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之欲出的胸中丘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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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永平在一九九三年给作家黄锦树写了一封信，他说，“熟读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很多文学作品的‘序’只是幌子，不能尽信的。读者应挖掘字里行间所隐藏的真意，找出它‘话中的话’，配合作品本身来阅读，作者的‘胸中丘壑’即呼之欲出矣”。
这一段话中隐含着李永平和书写的关系，写出来的话语是容器，容器之中又容纳着更多的话语。
从李永平的个人书写史来看，短篇小说集《吉陵春秋》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容器。依照黄锦树在李永平悼文中的说法，“1986年10月《吉陵春秋》获时报文学奖小说推荐奖，那绝对是个事件……犹记得它引起相当广泛的注意，名家如余光中、龙应台等均应撰长文讨论，推崇备至。其时李永平刚过39岁，那可说是他文学声誉的最高峰”。
《吉陵春秋》写小镇吉陵的人与事，学者谈《吉陵春秋》，必定赞美那虚拟的时空，说作家为“一个中国小镇塑像”，论作家构筑了“一个完美的文字原乡”。
“原乡想象，浪子文学”，王德威对李永平及其作品的这八个字的评价不断地被引用、被改写，出现在绝大多数评论、采访李永平的文章标题中。可是，这就是全部的李永平和全部的《吉陵春秋》吗？
再进一步讲，以李永平为代表的马华文学仅仅是一种浪子抒发对于中国乡愁的载体吗？
过往对于李永平的解读太像是捕鱼，捕鱼人下一次网，捞到什么，就好像是全部了。那些漏掉的“话中的话”和“胸中丘壑”仍在海中漂浪。
《吉陵春秋》分四卷，每卷三篇短篇小说，每个单篇都结构完整、独立成篇，篇与篇之间没有必然的连结点，唯许多人物和地点在不同篇目中复现。
在小说的最后一页，作家写了一个“人堆里的浪人”，“愣愣睁睁的只管瞅着她。两个眸子，日头下，洞亮亮两撮鬼火儿，像疯子一般”。
沿着文本再往前看，这个浪人还出现在哪里，在卷四第二篇《思念》中。儿媳燕娘对婆婆说，自己家的孩子被“那个穿州过府的浪人”惊吓到了，那个“背着一个包袱，打着赤膊，眼睛像疯子的”浪人，那个“蹲在关帝庙门口，望着我们家里”的浪人。
李永平写婆婆和儿媳燕娘的对话写得极短，一句一行，最长不超过十个字，多是二三个字即为一句。婆婆说一句应付的话，燕娘回一句，婆婆又再说一句心底的话，燕娘听不懂。应付的话诸如，“是个疯子，不要理他”。真话诸如，“造孽！”、“冤头债主回来啦。”婆婆两种话交叠出现，无怪燕娘要说婆婆“颠三倒四说什么”。燕娘的不懂引出了婆婆的故事，读者方才知道浪人对应小说前文中的什么人。这就回到小说第一页，《万福巷里》长笙的丈夫刘老实，开棺材店的。
这“阎王脚下，讨半碗饭吃，平日少不得积些阴德”的刘老实，“天天佝在黯沉沉的店堂里，低着头，一刨，一刨，打造着棺材”。
到小说卷一第二篇《日头雨》，刘老实成了“凶神”，小乐见到他要揣着杀狗刀防身，虽然这刀没用上，“风声雨声中”，刘老实“把沉甸甸的包袱挑上了肩膀，低了头，缩起脖子，顺着长长一条南菜市街，冒着大雨，自顾自走了下去”。
李永平写《吉陵春秋》，写的是刘老实这样一个平凡人怎么成了浪人的故事，刘老实的妻子长笙被一群小泼皮奸淫后上吊死了，刘老实要报仇。在吉陵这个容器、《吉陵春秋》这个容器中，作家讲了犯罪的故事和报仇的故事。
刘老实和他母亲这两个报恩仇的形象有几次复现，犯罪的小泼皮及他们的母亲也有数次复现。区别仅在于刘老实和他母亲这端复仇者只有这一组母子，另一端被寻仇者分为几组，小乐、小顺、十一、鲁婆婆的儿子、燕娘的丈夫和他们的母亲。
复仇者的形象非常固定，“眼睛洞亮亮”的刘老实和“驼着红布包袱、佝着腰”的刘老实的娘。被寻仇者中的小泼皮们则有所成长，从孩子长成了丈夫、父亲。讲到这里，我们会看到《吉陵春秋》的故事中的不平，这个“不平”李永平在小说卷一第二篇里就写过，一个茶客点出，“谁不巴望亲眼看见刘老实把那五个泼皮，一个，一菜刀剐了！”在文本内部，很多人对刘老实这个报恩仇的形象是有期待的，期待他除天下不平事，诛杀恶人。
浪人形象、报恩仇、平不平，这三个词出来，《吉陵春秋》和武侠小说之间的联系就被明确了。报恩仇和防着别人报恩仇成为这本小说中重要的动机。这个作品到最后又没有完成“报恩仇”，李永平自己在二零一三《齐鲁晚报》的采访中说，“这确实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小说，如同人生一样，一圈又一圈无休止地循环”。
依照马华作家陈志鸿的说法，“作者到底也不是自己故事的先知”。当李永平将结局悬置，其实也是克制了作家自己对于结局的好奇心。在还能写下去的地方停下来，李永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回归了他的中国。
《吉陵春秋》中隐含着武侠小说的主题和写法，但是这个主题和写法都没有以外露的方式呈现，它到最后依然是一个纯文学的作品，只是带着武侠的野性，带着武侠小说和《史记》一般的短章促句。
二零一七年九月初，镜传媒对李永平做了采访，讲到李永平说，“初中接触了梁羽生和金庸，才发现有一个这么大的中国视野，虽是虚拟，却那么美丽、精彩。直到李安的《卧虎藏龙》上映，我受了很大的刺激，作为华文小说家，我一辈子最想写的就是武侠小说，于是开始认真构思《新侠女图》的形式、结构等问题”。
采访中还写，“在加护病房的第3天，他忍不住手痒跟护士讨了笔，架一块硬板在病床上，手发着抖，写出一片刀光剑影的江湖”。“出院后扣除休养，每天至少写5、6小时”，他说，“这是我生平最早、也是最后的愿望，写完随时可以死掉，千山我独行，你们不要相送，这是多潇洒的境界，怕只怕没写完就走了，会阴魂不散！”
李永平一生人到底没有写完标准的武侠小说《新侠女图》，但他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早已以一种隐微的方式完成了，在《吉陵春秋》中。
我们说李永平的武侠梦呼之欲出，对于作家而言，我们好像在说一件“未竟之志”，在说遗憾。可是对于读者来说，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作家在自己身后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求深的可能，他已经写下了一切，他已经承担了文学的责任。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永平病逝，爆裂的一生，爆裂的亡故。媒体报道多引用早前镜传媒的内容，突出李永平不承认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不承认自己是马华作家。
九月二十五日，《Openbook阅读志》特邀马华作家黄锦树撰文，追思李永平其人其作。黄锦树写下，“病床上的李永平看来颇精神，只是比上回见到时瘦多了。我们握一握手，他的手甚有骨力，戏谑式的说：‘黄锦树，你听好，我亲口告诉你，我承认我是马华作家！’‘我承认我是马华作家！’说了两遍”。
即使表面爆裂、直接，李永平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一生渴望中国视野，但是却因近乡情怯的复杂心情，从未到过中国大陆。他在《卧虎藏龙》之中。
《卧虎藏龙》中有几秒无关剧情、无关宏旨，青山下、青色江水上，一人一竹筏，镜头很远，那人的样子是模糊的，融入了整体的绿中。那一片碧绿，似是对有限人生的无情嘲弄。我可以想象李永平在那画面中，咒诅每一片叶的滋长。“咒诅”是他的话，而他的话中话总等着后来者去揭开。
丘壑早已存在，且生生不息，呼之欲出。
这一段话中隐含着李永平和书写的关系，写出来的话语是容器，容器之中又容纳着更多的话语。
从李永平的个人书写史来看，短篇小说集《吉陵春秋》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容器。依照黄锦树在李永平悼文中的说法，“1986年10月《吉陵春秋》获时报文学奖小说推荐奖，那绝对是个事件……犹记得它引起相当广泛的注意，名家如余光中、龙应台等均应撰长文讨论，推崇备至。其时李永平刚过39岁，那可说是他文学声誉的最高峰”。
《吉陵春秋》写小镇吉陵的人与事，学者谈《吉陵春秋》，必定赞美那虚拟的时空，说作家为“一个中国小镇塑像”，论作家构筑了“一个完美的文字原乡”。
“原乡想象，浪子文学”，王德威对李永平及其作品的这八个字的评价不断地被引用、被改写，出现在绝大多数评论、采访李永平的文章标题中。可是，这就是全部的李永平和全部的《吉陵春秋》吗？
再进一步讲，以李永平为代表的马华文学仅仅是一种浪子抒发对于中国乡愁的载体吗？
过往对于李永平的解读太像是捕鱼，捕鱼人下一次网，捞到什么，就好像是全部了。那些漏掉的“话中的话”和“胸中丘壑”仍在海中漂浪。
《吉陵春秋》分四卷，每卷三篇短篇小说，每个单篇都结构完整、独立成篇，篇与篇之间没有必然的连结点，唯许多人物和地点在不同篇目中复现。
在小说的最后一页，作家写了一个“人堆里的浪人”，“愣愣睁睁的只管瞅着她。两个眸子，日头下，洞亮亮两撮鬼火儿，像疯子一般”。
沿着文本再往前看，这个浪人还出现在哪里，在卷四第二篇《思念》中。儿媳燕娘对婆婆说，自己家的孩子被“那个穿州过府的浪人”惊吓到了，那个“背着一个包袱，打着赤膊，眼睛像疯子的”浪人，那个“蹲在关帝庙门口，望着我们家里”的浪人。
李永平写婆婆和儿媳燕娘的对话写得极短，一句一行，最长不超过十个字，多是二三个字即为一句。婆婆说一句应付的话，燕娘回一句，婆婆又再说一句心底的话，燕娘听不懂。应付的话诸如，“是个疯子，不要理他”。真话诸如，“造孽！”、“冤头债主回来啦。”婆婆两种话交叠出现，无怪燕娘要说婆婆“颠三倒四说什么”。燕娘的不懂引出了婆婆的故事，读者方才知道浪人对应小说前文中的什么人。这就回到小说第一页，《万福巷里》长笙的丈夫刘老实，开棺材店的。
这“阎王脚下，讨半碗饭吃，平日少不得积些阴德”的刘老实，“天天佝在黯沉沉的店堂里，低着头，一刨，一刨，打造着棺材”。
到小说卷一第二篇《日头雨》，刘老实成了“凶神”，小乐见到他要揣着杀狗刀防身，虽然这刀没用上，“风声雨声中”，刘老实“把沉甸甸的包袱挑上了肩膀，低了头，缩起脖子，顺着长长一条南菜市街，冒着大雨，自顾自走了下去”。
李永平写《吉陵春秋》，写的是刘老实这样一个平凡人怎么成了浪人的故事，刘老实的妻子长笙被一群小泼皮奸淫后上吊死了，刘老实要报仇。在吉陵这个容器、《吉陵春秋》这个容器中，作家讲了犯罪的故事和报仇的故事。
刘老实和他母亲这两个报恩仇的形象有几次复现，犯罪的小泼皮及他们的母亲也有数次复现。区别仅在于刘老实和他母亲这端复仇者只有这一组母子，另一端被寻仇者分为几组，小乐、小顺、十一、鲁婆婆的儿子、燕娘的丈夫和他们的母亲。
复仇者的形象非常固定，“眼睛洞亮亮”的刘老实和“驼着红布包袱、佝着腰”的刘老实的娘。被寻仇者中的小泼皮们则有所成长，从孩子长成了丈夫、父亲。讲到这里，我们会看到《吉陵春秋》的故事中的不平，这个“不平”李永平在小说卷一第二篇里就写过，一个茶客点出，“谁不巴望亲眼看见刘老实把那五个泼皮，一个，一菜刀剐了！”在文本内部，很多人对刘老实这个报恩仇的形象是有期待的，期待他除天下不平事，诛杀恶人。
浪人形象、报恩仇、平不平，这三个词出来，《吉陵春秋》和武侠小说之间的联系就被明确了。报恩仇和防着别人报恩仇成为这本小说中重要的动机。这个作品到最后又没有完成“报恩仇”，李永平自己在二零一三《齐鲁晚报》的采访中说，“这确实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小说，如同人生一样，一圈又一圈无休止地循环”。
依照马华作家陈志鸿的说法，“作者到底也不是自己故事的先知”。当李永平将结局悬置，其实也是克制了作家自己对于结局的好奇心。在还能写下去的地方停下来，李永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回归了他的中国。
《吉陵春秋》中隐含着武侠小说的主题和写法，但是这个主题和写法都没有以外露的方式呈现，它到最后依然是一个纯文学的作品，只是带着武侠的野性，带着武侠小说和《史记》一般的短章促句。
二零一七年九月初，镜传媒对李永平做了采访，讲到李永平说，“初中接触了梁羽生和金庸，才发现有一个这么大的中国视野，虽是虚拟，却那么美丽、精彩。直到李安的《卧虎藏龙》上映，我受了很大的刺激，作为华文小说家，我一辈子最想写的就是武侠小说，于是开始认真构思《新侠女图》的形式、结构等问题”。
采访中还写，“在加护病房的第3天，他忍不住手痒跟护士讨了笔，架一块硬板在病床上，手发着抖，写出一片刀光剑影的江湖”。“出院后扣除休养，每天至少写5、6小时”，他说，“这是我生平最早、也是最后的愿望，写完随时可以死掉，千山我独行，你们不要相送，这是多潇洒的境界，怕只怕没写完就走了，会阴魂不散！”
李永平一生人到底没有写完标准的武侠小说《新侠女图》，但他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早已以一种隐微的方式完成了，在《吉陵春秋》中。
我们说李永平的武侠梦呼之欲出，对于作家而言，我们好像在说一件“未竟之志”，在说遗憾。可是对于读者来说，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作家在自己身后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求深的可能，他已经写下了一切，他已经承担了文学的责任。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永平病逝，爆裂的一生，爆裂的亡故。媒体报道多引用早前镜传媒的内容，突出李永平不承认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不承认自己是马华作家。
九月二十五日，《Openbook阅读志》特邀马华作家黄锦树撰文，追思李永平其人其作。黄锦树写下，“病床上的李永平看来颇精神，只是比上回见到时瘦多了。我们握一握手，他的手甚有骨力，戏谑式的说：‘黄锦树，你听好，我亲口告诉你，我承认我是马华作家！’‘我承认我是马华作家！’说了两遍”。
即使表面爆裂、直接，李永平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一生渴望中国视野，但是却因近乡情怯的复杂心情，从未到过中国大陆。他在《卧虎藏龙》之中。
《卧虎藏龙》中有几秒无关剧情、无关宏旨，青山下、青色江水上，一人一竹筏，镜头很远，那人的样子是模糊的，融入了整体的绿中。那一片碧绿，似是对有限人生的无情嘲弄。我可以想象李永平在那画面中，咒诅每一片叶的滋长。“咒诅”是他的话，而他的话中话总等着后来者去揭开。
丘壑早已存在，且生生不息，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