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阴影中来，回到阴影里去

封面上是墨绿色的青苔，旁边用白色的字体在封面的右侧写着书的名字。没有过多的装饰，只有青苔在那里，沉默的大片的青苔，又深又密。

它不是文学作品，读来像在一个凉风习习的午后走进陌生的花园，处处都有新奇的风景，不知道下条路会出现什么。也不是杂文，字里行间都加盖了作者思想的印章，字字珠玑。《青苔不会消失》的内容来源于新闻特稿，是作者袁凌十多年来记者生涯中的一次集中。书中的人物大多数都省去了原名，他们并不是自己没有名字。且不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而且他们的身份，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到的普通人。普通到当他们在你的身边出现时，你甚至不会想到去多看他们一眼，因为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自然而然。也许他们的某一个瞬间曾经引起了你的关注，你停下来逗留片刻，名字和模样还尚未记得清楚，然后转身离开，直到终于想不起来。

中国人喜欢强调命，将很多事归结于命。你觉得，这都是命。

《青苔不会消失》就是这样一本书，记录了关于一群普通人的命运起伏。一共十二个章节，分为三个部分。“卑微者”、“出生地”以及“生死课”，因为涉及人数众多，对于有些人的事情一笔带过。来自书中的主角们不仅普通，甚至卑微。卑微到苦难重塑了他们原本的模样，没有人想到去观看一眼。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种生活经验里，忙着生，忙着死，日出日落都到来得太过迅速。还来不及精彩，未曾想过将目光投向其他，毕竟自己生活的边角还尚未收拾完全，等待着处理。

袁凌是极少数的注视中的一员，作为一名记者，他采访了书中人物的生活现场，见证了他们的生活形态，然后用锤炼过的文字，还原他们的生活，搬运到大众眼中。

在今年8月14号上映的关于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二十二》里，导演郭柯曾经有一个困惑，他不知道该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将那些特殊老人的现况展现在人们面前。袁凌也有过相似的困惑。他们的任务都是呈现，将事件中的对象呈现在公众面前，区别是一个是用摄像头，一个是用手中的笔。困惑和矛盾在于，在过多的情绪面前，应该选择用怎样的手法去呈现才显得最为合适。就其结果来看，他们不谋而合选择了同样的方式，不任其情绪流淌，用更平和更纪实的手法仅仅还原事件本身，不带入过多的个人情绪和主观色彩，去讲述面前的对象的故事。煽情并不复杂，将一块大石头用力地投掷到水中，激起的水花固然强烈，然而这不是最终的目的，需要用一种克制、沉默、缓慢的语言，让他们的名字自行流入人们心中，等待着被吸收、被记住。

回到此书，不同的命运篇章，书写中却隐含着相似的悲剧性。

遭遇矿难的矿工们，离开那个宣告他们命运交响曲的地方后被永远地定格在了一个位置上，从此失去自由不论身心；因为恶劣的环境感染癌症的尘肺病人们，从第一口呼吸开始出现困难时就被死神提前下了通知单，等待呼吸停止，化为尘土；在离城市过于遥远的小村庄上，奶奶佝偻的身材已经低于孙女，两个人加起来的身材敌不过一个成年人的重量，扛起了他们的担子，一老一小两人在寂静的消逝的时光里相依为命；偏僻的山区，一群从土地里生长出的人和一代代远离家乡、在北京艰难生存的人形成对比，一个保持着封闭和落后，继续往昔的情怀。一个在漂浮中找不到能够安然入睡的位置，落脚点还未曾牢固，未来还岌岌可危。身份的焦虑围困着不同姓氏的人；在描写大凉山生活的一章中，记录的都是那里平淡的日常，吊诡之处在于贫穷无处不在，不知该怎么面对以后的处境；在处处隐含着地雷的那片危险的土地上，一群人不动声色地应对，亲人逐渐消失，残疾与疼痛四处可循，平淡的日子里危机四伏。生与死成为了概率学事件，不由自身掌控；在正常人的日常生活之外，来自兰考的弃儿们，带着一出生就伴随着他们的劣势，艰难存活，无数条生命得不到安放；一群寂寞的群体，在童年失去了与父母情感的连接，成长过程中终于滑落正常的轨道，去到了他们本不该去到的地方.......

天灾和人祸交替运行，将人这个字像裹床单一样裹成了极小的一块，然后推向远处，看不见的地方，独自漂流。悲剧暗含的程度，用数字的形式似乎能体现的更为直观。

“煤改至今，很多人仍然在老乡、亲属开的黑口子下矿，每年开春出去的人，总有一些没有完整的回来，变成了灰，或者失去了四肢神经。每一条山坳里都买埋着遇难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铺上，都可能躺着慢性死亡的身体。人口不到三万人的八仙镇，隐藏着上千座矿工的坟墓，和上百名残疾的矿工。”

“中国大约有六百万尘肺病人。每年死亡人数是其他工伤死亡总数的三倍。这是土地上一道巨大的裂隙。弥缝社会肌体的针线，却像是有意放过了这里，似乎这里已无呼吸，只余尘土。”

“沿中越一千多公里国境线伸延的这些村落，被称作地雷村。战争双方撤退之后，地雷成了最终的占领者。根据资料，三次政府组织的扫雷行动，大约只除掉了当初埋没的一半，仅麻栗坡县就尚有五十万颗地雷。”

“2003年，摄影师卢广第一次来到八里河村，这个208人的村落有100余人被地雷炸伤，炸死11人，三级残废以上46人。临近的马鞍山寨共169人，28人被炸伤残。伤残数字逐年都在变动，部分伤口感染者死去，每年都有新的触雷者，2011年马鞍山寨和八里河各增加了一名肢残者。八里河现存9人失去腿脚，马鞍山有4人截肢，2人眼睛失明，近年来已有3位残肢者死去。”

“根据2004年民政部门的一份材料，整个麻栗坡县因战乱造成伤残死亡人员1676人，其中残废251人（肢残224人）、死亡554人。伤残亡年龄最小的五岁，最大的八十一岁。”

“塑胶雷的报废期是一百二十年，边境线上未排除的地雷约有一百万颗。这意味着地雷村的故事虽然已被讲述了很多遍，却只是刚刚开头。”

“封闭之后，一号窿仍旧常年从水泥隙中流出暗红色废水，经检测砷超标165倍....半个世纪以来每日五十多吨含砷废水直排于河，砒灰尾渣则从东方红拖拉机推下河道，沉积为晦暗河床，无从清理。村民的回忆是“前二十年流脓水，后二十年流血水”。近年开始的环境修复工程，只能以水泥被覆沉疴的河床，“硬化”流经黄厂街的河道。晦暗的红色，仍旧在雄黄矿上下游河床上存留着，河水含砷超标平均61倍。”

“砷的毒性之下，少有幸存者。2015年元月，鹤山村村民接受了砷中毒检查，800余人中有505人砷中毒，疑似癌症患者20余人。相邻的望羊桥村有100余名砷中毒者。黄厂社区职工则有1100多名中毒者。一溪之隔的慈利县邻矿村尚未披露体检结果。”

“黄厂医院的陈年表格上，蚊蝇似的名字和纸张一起发黑了，这些名字是1961年以来患癌症死亡的雄黄厂职工，到近年为止，一共有六百多位。”

“但癌症死亡的高潮，在1980年代才真正到来。仅在保留下来的黄厂医院单张表格上，1984年的死者即已超过10人，分别死于肺癌、淋巴癌、皮肤鳞癌、肝癌。死亡的曲线急剧上升，从1979年到1999年，职工共死亡432人，平均死亡年龄54岁。雄黄矿改制至今，死亡人数攀升到了600余人，其中死于癌症400无人。”

.......

大数据面前，人是持续减少的数字，数据大军中的一员，毫无特殊之处。真实的生活中，他们是被抹去了生命的存在、清点出去的零、世间被通知提前退场的演员。当那些数字聚集在一起，变成了胆战心惊的事实，死亡的密集叠加，提醒着人们悲剧曾经来过和正在发生，并且尚未停止。

众所周知，报导的目的是使身处阴影中的事件发酵，引起关注度，从而解决问题。而在《青苔不会消失》一书中，描写解决之道的内容却极少出现，更多的是当事人自己与阴影的挣扎。1999年1月1日《南方周末》曾写过这样的新年贺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听起来似乎是个乐观的口号，有力的宣言。而一旦将眼光落到事件本身，会发现极少有官方力量的推动能使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书里更多看到的，是他们朝着无法挽回的现实弯下身来，以特殊的姿势存活。没有被记录到书中篇章里的，可以想象到，是还有更多的个体败下阵来，彻底认输。

这是读来令人沉重无力的原因，看到了事实，但看不到往后的好转。它停在一个尴尬的位置里无法向前。这样的无力在袁凌的序中也曾经提到过。

袁凌说，作为采访者，它和同行们接触生活现场的机会比常人多，几乎可能成为任意一种生活形态的见证人，但这也意味着，他不是任何一种生活，包括他自己生活的当事人。他觉得他还来不及参与当事人的生活，触及他们生存的质地，就已经离开。不同于普通人的身份让他离那些情形近在迟尺，却无法补偿，他曾经来过，而带走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是袁凌的困境。在我看来，阅读也包含着相似的意味，故事通过纸张得以呼吸，来到人的眼前。可是当我越是阅读下去，就觉得那样的惨况离我过于遥远，复杂程度超越了万花筒里的迷离，而我始终像透着一块玻璃，打量着属于他们的画面。无法触及。而我知道，真实的处境里，身在其中的人的痛楚远远超越了我所能感受到的万分之一。

身为记者，袁凌奔波于各个采访现场，与之同时进行的，是将各种各样的报道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周转反复。他是那个手持石子的人，要将那些报道在时代的洪流里激起涟漪。就是这样的奔波，来来去去，也很难停下来思考自己见证了什么，浮光掠影的感触和一时效应的消散后，不断闪现的困惑，让人质疑它的意义。

越是往深处走，越是无力。

较为敏感的他看到了隐藏在喧嚣中的客观真相，没有选择停下来，陷在里面止步不前，相反，他带着那些感受，独自消化着过于残忍的黑暗，像一个在阴影里织布的人，用文字一针一线将事件还原于纸上，发出声音，诉说着关于他们的故事。

无法预料的变故面前，人可以有多强悍，也可以有多脆弱。因为地雷炸去双腿的黄成兰在截肢后，用一个板凳行走，做家务，喂食鸡鸭，割田里的谷子，继续着明天；在另一个被毒素渐渐腐蚀的土地上，毒素仍在发挥它的力量，将人拖往泥土里去，无法抗拒；遭遇矿难后在病床上一直躺着的王多权曾经数次想过放弃，最终学习针线绣鞋绣十字绣，在床上那一小块地方忘却时间；不小心踩上地雷的陶兴照拖着自己炸伤的腿选择了上吊，去解陶兴照尸体的熊应兵又踩到了地雷，吓得众人慌忙回来；上身全部萎缩的高章平，在感觉到逐渐老去的母亲已经无法再承担起他的重量后，靠着村里分给他的一块地基，省吃俭用，带着残疾人身份生活的他，要学会控制大小便的时间。学会了掌握大便的时间后，没有别的方法，只有记得少喝水，才能控制自己的小便。要学会切菜、煮饭、洗衣服、上下床、上厕所.......自理着常人无法想象的一切；广佛镇的病房里，林志学躺在病床上，呼吸艰难。那是他生命中最后一瓶氧气，像是无声的宣告。他已经没有多余的钱财给予他呼吸的权利；在经历惊心动魄的爆炸后，脸上浸透了煤灰双目失明的邹树礼回到熟悉的地方，带着一张特殊的“面具”，用十九年的时间学会做农活，直到恢复失明前的劳力。他用所有的努力把自己所能抵达的边界摸到了头，养活了自己，补贴镇上的儿子；四十六岁死于2013年农历除夕的黄均兵，刚想吃半个橘子，还没等小女儿剥好整个橘子，就躺在了妻子的怀里倒了下去，没有看到2014年第一天的清晨。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的肺部早已失去活着的信号，成为风里漂浮的尘埃，生命犹如树上熟透了的果子，等待悄然落下。

活下来的人，最难受的是对尊严的剥夺。

前段时间重读余华的成名作《活着》，读到福贵早年败光所有家业，后来命运也没有善待过他。唯独给他留下一条命，和时光抗争，与苦难较量，最后躺在田野上仰望蓝天的平静，是走过多少路抵达的地方。想来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呢？余华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简单的两个字，读出来过于轻巧，而一旦将这两个字放在一群特殊的人身上，则显得过于沉重。一个身心轻盈的人，他无法想象就是这简单的两个字对于有些人来说有多沉重。在不同的生活经验面前，感同身受是虚假的安慰。清楚的是，在小说里和电影里看过的再悲惨的故事，不论多么触动，都可以提醒自己那是假的。但《青苔不会消失》并非如此，它不是放大的情怀，为了赚取无用的眼泪。它是真实的质地，每句话每行字都从真实的细节中捕捉过来。也就是因为真实，所以无力，但真实也需要被人看到，这是表达的意义。

谈及这本书的名字，袁凌说，那是出自他曾写过的一句诗。青苔不会消失，只要世上还有，最后一个穷人。

这是他写下此书的意义。贫穷并不特别，也无绝对的好坏。它随处可见。就像一场无声电影，在单调的背景里每天循环播放。在书中也随处可以看到，贫穷是一把看不见的利刃，插进生活的各个角落。也是一面高高矗立起的围墙，堵住了通往各个方向的出口。好比人人都知道下矿危险，知道地雷无情，他们依然愿意去做，无非是为了讨生活，养家糊口，为了一口饭吃。贫穷也不是愤怒的控诉，它只是一个又一个人，以平静的姿势，继续着阴影里的生活。周而复始。一时的报道与关注使他们从阴影中短暂出来，继而回到阴影中去，沉默生活。

多年后回忆起童年时，给袁凌留下很深的印象是他的外婆。在一大家子人中，外婆看起来是最沉默和最不起眼的存在。她在家中的地位没有外公高，身为外孙的袁凌，不知道她的娘家和名字，像被消去了声音只留下一个身影，就是这样的外婆，在袁凌的六岁生日上递给他煮熟的热鸡蛋。像记得她的小外孙生日一样，也记得其他所有孩子的生日，从她贫瘠的生活拿出她所能给予的物力，给予他们疼爱。在后来的采访中，当袁凌看到那些在阴影处挣扎的人们，他会想起自己的外婆，他们不是英雄，也从不生活在聚光灯之下，他们离一天比一天热闹精彩的城市过于遥远，而他们悄悄孕育了自己的生活，将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日子一天天走下去，如同房间里缓慢却一直移动的钟摆。直到尽头。

他们是阴影里的青苔，天生带着沉默的质地，常年生长于无人问津的潮湿地带以及墙上、井中、屋瓦及水中等处，将生命的触角延伸至每一个它可以触碰的地方。然后暗自生长。它存在在那里，没有想要成为什么，改变什么，想着成为树，成为花。它只是存在着，成为它自己。人性的光芒有时也并不宏伟，就是在一个不被看见的寻常角落里，偶尔从泥土里闪现出微弱的光，继续着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