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斯（转）

像海德格尔这样一个迷信纳粹思想、反犹主义的所谓哲学家，也算是没有良知的狂热分子了。所以他的思想里面无疑存在着很多违反人类常识的东西，他的精神追求或许并不值得我们去追步其后尘。 德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走上这个极端，也是德国文化传统中消极要素的一大体现了。当然，包括俄国、中国乃至法国等，也都存在着类似的消极要素，这是需要我们格外警醒和反思的。 两位德国著名知识分子的著名演讲很有戏剧性，一个人在15年前的警告，却由另一个人变成了现身说法。

魏玛共和国诞生之际，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做了题为“作为职业的学术”的演讲，他呼吁知识分子要忍受一个“失去魔力的世界”的“丑陋不堪”，警告知识分子提防那些“讲堂预言家们”，因为这样的预言家是假冒的精神偶像，会用令人眼花缭乱的骗人伎俩，使世界重新陷于被魔鬼符咒套住的魔化之中。他告诉听众，强调学术中立，并不意味着放弃价值立场而“鼓吹一种无尊严的道德”，人的尊严在于抵抗邪恶，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对于每个人来说，他必须在面对邪恶时做出终极抉择，“不然你要承担让邪恶横行无阻的责任。” 15年后的1933年，德国人真的重新陷于魔鬼符咒之中，5月27日，德国大学的讲台上真的出现了魔化时代的预言家，海德格尔发表了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宣言》，宣称由于救世主的降临，德国开始了伟大的形而上学革命时代——一个思想上整齐划一和政治上绝对服从元首的时代，是鲜血浇灌土地的献身和最严酷的死亡，证明德意志精神将主宰世界和历史的时代；德国人将在元首的带领下拯救世界——把人类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被抛弃的绝境中拉回到本真存在之中。而且，这位预言家直到魔鬼覆灭之后仍然拒绝承担“让邪恶横行无阻的责任”。 我承认，仅就作为一代哲学宗师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德格尔算是哲学史上的纪念碑式的人物之一，他是存在主义哲学和阐释学方法论的奠基人，在半个多世纪中主宰着西方现代哲学的基本走向之一，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新世纪。但是，就他的政治倾向而言，他是纳粹分子，是极端种族主义的哲学化妆师，是狂妄极权者的思想代言人，是灭绝犹太人的同谋精英，他被大学的同事称为“坐在讲台上的希特勒”。就他个人的私生活而言，他是自私而霸道的负心汉，为了情欲而偷情，为了名利而背叛，最后竟然逼着妻子和情人相互握手并都被他握住，过那种帝王般的妻妾和睦共处的生活。 读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所著《海德格尔传》，更印证了一句名言：“人，不能与纪念碑生活在一起。”这句话，道出了大多数崇拜纪念碑式公众人物的女人们的令人心碎的情感经历。从卢梭到萨特，从托尔斯泰到易卜生，从海德格尔到罗素，从毕加索到达利……生活在这些思想大师和艺术大师身边的众多女人们，除了得到短暂地占有过名人的虚荣之外，最终在感情上留下的只有被抛弃、被蔑视、被玩弄的碎片。她们的性感肉体和痴迷精神之于这些纪念碑式的男人，仅仅是一种工具性存在，像一支用起来很顺手的金笔，无论当初的闪光多么眩目，写出的字多么优美，但是，破坏性的使用很快就会使之黯淡无光，磨损后被弃置的命运也就成为她们的命运。

纪念碑由大理石砌成，它的闪光和坚固，具有非人性的绝情之冰冷。 女人，大都是爱的奉献者、牺牲者和最终高贵者。她们能够承担所有爱的痛苦，忍受偷偷摸摸的阴暗、充满耻辱的约会、不公平的感情付出，甚至是被抛弃的命运。这些牺牲，使她们有资格俯视一切男人——不论是一代的思想宗师还是统治过世界的恺撒。女人的传奇是爱的历险，那种情感历程中的极端考验，不亚于任何以男人为主角的英雄传奇。 海德格尔的学生兼情人汉娜·阿伦特就是这样的女人。她由崇拜海德格尔杰出的智慧，到爱得是非不分，甘愿忍辱负重，容忍海德格尔的全部人格弱点，甚至是他的不可原谅的重大人格缺欠。18岁时，她就把纯真的初恋献给了35岁的未来哲学大师，陷于大师玩弄少女纯情的感情游戏之中而无力自拔。一方是导师般高高在上的俯视和恩赐，另一方是小学生般的仰视和顺从，二人交往的规则完全由大师制定，学生严格遵守大师规定的一切，宁可自己承受所有屈辱，也决不为他的家庭和名誉带来麻烦，不对他本人施加道德压力。 也许，哲学家的思维永远是严谨的，在任何情境中皆严谨。海德格尔的哲学很严谨，他的婚外恋也像时钟一样刻板。但偷情的严谨，不是为了使相会没有乐趣，而只是为了保住秘密，不损害他的家庭和他作为大哲人的名誉。他们之间频繁交换的情书必须用密码，他们的幽会以秘密接头的方式，时间计算得分秒不差，相约的信号也极为严格：敞开窗子表示有机会，开着门暗示有危险；开几下灯表示无人，关几下灯表示有人……只为了减少偷情可能带给海德格尔的不便，她顺从他的所有苛刻的安排，甚至在最狂热的爱中也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她不能显示自己，不能公开爱，她是一个在道德上罪孽深重的囚犯，终日不敢见阳光，始终躲在阴影中等待海德格尔的到来——神的到来、爱的恩赐的到来。这是不要求任何回报的纯粹奉献，也因此她的生命几乎被撕成碎片。多不公平的偷情：在汉娜心中，这爱情是她终生的秘密；而在海德格尔，不过是平庸的婚姻生活之外的一种调剂、一种感情游戏而已。在这种游戏中，海德格尔划定的界限非常清楚：婚外恋决不能影响他在世俗社会中的名利和家庭幸福。 二人的隐秘偷情持续了一年以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出版，使他声誉鹊起、并被聘为弗莱堡大学的哲学教授。那是道德上还很保守的时代，面对前程似锦的前途，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绝情辩护，他决不会只为了一个情人而甘冒世俗道德的忌讳、进而牺牲自己的功名。虽然海德格尔把这本哲学巨著的写作归于汉娜所带来的激情，但是因巨著的出版而获得的成功却扼杀了这段恋情，他只用一封告别信就打发了把所有的爱奉献给他的少女。为此，汉娜差一点自杀。这段恋情成为她终身的痛，也成为她在二战后毫无原则地原谅海德格尔、继续为他辩护的内在动力。 当汉娜在朋友的帮助下决定勇敢地面对生活后，她离开了海德格尔并寻找感情上的新寄托，但海德格尔并没有就此放过她。他又给她写信，向他表白爱情，称她为“我的缪斯”和“我思想的激情”，甚至说：“如果没有你，就不会有《存在与时间》。”当时的汉娜已经交了男友，但她冷却的心再次被他的花言巧语蒙骗，她很诚实，把与其它男人的性关系写信告诉海德格尔，她的隐秘本意也许是想以此激起哲学家的嫉妒，没想到海德格尔居然在回信中极为大度地向她表示祝贺，并厚脸皮地提出继续与她约会的要求，而她又欣然应允。也许，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样的关系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既不必再为汉娜要求正名而担心，又可以减轻自己的负疚感——假定海德格尔对置情人于极不公平的地位还心有不忍的话。海德格尔去外讲学，就事前给汉娜去信，要她在某个小站等他，相聚的时间只是一夜偷欢。汉娜居然毫无反抗地顺从了，从自己的住地准时赶到那个小火车站，跟随大哲人偷偷摸摸钻进一家早已定好的简陋小旅馆。她与其它男人的风流韵事，不过是为了摆脱海德格尔的无奈挣扎罢了。

但是，有一次海德格尔的失约使汉娜下决心彻底了断。这位杰出的犹太女人在绝望地离开海德格尔，也离开了迫害犹太人的纳粹德国，最后移居美国，成为著名的教授、律师、政治哲学家和反纳粹反极权的思想斗士，她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人的条件》已经成为同类著作中的经典。 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汉娜是犹太人，而海德格尔则追随纳粹，俩人在整个二战期间完全分离，政治的思想的立场也截然对立，甚至可以说就是敌对关系：汉娜在美国反对纳粹，海德格尔留在德国为纳粹效劳；海德格尔从当上大学校长那一刻起就中断了与所有犹太同事的关系，他的犹太学生被他剥夺了完成博士论文的资格，他制止检察院对纳粹派学生向犹太学生施暴进行调查，他的理由是保护暴民乃革命的需要。他的导师胡赛尔被解除教职，1938年在孤独去世，哲学系只有一人参加了葬礼，海德格尔当然也不会为他的犹太老师送葬，之后又把《存在与时间》扉页上给胡赛尔的献词拿掉。汉娜曾就此一系列行为写信质问过海德格尔，他当然否认自己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以汉娜的犹太人身份，以她杰出的智能，以她研究极权主义的杰出学术成就，她无论如何不应该再次回到海德格尔的身边。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分析的重点之一便是纳粹政权，她非常清楚地写道：纳粹政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贱民和精英的联盟。”何况，二战结束后，海德格尔仍然坚持原来的政治立场。

德国的另一位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纳粹上台前曾是海德格尔的同事和好朋友，他与汉娜一样也是犹太人，也因纳粹迫害犹太人而被迫离开了德国。他在1933年与海德格尔的最后一次见面，他的记述佐证了这种“贱民和精英的联盟”的疯狂特征：“海德格尔好像变了一个人。从到达的时刻起，便有一种情绪把我们隔开。国家社会主义使整个民族都晕了。我到上面海德格尔的房间去问候他，‘就像1914年一样’，我开始说，并接下去想说，‘又是这种骗人的群众狂热’。但是，鉴于他对第一句话的光芒四射的肯定回答，我的后半句话憋在嗓子里没能说出来……面对受这种狂热袭击的海德格尔，我放弃了。我没有向他讲，他走向了错误的道路。面对他已经变形的人，我已经失去了信任。我自己感到海德格尔参与其中的暴力对我的直接威胁。”海德格尔还愤怒地对雅斯贝斯说：“这么多哲学教授，简直是胡闹。在德国只需留下两三个哲学教授就够了。”当雅斯贝斯问他：“留下谁呢？”海德格尔意味深长地一言不发。事实上，海德格尔为了确立自己的哲学霸主地位，利用纳粹的政治势力，先后在背后整过他的老师胡赛尔和朋友雅斯贝斯，此二人，无疑是哲学上的大师级人物。 雅斯贝斯问陷于疯狂、两眼发直的海德格尔：“像希特勒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怎么能够治理德国呢？”海德格尔的回答是：“教养是无所谓的，……你只需仔细看看他那双神奇的手！”这不能不令我想起毛泽东与知识名流的关系。在中国精英们的记述中，那些曾经有幸见过毛泽东的知识名流们，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都记述过毛泽东的那双大手——有力的、温暖的、扭转乾坤的、改天换地的救世主之手。被这双手握过的手也会随之神奇，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看来，无论东西方的文化差别有多大，流氓成性的独裁者对精英的征服具有类似的共性：只需要一双残暴的沾满鲜血的手。用海德格尔德话说：这双手“既不是什么原理，也不是什么理念”，而是“今天和未来的德国的现实和它的法律。” 但是，爱着的女人常常昧于是非善恶，汉娜这样杰出的思想家和反纳粹斗士也不例外。她仍然怀恋海德格尔，为他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而忧心如焚。她曾与雅斯贝斯（也是她的老师）商量，劝海德格尔反省自己，公开忏悔，但被海德格尔拒绝。海德格尔曾把希特勒上台称之为：使“我们德国人的人生此在发生彻底翻转”的形而上学革命。二战后他仍然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在著名的《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他仍然相信：德国人的失败只是暂时的，仍然相信由希特勒发动的形而上学革命终将成功。只有德国是能够对抗美国和苏联的两面夹击的力量，把欧洲乃至人类从即将毁灭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在为自己追随希特勒的行为做辩护时，居然抬出了坟墓中的德国知识精英，他说：“黑格尔在拿破仑身上看到了世界精神，荷尔德林则把他当作节庆的王侯，众神和基督与他同在。”其潜台词是，这样的事常发生在伟人身上，你们怎样理解黑格尔和荷尔德林就应该怎样理解我海德格尔。 所以，他决不会对追随纳粹的历史有丝毫反省，也没有对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作出任何谴责，更没有对作为犹太人的汉娜表示丝毫歉疚或负罪之感，反而在孤独中向汉娜发出救援的乞求。汉娜接到他的信后，对雅斯贝斯说：“现在，让我再见海德格尔，需要野兽般的勇气。”海德格尔的乞求，真的就给了她“野兽般的勇气”，克服了她与海德格尔在政治立场上的不可调和的分歧，克服了对其人格的厌恶和蔑视，更克服了他对她的负心和冷酷，终于见到了海德格尔。 见面之初，两人都有些紧张和尴尬，不知道怎样开始交谈。还是海德格尔了解汉娜，知道自己对她的魅力来自哲学。所以，他没有叙旧，一开口就是哲学。当海德格尔滔滔不绝地讲了二个小时哲学后，汉娜果然再次被思想的魅力所征服，又回到了她做学生时对大师的哲学智慧的崇拜之中，感到他的智慧是那么善良和仁慈。她旧情复燃，重新投入海德格尔的怀抱，并在海德格尔的胁迫下，开始与他的妻子握手言欢，为了海德格尔而维持一种表面的和睦关系。互为情敌的女人以及她们争夺的哲学大师，三个人终于把手握在了一起。这以后，汉娜便以极大热情投入保护哲学大师之战，她以自己反纳粹反极权的良好信誉为赌注，替纳粹的御用哲学家海德格尔辩护，全力帮助他走出受人唾弃的阴影，使他重新开始了哲学的思考和写作。她为修复海德格尔的形象而四处奔走、多方游说，劝说雅斯贝斯忘记海德格尔为纳粹效力的历史，忘记他在德国哲学界的小人行为——为了在哲学界称霸而借助于纳粹时期的“政治正确”，背后弄权、搞小动作、甚至告密，对他的老师胡塞尔、好朋友雅斯贝斯、学生鲍姆加登的冷酷——而与海德格尔重修旧好。她在美国的大学课堂亲自讲述海德格尔的哲学，为他的著作在美国的出版而奔忙，帮助他拍卖《存在与时间》的手稿，甚至在海德格尔的晚年为其充当管家，料理一些烦琐的事务性工作，诸如与出版商打交道、管理财务、整理手稿等等。更过分的是，在海德格尔80岁寿辰之际，她献上的祝寿词连她自己都承认太过肉麻：什么“冲击海德格尔的哲学风暴，与来自古希腊的冲击柏拉图的哲学风暴是共同的”，什么“海德格尔留下的思想是完美无缺”的等等。 尽管得到了汉娜在情感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原谅，但是，在自私而傲慢的海德格尔眼中，汉娜永远只是他的小学生和崇拜者，是绝对驯顺的工具性恋人；尽管她对疯狂的二十世纪的思考和揭示，在思想深度上并不次于任何人，当然也不在海德格尔之下，但是他对汉娜的思想贡献和学术成就却不屑一顾。更令人不能原谅的是，当他得知汉娜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引起世界性轰动时，他的反应不是为她高兴并祝贺她的成功，而是极为愤怒，似乎汉娜的独立研究僭越大师与学生的关系，颠覆了他永远高高在上的被仰视的地位。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汉娜非但不对海德格尔的蛮不讲理表示愤怒，反而尽量用自我贬低来迁就他娇惯他纵容他，她不敢把自己最重要著作的出版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消息真实地告诉他，也不敢把自己在没有他的指导而独立完成的著作献给他，她甚至忍受了在他面前不承认自己的思想成就的蛮横要求，以此来维系她和他的这种极不平等的感情关系，而且在遭受了哲学大师的数次情感大棒之后，仍然摆脱不了对他的依恋。 汉娜·阿伦特的晚年生活的中心就是海德格尔，她似乎一生都在寻求补偿少女失恋的痛苦，似乎经过漫长的等待和心灵煎熬，她终于有机会有权利进入海德格尔的生活，成为这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一员，每天像亲人一样照顾哲学大师的生活。多可怜的痴情女人，居然把自己的一切特别是杰出的智慧，献给了这样一个政治上糊涂道义上低劣感情上自私的男人，就因为他是哲学大师吗？ 可以说，这是一种变态的迷恋，是感情和理智的双重迷失。汉娜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深刻地揭示了极权者的狂妄、傲慢、自私和冷酷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但是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上，她却容忍了甚至纵容了海德格尔的傲慢、狂妄、自私和冷酷。直到很晚，她才不得不对自己承认：海德格尔忍受不了她的任何成就——她的书出版，她的思想引起轰动、她的名字见诸于媒体……而她自己却容忍着迁就着他，她说：“我一直瞒着他，假装书啊、名声啊等都不存在；我还假装什么都不会做，连三都数不到，除非事关他的作品的翻译……我如果能够数到三甚至数到四了，他是会很高兴的。但是，突然，我懒得再编谎话了，于是挨了他当头一棒。” 尽管如此，我仍然能够原谅甚至欣赏女人爱到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的痴迷。爱到不顾一切的痴迷是许多优秀女人的共同气质，那种不计利害的全然投入，不仅是四溢的激情，更是智慧之光，看似愚昧而实则为爱情上的大智若愚。为爱而爱，与为信仰而信仰为真理而真理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皆是难得的超功利的生存状态，其中闪烁着人性中最罕见的似神之光辉，具有某种难以企及的高贵之美。

海德格尔在他的哲学中大谈“本己的本真的存在”，而他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本己的非本真的存在”，他在哲学上要求拒绝大众和“他们”，而在生活中他却沉沦在大众和他们的舆论之中，他是个地道的伪君子。我甚至可以宽容地对待他在政治上的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但我无法原谅他对汉娜·阿伦特的玩弄！而这种在感情上的虚伪和对女人的不尊重，与他在学术上对别人成就的嫉恨、在政治上对其它种族的蔑视，有着共同的人格根源。这才是他人格上难以弥补的巨大缺欠和他做人上的巨大失败。看来，理论上的纯粹容易做到，生活中的纯粹就太难了。能生活得纯粹的人已经接近于神圣了。海德格尔的一生，前有他与汉娜恋情中的委琐，后有他在政治上的屈从于纳粹，除了《存在与时间》之外，他是一个失败的典型，再杰出的智慧，缺少了良知的引导，很容易误入歧途，这样的智慧越出众，造成的思想灾难也就越深重。

在众多名人的感情生活中，我看到的大都是女人的伟大和男人的渺小，女人的无私与男人的自私，女人的高尚与男人的猥琐，女人的坦诚与男人的虚伪，女人的光明与男人的阴暗。可以说，女人把爱视为生命，男人只把婚外的恋情当作性游戏或思想体验或灵感工具。女人成了他们生活里和事业中的牺牲品和试验品。唯一的例外是萧邦对乔治·桑的爱情，在杰出的音乐家和优秀的文学家的爱情游戏中，萧邦只是乔治·桑感情游戏的小伙伴而已。我总想找到乔治·桑致萧邦的最后一封信，念给妻子听，但没找到。我记得是上大学时在《世界文学》或《外国文艺》上读到的，而且读了不止一遍。在那封信中，乔治·桑高傲得像个女皇，慈爱得像位母亲，风骚得像个荡妇，智慧得就是肖邦演奏时的乐队指挥。据说，他俩分手之后，失去爱情的创痛成为肖邦的最伟大作品的灵感源泉。 看来，做人的彻底与理论的彻底是两回事，逻辑上的贯通一致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伦理上的同一人格，思想上的贡献也不应该作为推卸做人的责任的借口，杰出人物更不能以某一方面的杰出要求社会纵容他的其它弱点。耶稣之所以成为千古的人格，不在于他有什么理论，而在于他作为一个人活得彻底。上帝在信仰上和伦理上所要求于人的，就是耶稣式的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