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 李翊雲想告诉我们什么？

最近读了华裔美国作家李翊云的回忆录《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命里写进你的生命》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 颇有感触，做了一些笔记。后来想到把读书笔记发出来，于是扩展了我的笔记，加入了一些对作者的介绍，和自己的有感而发，并附了一些原文，读英文的朋友可以直接阅读。为了不读英文的朋友，我对原文有一些大致的翻译，没有仔细推敲。本文旨在介绍这本书，不以翻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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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翊云的书没有中文版，不知道国内的读者对她了解有多少，先写一个她的小bio。李翊雲（Yiyun Li）1972年生于北京，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随即来美国深造，获美国爱荷华大学免疫学硕士。后弃医从文，2002年入学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开始在纯文学刊物上发表英文短篇小说。2005年获艺术创作硕士MFA学位。作品获得多项文学奖，在美欧文坛颇有声誉。她现在和家人住在加州奥克兰市。除了写作之外，她也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创意写作课。

李翊雲只用英文写作，目前以短篇小说为主，在《纽约客》和《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上多有发表。2005年结集出版了《千年修得共枕眠》（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其中收录了《多余》(Extra)、《不朽》(Immortality)等十篇故事，大多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为背景，写的是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 贵族学校的清洁女工，股票市场中失意的退休教师，毕业分配回老家教书的英语老师，内蒙插队知青的后代等等，人物和故事很宿命。2009年出版长篇小说《漂泊者》（The Vagrants）。2010年出版短篇小說集《金童玉女》（Gold Boy, Emerald Girl）收入八个短篇和一个中篇。

李翊雲得过很多奖，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我看过几个她的短篇，比如，《多余》, 《金童玉女》，《孤独》，和今年五月在《纽约客》上发表的短篇A Small Flame。和很多华人读者一样，我对她小说里的故事和背景比较熟悉，阅读兴趣就不是那么浓厚，一般大家都爱看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因此她的小说我不是每篇必读。但和很多海外华人读者不同的是，凡是读过的，我都为她简洁干练的描写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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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还在欧洲的时候，我听说李翊雲出版了一本回忆录，立刻把它列入必读清单。三周前我用了两天的时间读完，又用了三四天整理笔记，然后写这篇文章。前前后后三周，我一直沉浸在她的剖心置腹中。李翊雲在美国读者中，以bleakness著称。她的文字简练，语句寡裸，就像NPR的评论人说的：Yiyun Li is not exactly a comforting author。她的好友布里吉特.休斯在一个阅读／访谈会上介绍她时说：“李翊雲是个很难向大家介绍的人 — she is a very difficult person to introduce。一般人的寒暄客套赞美，她都没有耐心去应付。不管是她平时的为人，还是她的小说，她不会浪费时间去客套 — she does’t waste time on small talk, in person or in her writing。” 也许现代人都没时间去客套，但又不得不去做，于是李翊雲的直截了当立刻被推崇，纽约客，纽约时报，巴黎评论，以及美国的各大文学评论期刊，都张开双臂拥抱她。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当代美国文学的佼佼者，2012年夏季和秋季，经历了严重的clinical depression — 临床抑郁症，两度企图自杀。我不太理解clinical depression病症特点，chemical imbalance? 体内化学失衡？通常no nonsense类型的人非常注意隐私，李翊雲是这类人，她很少谈自己，根本不去脸书微博推特之类的社交网络。而这一次她用这本犀利冷峻的回忆录，完全剖开的自己，把她多年患抑郁症，持续的自杀念头，两度住院治疗，直言不讳地公布于众。

起初我很迷惑，难道她需要公众的关注和同情吗？需要读者的理解吗？看完全书，我认为不是。她这本书和她的其他书一样，尖锐简洁，“固执己见”（这里是褒义），整本书都在思辨：为什么放弃母语，选择英语写作，这是个人的事还是与国家有关的事；为什么人想自杀，自杀是自己的事还是大家的事；为什么写作，写作是自己的事还是公众的事…。她提出了众多问题，然后一层层剥开表面，深入内核，因此这是一本很复杂的书，以她的抑郁症为导线，讲了更为深层的东西。抑郁，自杀，所有的选择...都不过是现象，而导致这些现象这些行为的根源，才是她寻找的目的。

在2012年后的一两年里，她无法写小说，连读小说都不太读。她阅读了大量作家的日记和通信，进入那些作家的思想，观察他们的思维和之间的关系。这些作家多半已经故去，于她来说这对读者有利：这些作家不可能更改他们的通信和日记。“Readers always win,” 她说。她花了两年的时间写这本书，整个过程中她与几十本书相伴，同这些书和这些作家反复交谈，试图找到一个清晰的答案。


李翊云和布里吉特.休斯

这本书的扉页写着：

This book is part of a conversation
with Brigid Hughes.
这本书是与布里吉特.休斯谈话的一部分。

谁是布里吉德.休斯？2003年，休斯还是《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 ）的执行编辑，她收到一个短篇小说Immortality, 《不朽》，作者是Yiyun Li。休斯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小说的第一句抓住了她, “All good fiction is about how time passes. — 所有的好小说都是关于时间的流逝。” 休斯在《巴黎评论》发表了这篇小说，她和李翊雲从此开始了她们保持到今天的友谊。休斯称李翊雲是她的dearest friend，休斯和李翊雲共创了一个网上纯文学刊物：A Public Space，休斯是主编，李翊雲是contributing editors之一。

读过这本书的人，立刻会注意到，李翊云的这本回忆录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回忆录，她没有按时间顺序写她的人生，也没有写她的成长和写作历程。她有限地提到童年的几个故事，她上北大时军训的经历，她来美国后放弃免疫学转读文学创作MFA，她与家人和朋友的谈话，等等。但她反复讲述了她母亲的控制欲，她父亲的宿命感，因为这些造就了今天的她。更多的篇幅，她引用了很多作家的文字，有的时候李翊云直接用这些作家作品中的某一段，来回答她对很多事的看法和疑问。美国作家Marilynne Robinson评论道：“（在这本书里）李翊云写了她通过文学康复的一段路程。” 的确，文学和药物，哪个对她的治疗更有效？我的理解是：从小成长的经历使她成为内在情感纠结碰撞的她，与众多作品和作家的交往，从根本上帮助她理解这些碰撞和纠结。所以，这本书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她对生命路程的回顾。

对于一个普通读者，她的疑问很多时候也是读者们的疑问。读完这本书，犹如一场洗礼，让我想起小时候我的一颗虫牙坏到无法忽视的地步，我自己拿了一把锥子，对着镜子先刺破牙龈的脓包，再刺进洞里，血和脓一股脑流出来，我的眼泪也哗哗流，不是哭，只是疼的泪自动往外流。我认为，《亲爱的朋友》就是这样一种以痛攻痛的书，在赤裸的真诚中向读者敞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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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 — 《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命写进你的生命》。

李翊雲从新西兰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笔记》里摘了这句，用作她的书名。我的水平有限，翻译得不尽人意，但我认为这个书名一定要直译。李翊云用这句自有她用意，如果有人意译的话，绝不可以意译到失去原句子的情感成分。

李翊云在书的第一章里提到她最初读到这个句子的反应：

“I cried when I read the line… It reminds me too why I do not want to stop writing. The books one writes — past and present and future — are they not trying to say the same thing: 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 What a long way it is from one life to another, yet why write if not for that distance, if things can be let go, every before replaced by an after. （P20） -- 读到这一句我哭了。…… 它让我想到为什么我不能停止写作。一个作家写书 — 过去，现在，将来 — 难道不就是在说：「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命里写进你的生命」吗？从一个生命写进另一个生命是多么漫长的历程，但如果不漫长，如果可以让过去成为过去，如果每一个前可以被一个后取代，我们为什么还写作。”

没有语言来形容我对这段话的感受和同意。我曾经说过：我恨move on。有朋友不理解，所有的心理医生，心灵鸡汤，正面说教不都是在规劝大家move on吗？但我说的那个move on不是人们通常说的move on，不是沉浸在悲痛里不去享受生活。我说的是不管生命的长河流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起因是什么，不要把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混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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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翊雲这本书分了八章，第一章讲了before 和 after。一切的起因，她的宿命感，因为有了从前before，导致今天的之后after，而这中间的这一段她是怎么看的呢？

“我和时间之间有一种很纠结的关系troublesome relationship：The past I cannot trust because it could be tainted by my memory. The future is hypothetical and should be treated with caution. The present — what is the present but a constant test: in this muddled in-between one struggles to understand what about oneself has to be changed, what accepted, what preserved. Unless the right actions are taken, one seems never to pass the test to reach the after. （P5）-- 过去我不能信任，因为它可能被我的记忆污染。 未来是假想，应该谨慎。 现在是一段持续的考验：在这个混乱的之间，我们挣扎着去明白我们要改变什么，接受什么，保存什么。 除非采取正确的行动，否则我们似乎永远不能通过这一系列考验，达到那个之后。”

李翊雲在国内时有个搞艺术的朋友，他俩被朋友们认为是dreamers，但李翊雲不认为自己是梦想者，因为她那时很宿命，“a fatalistic person cannot be a dreamer, which I still want to become one day. 一个宿命着是不可能是梦想者，尽管我仍然期望有一天能成为梦想者。” 后来那个艺术家朋友在国内自杀，她的另一个朋友写信对她说：你是唯一一个比他更不现实的人，你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容不下梦想者。

李翊雲说，她“和很多人一样，怀着一个同样的目标来到这个国家（美国）— 在这里创造一个崭新的生活。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梦，连个抱负都不是。我不去想如果我还呆在中国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not leaving had never felt like an option. 不离开从来不是一个选择。”

曾经看到华裔美国读者说李翊雲装B，读了这一段你还会这么认为吗？我们中间多少人都是上了飞机就决心永不回头，但有几个坦言承认，而不是编造各种借口说自己不得不留在美国洋插队？

由此，似乎不难理解为什么李翊雲弃医从文后，决意放弃中文，用英文写作。在她最初做这个决定时，她丈夫问她是否明白这意味着什么（implication)。她丈夫指的不是现实的问题：能发表吗，拿绿卡更艰难...等等。而是语言本身，放弃母语，对任何人，这都意味着一个很巨大的失去。而失去几乎就是悲剧。李翊雲在这里引用了纳博科夫的一段话：

“My private tragedy, which cannot, indeed should not, be anybody’s concern, is that I had to abandon my natural language. -- 我个人的悲剧，即放弃我的自然语言，不能是，的确不应该是任何人的顾虑。”

李翊雲对个人悲剧有自己的理解：

“That something is called a tragedy, however, means it is no longer personal. One weeps out of private pain, but only when the audience swarms in to claim understanding and empathy do they call it tragedy. One’s grief belongs to oneself; one’s tragedy, others. (P138) -- 一件事被称为悲剧的时候，它就不是个人的事了。一个人哭是个人的痛，但一旦有观众蜂拥而至声称理解同情你的痛，他们才把它叫做悲剧。一个人的悲伤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悲剧属于公众。”

李翊雲定义了悲剧，但她没有说她的选择是悲剧，因此她的选择是个人的事。对此她的思辨是：中文从来不是她的私人语言private language. “And it will never be。” 她认为英文是她的私人语言。我是这么理解她的说法：中文是她生长环境的语言，如纳博科夫说的：natural language, 她没有选择。而英文是她来到这个国家后，经过考虑后的选择。她可以像很多美籍华人一样，依然用中文写作，但她做了个人的选择，这个选择就自然地成为她的一部分。

她这个抉择让我想到中国一句俗话：长痛不如短痛。当意识到了你将永远在这个新国家新文化中生活，仍然还抓住渐行渐远的出生文化不放，是不是一种不明智和软弱，甚至是delusional的表现呢？从这个意义上说，YYL真是少有的果敢坚定，对自己严厉到有点残酷的地步。

当采访人问YYL是否将来用中文写小说，李翊雲没有迟疑地回答：不会。因为我从来没有用中文写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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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翊雲在书里有一句话，我在下面画了线：Language kills us。反过来想，语言是不是也可以save us? (注：我在这里断章取义，YYL是为了说明另一个命题写的这句话，但我这时想到这句。）

早些年就有人向她提出把她的小说译成中文，她谢绝了。毫无疑问这个举动被国内一些人认为是odiously pretentious (P145)，也就是装B。对这个决定她解释过多次，在接受的采访中YYL说到，因为她母亲不懂英文，她不想让她母亲读到她的文字，她说她母亲是世界上最nosy的人。那时我想，她大概也不想让中国读者读她的书，她大概很容易就想像的出国内的读者对她的小说是什么反应，她大概看到过很多愤青在网上对某些华人文章的谩骂和谴责。这大概也是她婉言谢绝把她的书翻译成中文的原因之一。

李翊云的书，至今没有任何中文版，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今年二月在一个访谈中，有读者问到她母亲是否看过这本回忆录，YYL回答她家人，包括她姐姐（当时）都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读者又问：假设一下，等你母亲去世了，你会不会允许把你的书翻译成中文呢？YYL沉吟一下：“这是个尖锐的问题，我还没想过。我一直是这么看的：I am not ready, China is not ready. 等中国可以把我当作一个美国作家来看待的时候，也许可以考虑。”

一个明智而果断的人。我不认为有任何必要谴责她的选择，书是她的书，她愿意怎么处理是她的自由。

每一种选择都会有正反两面。李翊雲曾经以为放弃中国，放弃中文，去一个崭新的国家，使用一种新语言，把过去包在一个记忆细胞里锁上，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然而忘却的过程消除了痛苦的记忆也抹掉了很多其他记忆。“But erasing does not stop with a new language, and that, my friend, is my sorrow and my selfishness. In speaking and in writing in an adopted language I have not stopped erasing. I have crossed the line, too, from erasing myself to erasing others. I am not the only casualty in this war against myself. (P152) -- 节译：使用一种新语言没有停止消除... 这就是我的悲伤和自私…在消除自己（往事）的时候，我也消除了他人的。在这场对抗自己的战争中，我不是唯一的伤员。”

我的眼睛有点潮，不记得读过这么犀利地解剖自己的语言。读完全书，字里行间都是这样都是悲情而冷峻的分析。YYL的小说一向冷静，这一次她把笔尖指向了自己。她把对自己的剖析比做免疫系统出问题：自己的细胞攻击自己的另一部分细胞，她一边在和其他作品的交谈中捍卫自己，一边用思辨攻击自己，以此搞明白：我怎么会成今天这样，我为什么要成今天这样。她在质问自己的时候毫不留情，直挖根源。她的小说惯于揭露真相，而不是抚摸读者的情感。这本书同样，也不是在抚摸自己的伤口。

说到这，想起她书里的另一句话，也是她常说的：没有说出的话比说出来的更有力量（大意）。对中国沉默，这本身就是一个洪亮的声音。说到托马斯曼对茨威格的自杀的无情评价，YYL说：“The world will always quote Mann on Zweig’s death. Yet the latter’s silence prevails. （P53） — 世界将永远引用托马斯曼对于茨威格死亡的评价。 但后者的沉默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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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翊雲接受过一些图书馆邀请，阅读自己的书。有时散会后，会有华裔读者和她交谈，问她一些问题。一次一位女士质问她：你为怎么老提那些中国的陈年旧事，为什么不写点让我为中国感到自豪的故事？李翊雲直言相告：我不能写那些政治宣传式的口号文章。

她承认她对propagada非常敏感，因为她在国内时被要求写此类文章，现在她自由了，她再也不想写那种文章，没有任何人，包括中国人，能够迫使她写他们想看的东西，她要写她想写的东西。

有国内来的记者要求李翊雲披露国内政治情况，要她写政治小说：你怎么没有使命感？我们在国内的作家都很有使命感啊。你怎么能让国人失望呢？李翊雲坦言回答她不会写那样的东西，“那是宣传品，” 她说：

“If I were to give one, it is: I have spent much of my life turning away form the scripts given to me, in China and in America; my refusal to be defined by the will of others is my one and only political statement. (P65）-- 如果一定要我说政治立场，那就是：在中国和美国，我都用掉了生命中大量时间回避别人给我写作计划；我拒绝用别人的意愿来定义我（的写作），这是我唯一仅有的政治宣言。”

直到今年初，川普当了总统，李翊雲站出来表明她的确是关心政治的，她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到学校可以告诉大家，你的父母就是移民。

很少有作家没有政治倾向，只是有些不愿意把作品变成政治的宣传工具，毕竟不是每个作家同时也是政治／社会活动家。李翊雲选择以艺术为基准，深得我心。稍有头脑的读者都知道，每个作家的政治倾向都在TA的书里。李翊云的小说，充满对下层人们的同情，和对漠视人们生存权利的控诉。我认为一个好作家，首先应该是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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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杀的认识和思辨，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脉络。围绕着这个念头和可能性，李翊雲做了大量的思考。在探索的过程中，在两度住院治疗期间，有很多书籍与她作伴。在这本书里，她记录了和众多作品交流的心得，她分析并引用了他们作品的段落来阐述自己的理念，这些作家有高尔基，茨维格，伊丽莎白.鲍恩，John McGahern, 屠格涅夫，James Allen McPherson, 托尔斯泰，陈端生，契科夫，菲利普.拉金，塞内加，狄兰.托马斯，E.B. White, 伊丽莎白.曼斯菲尔德, 弗吉尼亚.伍尔夫，托马斯.哈代，纳博科夫，克尔凯郭尔，乔治.艾略特......等等。当然，还有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特雷弗是李翊雲钟爱的作家，她几次与他会面，常常把特雷弗的书带在身边。

李翊雲不但读他们的书，更爱读他们的书信和日记。在P133页中，YYL坦言道：

“Mansfield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mentioned authors in Larkin’s letters. In analyzing her life and love affairs, Larkin is talking about himself. Reading them at the same time, I was constantly offering my own interpretation, defending Mansfield or disagreeing with Larkin’s defense of her. More acutely, I was aware that my obsession with them reflected what I resent in myself: seclusion, self-deception, and above all the need — the neediness — to find shelter from ones uncertain self in other lives. For Mansfield, it was Chekhov; for Larkin, it was Mansfield and Hardy.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both that Mansfield chose someone she aspired to be, and Larkin, those who would condone his weaknesses.”

选译：“在拉金的信中，曼斯菲尔德是被频繁提到的人物之一…同时读他们两人的信，我不断加入自己的理解，或是捍卫曼斯菲尔德，或是不同意拉金对曼斯菲尔德的捍卫。 更严重的是，我意识到我对他们的痴迷，反映了我对自己的不满：隐居，自欺欺人，首当其冲的是需求，是从他人的生活里为不确定的自我找到庇护。 对于曼斯菲尔德来说，（这个庇护所）是契诃夫; 对于拉金，是曼斯菲尔德和哈代。”

[注：英国作家菲利普.拉金是个复杂的人物，大家可以去阅读他的作品，搜索他的信息，帮助理解为什么他对曼斯菲尔德有兴趣，而YYL对他有兴趣，而且YYL一直喜欢曼斯菲尔德。]

李翊雲的脑子里一直有两个人在辩论，我认为两者之间没有赢输，只有她的思想活动。这些思辨断断续续贯穿全书，单单抽出任何一段都会片面地诠释作者的意思。我的理解，YYL基本上认为，至少写书的前后她认为，自杀是一种选择，是个人的事。她在113-114页里她说到她在书和现实之间平衡，有时她感觉书里的人物才是真实的，当写完一本书，为了减轻人物离去的空虚，作者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杀死他们 — 如果有想象暴力的话，它像自杀念头一样隐秘地躲藏在大脑的一个角落。“Is writing not my way of rehearsing death? 难道写作不是我排练死亡的方式吗？”

她问：Can one’s life be at the mercy of one’s characters? 一个作者会不会被他笔下的人物操纵？

李翊雲提出的问题，几乎每一个都令我惊骇。一个人不到生死绝境，大概不会这么严峻地，甚至是大义凌然地质问自己。她的确努力平衡写作生活和现实生活，但她投入在写作中的感情和时间大大多于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成了一种表面的非生活。“One cannot sustain in that kind of in-between — living and yet not living — forever.” 她对书里的人物喊：让我在生活里活得和你们在书里活得那么真实。但这种真实感只存在于她的人物里，于是那段时间，李翊雲决定停止写那本书，把它埋葬在电脑里。这时她的脑子就出现了一个怪念头：如果书里的人物不该见我，为什么还要让这本小说存在？如果我拒绝见生活里真实的人们，我为什么还要存在？

有了自杀的念头，她当然要为自己的想法找出依据。那两年，YYL阅读了大量她喜欢的作家的书信和日记。她通过阅读，通过其他作家的对生活或对某件事的看法，和脑子里的另一个自己辩论。

在P134里她摘了一段英国作家V.S. Pritchett在一封信里的话：

“If no one ever read me, would I write? Perhaps not; bu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stop writing in my head。-- 如果从来没有人读我的书，我还会写吗？恐怕不会，但我无法停止在脑子里写。”

李翊雲写到：

“But the truth is I did not connect those necessities to a writer’s life until I read Pritchett’s letter. Writing is an option, so is not writing; being read is a possibility, so is not being read. Reading, however, I equate with real life: life can be opened and closed like a book; living is a choice, so is not living. -- 但事实是，再没有读到V. S. Pritchett这封信之前，我没有把那种需要和作家的生活连在一起。写作是一种选择，不写也是一种选择；有读者是一种可能，没有读者也是一种可能。阅读在现实生活里给我的启示是：生活可以打开，也可以合上；活着是一个选择，不活也是一个选择。”

那么，如果她选择不活着，自杀就成了一件自然的事。某个作家选择不写作了，某人选择合上书不读了，某人选择结束生命不活了。

YYL就是这样梳理一个逻辑的。自杀和其他那些不都是一个人的选择吗，为什么要make big fuss?

她这种推理看似古怪，其实大有道理。而且我不认为只有抑郁的人，或神经出问题的人才选择不活。思维清晰的人也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比如，得了不治之症不想受罪；该活的都活完了，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引起兴趣了。当然我相信她知道结束生命比那几件事要严肃的多，而且她脑子里的另一个我拒绝死，才导致她这些思辨，才引她去寻求医治，但同时她也告诉周围的人，如果她真的做这个决定，请把它当作一件自然的，非悲剧的事来接受。

对于别人的质问她是怎么想的呢？“How could you have thought of suicide when you have people you love? How could you have forgotten those who love you? These questions were asked, again and again. But love is the wrong thing to question. One does not will oneself to love; one does not kill oneself because one ceases to love. The difficulty is that love erases: the more faded one becomes, the more easily one loves. -- 人们一再问，你有那些你爱的人，和那些爱你的人。你怎么能忘了他们去想自杀？但是用爱来提这个问题本身就错了。一个人不会驱使自己去爱，也不会因为停止爱去自杀。困难在于爱是可以抹去的：一个人越是淡出，越容易去爱。（我不太明白她最后这句的意思，也许是：前面说了love erases，理解为爱会令人窒息，比如她母亲对她的爱；如果爱的不太浓烈，faded, 浓度轻一些，反而容易爱起来。I am not sure.）

My muddle, in retrospect, is clear: I had underestimated my aversion to wanting anything; I have overestimated my capacity to want nothing. （P115）-- 回头看去，我当时的迷惑很显然是：我低估了对于想要的厌恶，高估了我不想要的能力。” （精辟）

她知道她的思辨过于冷峻，有时都令她自己恐惧：

“Saying these words aloud puts me in fear that I am again getting things wrong — not that others will disagree or misread me, but that the nearer I get to what I want to say, the further I deviate from it. Any word is the wrong word when it is too close to the unspeakable。（P34）-- ...越接近我想说的，我就会越远地偏离它。 任何词汇过于接近那个不可言喻的（想法）时，都成了错误的词汇。” （我认为unspeakable在这里指的还是前面的“what I want to say”)

“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between living and dying, from being to bing no longer, there are secrets understood by those nearer death. I want to know them, too. — 我一直相信，生与死之间，从存在到不存在，只有那些接近过死亡的人才懂得其秘密。我也想知道那些秘密。”

我和一位朋友同时阅读这一段时，我俩transfixed，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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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翊雲在这本书里描写父母和她姐姐的篇幅并不多，但每个人的个性和他们对李翊雲的影响表达的很清楚。

她父母都是普通人，父亲是核物理工程师，母亲是教师。母亲的控制欲极强，父亲宿命。她有一个姐姐，不讨母亲的喜欢。而她是得到母亲偏爱的一个，却被母亲那种畸形的占有式的爱窒息。父亲不爱母亲，却无法挣脱，一生宿命，并把宿命论灌输给她和姐姐，因为宿命论是她们唯一的保护，躲在宿命论的后面，就可以保持冷静，甚至幸福。“being addicted to fatalism can make one look calm, capable, even happy.” (P19)

被母亲偏爱更为不幸，她认为，因为母亲的关注都在她身上，她负有很大的责任使母亲高兴，母亲的歇斯底里也必须忍受，“你是要个疯妈还是要个死妈？Do you want a mad mother or a dead mother? ” 所以认命是唯一的选择，抗争只能两败俱伤。在她住院治疗抑郁症的日子里，她常常拿一本书在花园里读几个小时，别人觉得她看上去安静温和，怎么会有自杀这种激烈的念头。她说她表面最平静的时候，是内心最激烈的时候。这种掩盖内心的习惯是不是从小养成的呢？

在8页里她写道：One hides something for two reasons: either one feels protective of it or one feels ashamed of it. 掩饰有两个原因：一是要保护某种东西，二是对此感到羞耻。

在她的小说出版后，她收到过一些老同学的邮件，也收到一些是华人读者的来信，质问她“为什么不move on，为什么老提那些中国的陈年旧事，不写点让我为中国感到自豪的故事？” 李翊云的回答是，残酷和善良不是陈年旧事，永远不是。“But cruelty and kindness are not old stories, and never will be.”

曾经有记者在访谈时问李翊雲，她的小说里有多少是她自己的故事，李翊雲完全否认她和她的小说人物有任何关系。直到今年她出了这本书，《卫报》采访她，李翊雲说：

“I always used to say strongly that I was not an autobiographical writer, so strongly it was clearly suspicious,” she says. “Even without this book, I can now say that is just a lie.” — “一直以来我都很坚决地否认我是自传作家，坚决到令人犯疑的程度。现在，即便没有这本书，我也可以告诉你，那些都是谎言。”

李翊雲最崇尚的作家之一，是爱尔兰作家威廉姆.特雷弗。特雷弗说过，每个作家的书里都有他自己。李翊雲是不是从她钟爱的作家那里得到了勇气，最终可以无畏地面对自己的童年和过去？

我经常，more than经常，看到网上有人说，不要老拿童年说事，成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童年造就一个人，这和负责任是两码事。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行为异常，心理异常，请追溯童年，你一定能找到缘由。找到了才能开始医治。用我十分喜爱的美国诗人Gulick的一句诗来说明这一点：

We look at the world once, in childhood.
Then rest is memory.
童年时，我们看世界，只一次。
剩下的都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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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引用李翊雲这本书里的句子，几乎每页都有。她的每一个字都经过再三斟酌，没有废话，每一行都能让人沉思良久，非常值得拥有一本，偶尔拿起来读几页，会有启发。她的英语prose也很有回味，与土生土长的美国作家相比毫不逊色。有华人读者指责她的英语，说她是“用简单英语句子写平常中国人的生活，” “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 “你应该完全放弃用英文写作。”

我不知道这些人在说什么，大概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和一位发表过小说的退休教授(PhD)同时阅读这本书，我俩都边读边抄录书里的句子，我问教授朋友她怎么看李翊雲的英语句法修辞，exquisite, 我朋友说。

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倾向。比如，在托马斯曼对茨威格的指责中，李翊雲倾向茨威格；阅读伍尔夫对曼斯菲尔德的挖苦，李翊雲倾向曼斯菲尔德。面对那些华人读者对YYL的指责和不屑，我毫无疑问是倾向李翊雲的。

“It is an illusion that writing, like reading, gives one freedom. Sooner or later people come with their expectations: some demand loyalty; others, to be made immortal as characters. only the names on the epitaphs remain silent. （P169）— 认为写书和读书一样，能给人自由，是一种错觉。读者迟早会产生各自的期待：有的要求忠诚，有的要求不朽。只有墓碑上的名字才会保持沉默。”

作为读者，要学会读书，掌握选择自己类型的作者和书的敏感能力，喜欢的去读，不喜欢的放弃不读，没有理由要求作者写你想看的书。同样，作者也不能要求读者一定要读TA写的书。毕竟写书不是写情景剧，写sitcome的作者要么完全迎合观众的口味和要求，要么引导观众的口味。而严肃的作家，写TA必须写的东西。

李翊雲这本书引起我对很多事情的思考，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给了我一定的clarity，我喜欢她的勇敢和脆弱，冷峻和温情。的确，一个人是面对自己的时候更重要，还是面对别人的时候更重要；一个人可以同时真实面对自己，虚假面对公众吗？真实面对自己和公众的时候，一个人会付出代价，这些代价是你能够并愿意承受的吗？虚假的时候也要付出代价，哪一种代价对你更重要？

最后，李翊雲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是和很多有自杀倾向的人那样，她在cry for help？还是以此留给读者一封长长的遗书？或者，是她最终能够给几十年的纠结画了一个句号，got it out of her system，找到了一条从抑郁的阴影中抽身而出的途径？

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李翊雲引用了契科夫给柴可夫斯基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These stories are dull and tedious as autumn, monotonous in town, their artistic elements inextricably，entangled with the medical, but none of this prevents me from having the temerity to approach you with a humble request for your permission to dedicate this little book to you. ” — Chekhov to Tchaikovsky. （P169）— 这些故事像秋天一般沉闷乏味，像小镇一样单调，它们的艺术元素和疾病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但这些都不足以阻止我鲁莽地，怀着谦卑请求您允许我，把这本小书献给您。”

读到这里，我恍然悟出了YYL写这本书的本意，她想告诉我们她的童年，母亲，放弃母语，抑郁症… 所有这些挫折和不完美，造就了今天的她，她只能这么写，这不是她的骄傲和自负，也许她也是怀着没有说出的谦卑，把一个个小故事献给读者。而我们读者可以选择怀一颗接纳，宽容和慈悲的心来阅读。因为“亲爱的朋友”，李翊云从她44年的生命里写到我们的生命里，这是一段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路途，这中间的距离（读者和作者）可能永远无法逾越，这种遗憾已经足以悲哀了，难道我们还要用指责和唾弃使这悲哀无法忍受吗？

我和朋友在阅读的过程中有过多次讨论，最后我们掩卷长吁。What do you think? 我们互相问，我说我认为李翊雲把这些年内心的积郁都发泄出来了，她目前不就是在写一个有关美国生活的长篇吗，她终于可以像很多人要求的那样move on了！（读者won。我们笑。）

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李翊雲自我救赎的一个过程。

我也暗想过，万一，如果，哪天真的传来YYL自杀的消息，我不会过分震惊，也不会问为什么，她要说的都在书里讲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