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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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面对转折
南方大出击
校园风暴
诗人的分化
批判萧军
朱自清逝世前后
胡风的回答
“新的小说的诞生”
战地歌声
北方教授的抉择
南下与北上
不算尾声
楔子
冯至 1948年第一日的午夜时分，听到冬夜里的咳嗽声，感到一个生存者是怎样孤寂地在贫寒的冬夜里挣扎，后写文章《新年致辞》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副刊上。他说出了那个时代的真实：生存成为压倒一切的需要，于是有了生存者的挣扎与选择，有了生存者的文学。
——这种文学史的叙述方式耳目一新！
面对转折
毛《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把一个无可怀疑的历史巨变和转折推到中国每一个阶级、党派、集团，每一个家庭和个人面前，逼迫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为这选择承担当时是难以预计的后果。
茅盾：将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的儿孙辈不再流血而只是流汗来从事新中华民国的伟大建设。——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接受必要流血的革命/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接受了一次流血，就必会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流血
不少知识分子并不习惯于毛的话语和思维逻辑，但他们仍被内在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这些本是知识分子的天性——所吸引，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一个前景：克服一切困难，战胜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这对于民族情绪强烈的知识分子有超乎一切的吸引力，当时战场上的胜利也理所当然地证明了指导战争的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与无敌。
——解释了为何大部分知识分子最终会支持毛
这种逻辑容易走向极端，产生对体现必然性的绝对真理及其现实代表（人民政党、军队、政权）的崇拜——郭沫若 “尾巴主义万岁”，要求知识分子“心安理得地做一条人民大众的尾巴或这尾巴上的光荣尾巴”，对“人民至上”这类绝对真理要“唯唯诺诺”，“毫无保留得不闹独立性”——这实际上放弃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权利，并且，在自以为服膺了真理后，一切知识分子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以进步者自居，将异己视为落伍或者真理的叛徒，扮演起真理捍卫者的角色——郭沫若指控四种“反人民的文艺”：茶色文艺、黄色文艺、无所谓的文艺、通红的文艺托派的文艺，并第一次点了沈从文和萧乾的名字。这是第一次按照“非红即白，非革命即反革命，非为人民即反人民”的逻辑，把作家、知识分子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并要求借助政治的力量消灭对方。
——钱老对知识分子的心理了如指掌
南方大出击
大众文艺丛刊 其纲领性文件为《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集体至少是中共主管文艺的一级党组织的意志 它的创刊是中共在历史转折时刻，强化其对于文艺以及知识分子的领导的一个重要举措，故而丛刊的言论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不言自明的权威性，由此产生了“我们”体。
我们不仅代表多数，即所谓人民、群众、阶级、政党的代言人，而且是真理的唯一占有者，解释者，判决者。与“我们”相对立的是“他们”，二者黑白分明，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绝不相容。“你们”与“我们”不同，因此“你们”便错，不辩自败。
当时，“我们”体不仅显示着胜利者的强势与权威，而且闪现着理想、道德的光辉，正处于孤独、绝望之中的知识分子，仿佛只要加入“我们”，渺小的自我就能获得强大和崇高。
我vs我们
五四时期高扬“我”，“我”是抹杀个体的封建伦理的历史对立物——“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殷夫“我融入一个声音的洪流，我们是伟大的一个心灵”，传达一个新的时代信息，“我们”具有道德的崇高性，代表真理、信仰——在抗战后的废墟上，“我们”更成为无所依傍的个体生命的精神归宿，显示出一种神圣性——1948年随着政权的更替，“我们”开始上升为一种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秩序、体制。“我”在被“我们”所接纳和融化中，既感到了群体生命的崇高，又获得了一种安全感。“我”向“我们”的靠拢和皈依成为大势所趋和时代追求。
——“我”和“我们”，是“小我”与“大我”之争，是个性与集体的博弈
鲁迅的被改写——用被革命话语改造过的鲁迅来充当革命话语的护法神 胡绳《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
——所以如何还原一个真实的、丰富的鲁迅？
校园风暴
从4月到6月，一浪高过一浪的学潮席卷校园——一个偌大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群众革命歌曲——当无数个人的声音融入也即消失到一个声音里时，同时也就将同一的信仰和观念充分简化，以极其明确、强烈的形式注入每一个个体的心灵深处，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和力量。身处其中，个人就会身不由己地做单独的个体所不能、不愿也不敢做的事——个体向群体趋归并反过来为群体控制
在群体的浪漫激情氛围中，个体生命中难以抗拒的孤独、感伤和抗拒都会不知不觉小事，转化为处于另一种极端状态下的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和豪情。
——想到勒庞《乌合之众》 ，群体会让个体的智商下降
爱国学生运动却使坚守自由主义信念的教授和知识分子陷入困境，并促成了内部分化。胡适和朱光潜被投身于学潮中的广大学生所拒绝。
在黑白分明的极端话语占绝对优势的1948年，自由主义的怀疑、模糊、相对的灰色话语似乎已无容身之地。
诗人的分化
“兼容并蓄”本是五四的传统，但在这个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时代，却显得特别不合时宜。人们只习惯于对事物进行一元评价，《诗创造》遭到种种责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30年代的现代诗派以及后期新月派都是对革命的普遍的幻灭的产物，那么4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却正是以“直面现实、人生、自我”为主要追求和特征的。因此将“中国新诗”视为颓废主义和唯美主义，实在是可悲的历史误会。
“中国新诗”派批评“浪漫派”和“人民派”——前者迷恋于感情的柔与细，后者陶醉于粗厉的情绪，二者浸淫于虚伪肤浅幼稚的感情，没有经过周密的思索，这类诗文实际上是文学的感伤，具有最具蚀害力的倾向。
穆旦——也许是中国诗人里最少绝对意识又最多辩证观念的一个（唐湜《穆旦论》）
自我分裂与他的克服——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带着那么丰富的痛苦，绝望里期待希望，希望中见出绝望，层层渗透
——对“中国新诗”派不了解
批判萧军
毛对萧军其人其文的前后态度截然不同，深刻反映了他自身的内在矛盾——作为一个反叛者和精神探索者，他欣赏萧军；但当他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并要求维护它的时候，就很难容忍萧军这样的永远的反叛者。
经过整风，延安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或完成了归依过程，而萧军依然故我，还是个精神流浪汉，不驯的野马
——如果谈及萧军，只知萧红，实在是缺憾
在一个需要树立革命话语的权威时代，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话语轻则不合时宜，重则是在争夺话语领导权。
1948年有一个迫待回答的现实政治问题——知识分子与新的统治（政权）的关系
萧军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一切——国家、政党、政权、学说……的拥护、信仰、尊重都是有条件的，既拥护又保持独立批判权利。
“我们”体的权威判决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言论自由的尺度，这是一个非法律的、带有浓重意识形态性质的标准，对它的解释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主观性，任何掌权者都可以根据这个标准剥夺异己者的言论自由。
萧军的批判者在二十年后被同样的逻辑推向了审判台，批判者难逃被批判者的命运悲剧，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也不是个别
——丁玲同样如此，成也一本书，毁也一本书
在国家管制一切的体制下，离开了执政者的物质支持，知识分子是什么事也不能做的，面对强大的无所不至的行政手段，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选择。萧军个人主持的《文化报》的停刊，象征着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复存在，而成为国家的雇员，他们的精神劳动也被完全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作家成了公家人，即国家干部，直接隶属于某一个国家部门。那一代人怀着对自己所属的群体及自我的崇高感，自愿使自我工具化。
“大批判”——先判定有罪，再四处搜集罪证，或张冠李戴，或掐头去尾，或移花接木偷梁换柱。这类大批判文章，表面上充满革命义愤，实际上是罗织罪名而无所不用其极。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朱自清逝世前后
唐湜 我更爱把朱先生看成这时代受难的到处给人蔑视的知识生活的代表，从他身上看出人类的受难里的更深重的知识的苦难，他的“背影”是很长的。
搅动晚年朱自清内心的，正是在变动是大时代里他自己，以至同类知识者的命运、责任与选择——20年代，他选择躲到学术、文学、艺术里去，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舒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1948年，他又要面对“哪里走”的问题——《论气节》，知识分子在拥有强大物质力量的中外反动势力面前的软弱，以及无法满足广大民众基本生存需要的根本局限，破除了对知识者自我的迷信和神话——被悬空的危机。
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闲帮凶，向上爬，另一条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
朱自清最终变成了一位“民族英雄”，一个知识分子的典范，甚至一个革命烈士。人们借哀悼朱自清哭诉自己的、甚至整个民族和时代的不幸。后来冯雪峰用革命话语将朱自清彻底改造、改塑、改写了。最终，毛在说服和争取对新中国持有疑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战中，把革命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结合，歌颂朱自清和闻一多。
——在《荷塘月色》《背影》《春》《绿》之外的朱自清
胡风的回答
五四启蒙主义传统遭到了两方面的挑战——否认“精神的奴役创伤“，将人民、农民纯化、理想化的民粹主义倾向/把知识分子与人民对立起来
周扬批判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时，认为他们总是“抽象地看党”，不知道拥护党必须具体落实到尊重与服从党员个人，党的领导权威是建立在层层党组织、党员个人权威之上的
论战双方都不无真诚地相信并坚持自己在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路线，他们有自己的阐释并认为自己是对的，指责对方曲解。因此，悲剧性在于，胡风及其友人，在违背自己主观意愿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公开在理论上与毛对抗的知识分子的角色
——这种对抗甚至有了几分喜剧性
“新的小说的诞生”
丁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尽管文学作品还保留着某种商品的外壳，仍要通过卖与买的商业行为发行，但文学市场的需求已不再成为文学生产、流通的驱动力，而代之以政治的需求。文学市场的悄然引退意味着文学艺术的生产与传播机制的彻底变化，从此纳入党所领导的国家计划轨道。
——不喜欢丁玲，无论是文品还是人品
周立波《暴风骤雨》
群众性的暴力，被描写成革命的狂欢节，既是阶级斗争的极致，也是美的极致。党的意识形态被转化为新的美学原则。
作家在生活中所看到的、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写真实，现实主义）vs政策规定的也即应该是怎样的（本质的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政治无孔不入，文学之自由是空谈
战地歌声
文工团
文艺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真正成为党的工作的一个部门
每个文工团员首先是党的政治工作者、实际工作者，然后才是文艺工作者，是名副其实的“文艺战士”
完全自觉地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努力吃透两头
逐渐建立起适应部队政治需要的创作模式与艺术形式及风格
实现文工团员自身的革命化、政治化
赵树理把自己的创作追求归结为两点——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表明了他的双重身份、双重立场——中国革命者、中国农民的儿子
1948年，赵树理一面被树立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与旗帜，在解放区与非解放区广为宣传，并开始介绍到国外，一面却受到了党报的严厉批评——这个大变动的大时代里，连赵树理这样的农民化的作家都难逃起落不定的人生戏剧，而对他以及同类的知识分子来说，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N年前看过李雪健老师演的《赵树理》
北方教授的抉择
沈从文 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做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种情感发炎的症候
沈从文是清醒的，他明白，在选择“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的历史角色的同时，他也选择了一种局限：生活中与社会隔绝，写作上与社会需要脱节。对于一个只信仰生命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一切无信仰的生命个体，只能是寂寞而多磨难的
金介甫 《沈从文传》他把自己看作精神上是19世纪的人，却想救治20世纪积存下来的病症。他认为中国40年代的嗜杀成性和物欲主义是现代道德堕落的表现，是世界文明的彻底失败。
“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沈从文曾经想做世界级大作家，中国的托尔斯泰，然而后半生这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提前死亡
——《沈从文的后半生》令人唏嘘不已
叶公超 缺乏诗的素养，无法了解沈从文，从文下语之妙，笔端有画。
南下与北上
毛三次急电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必须保护文物与知识分子
1948年年尾，在中国的土地上戏剧性地出现了“南下”和“北上”两股知识分子的人流，前者人员稀落，仓皇而绝望；后者浩荡而有序，充满希望。
——选择不得不做，选择的结果不得不承担，结局是反讽的，参见《纽约客》之《骨灰》
不算尾声
叶圣陶本属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关心国事，也并不回避政治，该说的话总要说，改做的事一定要做，但却与潮流中心保持适当的距离。他一再强调，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大家生活得好，大家不是指少数人或某一阶层集团的人；生活得好，不是终极的好，而是比较的渐进的好，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
——在强权面前，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保持独立性能否实现？
沈从文在1949年1月2日，在《绿魇》校正文本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他陷入一种孤立下沉、无可攀援的绝望：清算的时候来了！他时时觉得受到监视，压低声音说话，担心隔墙有耳，喃喃自语：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啊……迫害感终生不曾去除。
——一声叹息，历史可能只是走了一段弯路，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毁了一生。
后记
更富有实验性和挑战性的文学史研究
关注一个年代，把大文学史所忽略和省略的历史细节（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等原生形态的细节）纳入视野，但研究眼光却要通过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不但要对一个年代的历史事件、人物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了然于胸，善于作时空上的思维扩展，而且要具有思想的敏感与穿透力，能够判断出细节背后的史的意义与价值，即细节的典型性。
历史是彼时彼地发生的，写历史的人是生活在此时此地的，存在一个时间差，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也是历史写作能够成立的基本前提、条件与特点。
历史写作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往返的双向运动：既要由此及彼，努力进入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去体察、理解彼时彼地的人怎样、何以做出选择，即某种历史命题是怎么产生的；又要由彼及此，毫不回避地正视与揭示在选择展开和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严峻而复杂的事实、后果。
1948年，正是两个中国生死大决战的时刻，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历史转折中做出选择的时刻，这一时刻围绕各类知识分子的选择发生了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的社会、思想你、文化、心理现象——基本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