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得来”,你会“去哪里”
原本以为,孙中伦《回来》的读者,更多会是与作者接近的同龄人,新书面世两个月后,我惊讶地发现,一方面,不少60、70、80的读者非常喜欢这本书,甚至毫不吝啬地发出溢美之词;另一方面,很多甚至连书都没翻过的年轻人毫不犹豫提出了苛刻的批评,譬如,“要是家境好不缺钱、我也想到处转转”;譬如,“我觉得这本书以及作者的经历,就像是一个百万富翁住惯了风情别墅、吃惯了山珍海味然后突然想到要去吃一碗小葱豆腐……”。
坦率地说,现在的阅读氛围之下,这些淋漓尽致地抒发个人情绪、貌似犀利地批判现实的言论,并不让我觉得意外。类似的措辞、相同的句式,可以在另外一本新书的评论栏轻易找到。真正让我困惑的是,在后续的媒体采访和微信群读者交流中,这些先入为主的定见,很多来自在我看来本应最具开放心态的年轻人。
这背后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其实是,到底是什么造成了“那一些人”与“这一些人”的这种分化,是什么造成了这些让所有人见怪不怪的偏见。能够出国接受大学教育、付得起“休学一年”这个代价的人,是不是就是住惯了风情别墅的富翁?孙中伦跟一个在东莞打工、梦想着开一家奶茶店的同龄人,他们之间要达成理解、共识,是不是比另外一个跟他经历类似、在国外读他大学的同龄人困难得多?在这个看似年轻人拥有无限可能性的世代,到底给了年轻人多少选择的可能和空间?能够走出既定的人生轨道、做一个别人难以做出的选择,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家庭或者外部社会给予的安全网保证?
更进一步,如果我们假定,这个社会的外部环境能够给予年轻人足够的保障,大部分人有足够的能力为自己“出走”的行为付成本,走出去一年后,能够活得下去,并且,一年后,还能够“回来”,回到既定的生存轨道中、不至于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人会选择“走出去”?有多少人会选择观望?有多少人会选择“留在原地”?
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都有一定的能力选择通过“走出去”丰富自己对世界的认知、重新审视自己,那么,你是“眼光往外”选择出国游学(读了最近朋友圈疯传的帖子“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才知道送孩子去一趟美国游学,10天要20000块);还是休学一年,到各个城市打工,认识陌生的环境;还是选择去大公司实习,丰富自己的履历;还是干脆背上行李,出去穷游半年?
我要感谢孙中伦的书,以及对这本书提出严厉批评或是认可赞赏的所有人,他们各自不同的态度、意见,并非60后、70后、80后、90后的区别,而只是这个人和那个人的不同。 写作、出版以及行走的意义,正在于打破各样的偏见,找到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