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色寨》，两个世界的碰撞

读《碧色寨》，我相通了一个问题。我偏向于读《礼拜五——太平洋的灵薄狱》，原因是我看到小说除了讲情节——情节其实没啥可讲——更重要的是勾勒出不同的世界，准确说，是勾勒出不同的世界观。图尼埃的小说，勾勒的是一个西方人的世界观，但荒岛的自然世界，也被赋予了世界观，然后至少两个世界观在这里碰撞，为小说增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动力。

我最初的震撼来自这里，来自从角色思想深处挖出来的异文化。在同一个时期，我看过一部电影《生命到底是什么》，一个非洲导演拍的。它给我同样的体会，我记忆深刻。电影里，一面是千禧年的收音机的消息，一面是非洲村落，那种不断转换的自然与风俗。两个世界并置，时空的落差，构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范稳的《碧色寨》中，我同样看到两个世界观。一个是铁路上的西方人，一个是碧色寨彝人。这两种世界观，被作者并置起来，构成了小说的根本冲突。当然，除了彝人，还有其他的世界观，比如中国城里仰慕西方文化的汉人的世界观也是重要部分，但并不构成小说的根本冲突。

以上的世界观，其实随便找一本论文，结论都讲得很清楚。但小说家厉害之处在于，把世界观变成人物的性格、命运，并用语言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挖出来。就像挖矿的人，知道山肚子里有东西，是一回事，挖进去是一回事，而挖出来后把有价值的东西，精选出来，一一陈列，又是另一回事。小说家的语言，做到了一一陈列这个层面，超过了任何的理论家。

回到语言的问题上，我发现，语言的枯竭，其实是角度问题。如果借由思想（不是用于议论的那一部分），去深入角色的精神世界，并把这些精神世界的碎片编织成一个有自身逻辑的世界，那小说的人物塑造、情节冲突，就会少了一些阻碍。对于写云南的小说，这样的方式，似乎是唯一的方式，也是一种讨巧的方式。

世界观的勾勒，为语言，为角色塑造提供了灵感。但真要实践，也不是简单的事情。能够深入不同的世界，而且是不同文化意义上的世界，并用他们的语言组织文字和思想，这本身需要极大的创造性。

但另一方面，这种文化取向的小说，又有它的不足。比如，人物的性格都是族群性的，人物的行动，都带着族群的刻板印象。简单说，就是没有个性，只有某种群体性。

《碧色寨》的彝族人的塑造，这个问题稍稍突出一些。里面的两个人物，都是彝族思想世界的表征物，像一个傀儡。西方人的角色，更为丰富，虽然底色是西方的，价值观是西方的，但不同性别，差异明显。而且，西方的文化世界，在这里被呈现出罪恶、救赎、天主教与世俗等不同层面，更为丰富。

《碧色寨》尽管可能有问题，比如，关于彝族的思想世界，是不是过于依赖于今天的描述？但相比它的成就，这些都可以忽略。何况，在它前面的，要么是民族+革命，要么民俗+爱情的套路。那种套路，拘泥于表象，或者拘泥于现实的目的，已经为味同嚼蜡。

《碧色寨》给我的启示，不仅仅是小说。其实即使我们回忆往事，也应当去尽可能勾勒或者挖掘那个消失的世界的价值观，世界观，乃至独特的文化逻辑。 《碧色寨》那种大开大合的语言，或许过于风格化，但又似乎是破除现实主义这个顽固的世界，所需要的。

一个优秀的故事，应该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但不是所有虚构的世界，都能够成为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