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影响解读

一、清谈的起源及其时代背景。
关于魏晋清淡的起源问题,钱穆先生曾说:“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及正始之际,而蔚成风尚。何晏、王弼为时宗师,竹林诸贤,闻声继起。至于王衍、乐广,流风愈畅。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相沿,直至隋业一统,始见革除。”由此可知,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的形成原因既有时代大背景下的推动,也有知识分子阶层自身思想意识发生变化的因素以及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压迫因素。以下将其发展起源做详细概述。
首先,魏晋时期处于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混乱与复杂的时期,政治上群雄四起,互相争战;外交上,常受到少数民族战争的侵扰;而知识分子阶层则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和豪门士族的欺压。由此,知识分子阶层便从两汉时期的政治为重转变为不谈国事的隐逸逍遥一派。
其次,从东汉末年到两晋之交,士大夫阶层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崇尚儒学、力求考取功名扬名立万转变为崇尚虚无的老庄思想。这一转变的历史原因在于东汉末年政治腐败、贪污受贿盛行,知识分子所希冀的美好现实被打破,出现了儒学上的信仰危机;加之魏晋时期道家和佛学思想的传播与普及,使得知识分子转而通过老庄之学来填补自己心灵上的空白。再次,魏晋时期的统治阶级内部倾轧不断,知识分子常有“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的感叹,故此,在这个充满动荡和灾难的年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也渐渐的转变为明哲保身的“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二、清谈的内容及其表达方式
台湾学者唐翼明认为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罗宗强先生曾说:“自东汉末年至两晋之交,士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西晋文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士当身名俱泰”到东晋的士人追求宁静与虚无。都体现出了清谈作为当时士大夫阶层交往的主要方式的重要地位。魏晋清谈之风主要有两种派别。一种是以何晏、夏侯玄为代表的放任形骸、孤傲清高的豪放派;一种是以嵇康、刘伶为代表的服药酗酒、退隐山林的归隐派。清谈的主要核心内容是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代表的“三玄”,而围绕“三玄”所引申出的论辩主题如:本末有无之辨、才性四本之论、自然名教之辨、言意之辨、圣人有情无情之辨、名家论理之学、佛经佛理、养生论、声无哀乐论、形神之辨及鬼神有无论等等都是魏晋清谈的主要内容。魏晋时期的清谈形式也是具有极高的审美基础的。因为清谈在魏晋时期作为一种贵族及知识分子的交往方式,以至于不论是日常个别交往还是亲朋聚会,都以清谈作为其主要的主题。而清谈也是讲求一定的方式和方法的。具体的有以下几种。既然说谈,那就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清谈必有交谈的对手,有对手就不免引起争辩。而这争辩的方式,就《世说新语·文学》所记录的,大致可以归纳出这几种:一种是一人提出自己的论断,寻求对手的反驳;一种是在听众面前自己设问,自己答辩,也就是所谓的“自为客主”。例如《世说新语·文学》中所记载的:“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理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在这个例子中,先是两人相互驳难,后来则转为一人“自为客主”了。还有一种争辩方式是临时拈题,在座者就题先后发言,人人有份。因为士人把争辩当作重要的事务,所以有时清谈是非常激烈的。葛洪曾对某些清谈家有过这样的形容:“乃有使酒之客,及于难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丑言加于所尊,欢心变而为仇,绝交坏身,构隙致祸,以杯螺相掷者有矣,以阴私相讦者有矣。”可见,当时清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三、清淡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而最能体现出这种精神、智慧和热情的,便是那些灵光闪烁、益人心智的文人士族的清谈。然而,关于魏晋清谈的评价及其历史地位,却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清谈到后来已经发展成了与现实政治相脱离的一种学术活动。这些清谈之士却并没有脱离其发展轨道转而去汲汲经营世俗之政,因为其“不屑综理世务之顾”,这样必然会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就是古人的“清谈误国”看法。但自20世纪以来,近代的学者则多从哲学思想史及文化的发展史来解读魏晋清谈,从而重新认识了魏晋清谈的价值。比如有人认为“清谈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于动乱之中求得相对安定,有益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是有积极作用的。”蒋凡也曾指出:“清谈玄理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的发展,曾起了推动的积极作用。”而且,魏晋清谈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冲击传统的儒家经学,堪称是一次思想史上的解放。”最后用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一句话作为总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在我看来,魏晋的清谈作为士大夫阶层人本意识觉醒的开端,会一直闪耀在历史的上空吧。
关于魏晋清淡的起源问题,钱穆先生曾说:“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及正始之际,而蔚成风尚。何晏、王弼为时宗师,竹林诸贤,闻声继起。至于王衍、乐广,流风愈畅。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相沿,直至隋业一统,始见革除。”由此可知,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的形成原因既有时代大背景下的推动,也有知识分子阶层自身思想意识发生变化的因素以及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压迫因素。以下将其发展起源做详细概述。
首先,魏晋时期处于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混乱与复杂的时期,政治上群雄四起,互相争战;外交上,常受到少数民族战争的侵扰;而知识分子阶层则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和豪门士族的欺压。由此,知识分子阶层便从两汉时期的政治为重转变为不谈国事的隐逸逍遥一派。
其次,从东汉末年到两晋之交,士大夫阶层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崇尚儒学、力求考取功名扬名立万转变为崇尚虚无的老庄思想。这一转变的历史原因在于东汉末年政治腐败、贪污受贿盛行,知识分子所希冀的美好现实被打破,出现了儒学上的信仰危机;加之魏晋时期道家和佛学思想的传播与普及,使得知识分子转而通过老庄之学来填补自己心灵上的空白。再次,魏晋时期的统治阶级内部倾轧不断,知识分子常有“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的感叹,故此,在这个充满动荡和灾难的年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也渐渐的转变为明哲保身的“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二、清谈的内容及其表达方式
台湾学者唐翼明认为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罗宗强先生曾说:“自东汉末年至两晋之交,士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西晋文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士当身名俱泰”到东晋的士人追求宁静与虚无。都体现出了清谈作为当时士大夫阶层交往的主要方式的重要地位。魏晋清谈之风主要有两种派别。一种是以何晏、夏侯玄为代表的放任形骸、孤傲清高的豪放派;一种是以嵇康、刘伶为代表的服药酗酒、退隐山林的归隐派。清谈的主要核心内容是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代表的“三玄”,而围绕“三玄”所引申出的论辩主题如:本末有无之辨、才性四本之论、自然名教之辨、言意之辨、圣人有情无情之辨、名家论理之学、佛经佛理、养生论、声无哀乐论、形神之辨及鬼神有无论等等都是魏晋清谈的主要内容。魏晋时期的清谈形式也是具有极高的审美基础的。因为清谈在魏晋时期作为一种贵族及知识分子的交往方式,以至于不论是日常个别交往还是亲朋聚会,都以清谈作为其主要的主题。而清谈也是讲求一定的方式和方法的。具体的有以下几种。既然说谈,那就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清谈必有交谈的对手,有对手就不免引起争辩。而这争辩的方式,就《世说新语·文学》所记录的,大致可以归纳出这几种:一种是一人提出自己的论断,寻求对手的反驳;一种是在听众面前自己设问,自己答辩,也就是所谓的“自为客主”。例如《世说新语·文学》中所记载的:“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理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在这个例子中,先是两人相互驳难,后来则转为一人“自为客主”了。还有一种争辩方式是临时拈题,在座者就题先后发言,人人有份。因为士人把争辩当作重要的事务,所以有时清谈是非常激烈的。葛洪曾对某些清谈家有过这样的形容:“乃有使酒之客,及于难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丑言加于所尊,欢心变而为仇,绝交坏身,构隙致祸,以杯螺相掷者有矣,以阴私相讦者有矣。”可见,当时清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三、清淡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而最能体现出这种精神、智慧和热情的,便是那些灵光闪烁、益人心智的文人士族的清谈。然而,关于魏晋清谈的评价及其历史地位,却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清谈到后来已经发展成了与现实政治相脱离的一种学术活动。这些清谈之士却并没有脱离其发展轨道转而去汲汲经营世俗之政,因为其“不屑综理世务之顾”,这样必然会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就是古人的“清谈误国”看法。但自20世纪以来,近代的学者则多从哲学思想史及文化的发展史来解读魏晋清谈,从而重新认识了魏晋清谈的价值。比如有人认为“清谈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于动乱之中求得相对安定,有益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是有积极作用的。”蒋凡也曾指出:“清谈玄理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的发展,曾起了推动的积极作用。”而且,魏晋清谈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冲击传统的儒家经学,堪称是一次思想史上的解放。”最后用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一句话作为总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在我看来,魏晋的清谈作为士大夫阶层人本意识觉醒的开端,会一直闪耀在历史的上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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