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然后“理得”

古今中外，莫不讲究一个正统性、合法性，讲究的是“君权神授”（也即英语中所谓的Divine right of kings）、理所应当。如此一来，说话才有底气，立国才有根本。“师出无名”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拥有了绝对的优势与地位，也必须求得心安；不然，会吃不香、睡不着的。即使没有，也要硬找一个理由；想要为自己找一个理由，但凡只要用心，总是能够找得到的。所以，在看到张明扬的这本《天命与剑：帝制时代的合法焦虑性》的时候，不禁会心一笑，历史其实不就是这么些事吗？！

《论语》中有一篇关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对话特别值得玩味。子路问老师：“如果卫国的君主等待您去执政，您首先要做的是什吗？”孔子回答说：“首先要做的，一定是纠正名分呀！”这下子路不懂了，为什么经老师要把“纠正名分”放在一切事情的首要位置呢？接下来，孔子对此进行了阐释：“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不要觉得孔老夫子在这里啰嗦不已。从商代夏、周代商，再到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再到秦以来的朝代更替，甚至于一个大家族的内部秩序，莫不讲究一个正统和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从来都是一以贯之。

戏剧舞台上的曹操，毫无疑问是个白脸大奸臣，这个形象的固定，最主要的是小说《三国演义》的功劳；陈寿的《三国志》则还是要曹魏为正统，自然不存在贬曹尊刘的倾向。而诸葛亮的智者形象，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操劳者形象，倒是在小说与史书中都基本相同。可见，群众的眼光虽然是雪亮的，但这眼光有时也容易受到误导，并且有讹传讹，终于强化了某种认识上的误区。比如有名的岳姓与秦姓、杨家与潘家的千古矛盾就是这样。事实上，前者是史实，后者却是张冠李戴。至少，历史上有杨继业，也有杨家将——倒是肯定没有七郎八虎那么多，更没有十二寡妇——但肯定没有潘仁美，即使硬要栽到大将潘美的身上，那导致了杨继业之死的主要责任者，也不是潘美，而是监军王侁——他在军中的权力要比潘美大，代表皇上对在外将帅行动进行监督和挟制，潘美得听他的。

倒是千古奇冤潘场的案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可怕力量，所以，也难怪当皇帝的，必须要确保自己位置的合法性，有条件怎么都好，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千方百计得找一个合法性的依据，这样上朝时才能威严自如，内心中才会安然自得。也因此，殷商的始祖契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周人的始祖弃（也即后稷）则是由于“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的那个姜嫄踩巨人脚印而受孕才生出来的，后来诸朝开国皇帝，比如刘秀、朱元璋，出生的时候莫不带有异象，至少也要像刘邦一样，是“赤帝子”的化身，提“三尺剑斩白蛇”，以此来为自己披上一件天命所归的神圣外衣。替代前朝时，还要尽量抹黑前朝末代君主，比如夏桀与商纣早已经成为了暴君的代名词；但真实的一面到底是什么样，却未必就如传说中的那样。

表面上看，张明扬的《天命与剑：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或多或少有点儿戏说的意味，实质上却不然，而是很一本正经地引经据典，让事实来说话——也许，要除了引入了张无忌的例子，那毕竟只是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因此显得很有道理，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