的胜利，是对真信徒、真教会的警钟。相应的，其态度自然是敌意的，带着一种强烈的末世恐慌，以及对那个已经消逝的纯真年代的乡愁和无可奈何的怨念。
与这种消极、负面的理解相反，泰勒以讲故事的方法描绘了另一种画面。他承认，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一方面意味着信仰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确实会在信仰与政治、公共生活之间分离的意义上出现世俗化，以及信仰实践意义上的世俗化。但他同时指出，这也同时意味着信仰乃是经过反思的、经过考验的、经过生命真实体验的信仰。换言之，这个世俗化的历史过程，充满了危机，但也充满了转机。
泰勒在文中多次使用“活出来的经验”这样的表述，并且提出，“我们不禁要不时地前后打量、左右观望，在充满怀疑与不确定性的境况中活出我们的信仰。”（页15）显然，这种“活出来的信仰”不是那种“天真的信仰”，或者作为唯一选项的那种被硬性规定的信仰，而是经过“打量”，经过“观望”，在真实的苦痛和挣扎中呈现出来的信仰。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信仰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而不是简单的“身份政治”，更不能是搭便车(free rider)。
进一步说，这也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现代世界，这个世俗的时代可以持一种与之前那种敌意的、拒斥的通常态度所不同的心态：它当然是挑战，但主要是对表面化的、身份性的、宗教性的信仰表达的严峻挑战，甚至摧毁，但它同时也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有益的挑战，即在这个语境下，基督徒的信仰本身需要被挑战，到底只是一种政治社会意义上的身份归属，或是文化习惯意义上的趋同或好奇，还是一种真正有生命体验、有真实属灵关系的、有活力的信仰。
三
尽管泰勒反复说明自己所做的工作只限于描述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中一个世俗的时代是如何到来的，同时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处境无疑与这个“西方世界”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还是能够分享和感受到相当多的共性。我们大概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下也是“一个世俗的时代”，当然这还需要加上大量的注释和说明。
作为个体的基督徒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俗时代里，信仰如何可能，或者具体如何实践，当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或许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作为群体的基督徒或教会如何在这个世俗时代里的展开（公共）生活？
不少人的目光回到历史中寻找资源，从清教徒的早期美国，到凯波儿的荷兰，到加尔文的日内瓦，一路追溯到初期教会。这些历史考察都非常重要，对于如何理解和引导我们如今的公共生活无疑大有助益，但必须意识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是21世纪生活在中国的基督徒，生活于“一个世俗时代”。换言之，这些历史经验不能被简单移植和原样照搬过来，清教徒、凯波儿、加尔文，乃至初期教会的使徒和教父，都是我们学习和尊敬的信仰上的“英雄”，但也一定要记得，他们也是在他们自己具体的历史社会处境中挣扎和纠结，力图把他们所领受的上帝之道“生活出来”，而不是那“道”本身。想必，他们自己从来没有那个意图希望把人带到自己面前来，而是作为指路的人，如同当年腓力面对拿但业强烈的质疑而作出的回应，指向耶稣，发出邀请，“你来看”。
换言之，我们的“回归”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回到时间意义的原初，更不是回到曾经有过的某些“英雄时刻”或楷模阶段，而是要回归到曾经引导和激发历史上的信仰先贤们的那位真道的面前。如经上所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事实上，这种复原主义通常不过是一种对当下表达不满的情绪，不仅仅是一种偷懒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将圣灵的工作偷换为某个具体的人物、某个具体的方式、某个具体的时代的偶像化的做法。这么说吧，这种复原主义的实质是将上帝之道偷梁换柱为某些可以被实质化的具体的模式，将上帝真实的临在和随时的引导偷换为一些简单因果关系的历史规律，进一步转化为一些可以简单操作的机械图式和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说明书。从而，将人与“活人的上帝”之间那种鲜活、亲密的关系转化为一种试图一劳永逸的身份政治。
说中国当下是一个世俗时代主要还不是从其作为一个“世俗国家”这个角度，尽管世俗主义肯定是这个时代主导性的“语境”。这么说更多地是从泰勒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就是说，任何思想或主张都已经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唯一选项了。事实上，尽管中国在政体上是一元式的，但是从文化上来说无疑也是多样的，过去如此，现在更是如此。
前面提到，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要活出信仰，在某种意义上要求对这一信仰具有更深刻的理解、反思，以及在生活中更整合地投入。而这难以避免就会出现与其他信仰、其他思想体系的交往、互动、紧张乃至冲突。文化或文明的冲突是否不可避免？在一个强调自我主张的时代，公共生活是否可能？这一系列的问题远非一篇小文章所能涵盖和处理，但一些近期的尝试性探讨值得提及，例如关于政教分立，而不是政教分离的讨论，以及约翰稻津(John Inazu)提出的“自信的多元主义”（confident pluralism）的说法等。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简洁和初步的回应的话，或许我会说，“谦卑而有力的见证”，而不是企图恢复君士坦丁式的政教合一，也不是如一些避世苦修者那样的离世隔绝，如同昆兰古洞的那批犹太人，其行动令人尊敬，但却值得商榷。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