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亲历者的回顾与预测
《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这本书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观点和看法，内容主要为其在不同场合接受访谈的表述整理。
和很多自然学科不同，经济学作为一种显学，其研究者做出定性的观点很容易受到社会舆论的争议，张维迎就曾经是这种备受争议类型的无出其右的经济学者，尽管自从他卸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以后，风头减弱很多。
张维迎的经济学观点基本延续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推崇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即反对政府审批和管制，规范政府行为，以法治来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以此建立良好的自由竞争的市场，通过市场参与主体根据市场信息判断，自主进行供给与需求的决策与行动，在此过程中，社会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社会整体财富创造最大化。
这种理论的基点之一是，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设计这些游戏规则需要大量的有关技术和个人行为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总是分布于众多的个人参与者中，没有一个计划者可以获得设计制度所需要的足够多的信息，更不要说全部信息了。因此相比较根据分散信息，自主决策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言，集中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
尽管对于张维迎的学术观点已经非常熟悉，但是其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亲身经历者（其80年代初撰写包括《为钱正名》《以价格体制的改革委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等文章，在庙堂与江湖之中均引起强烈反响，很大程度推动形成后来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从商品价格入手，通过双轨制，逐渐简政放权的改革路径。其1984年进入国家体改委共识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近距离接触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脉搏），其对中国经济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的切身经历所得到的真实感受，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张维迎在书中回忆，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初，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从1978年到1993年，改革的前15年基本上完成了价格自由化；此后15年，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
而国有企业改革分两个阶段。1992年之前是增加企业自主权和利润留成，调动企业的积极性。1993年之后，不再假定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开始走上以股份制改造为主导的非国有化改革道路。
回顾改革历程，张维迎认为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张精心策划的蓝图。回过头来看改革30年的历史，有两个显著的现象与改革初期人们的设想大不相同。
第一，改革的过程远比当初设想的要长。最初，改革者设想大约需要5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但3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
第二，改革的结果远非当初设想的。最初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但现在的情况是：尽管我们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市场经济，但计划经济已不复存在；尽管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在许多行业，非国有企业已成为或正在成为主导力量。20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被普遍认为是新型公有制经济的成功典范，但到2001年的时候，江苏的私有企业数量已居全国第一。
基于对过去亲历改革的经验，张维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当下与未来也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当今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法治问题。当前改革中最大的问题是某些政府部门可以随意地制定法律法规。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这些部门往往打着“维护国家利益”、“规范市场秩序”的旗号。但仔细分析，大多数法律法规的出台都是为了增加这些部门的寻租机会。
但是从以改革成功为目的的可操作性路径来看，他一方面觉得应该尊重既得利益，以双轨制经济改革成功经验来看，当时的政府官僚是改革最主要的损失者，因为他们大多数的特权和寻租行为都将在改革中被减少或者消除。但实际上，通过双轨制，政府官僚团体制度性的攫取大量的金钱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金钱利益与政治权力利益在改革中进行了交换。这些既得利益团体的政治权力损失得到了经济补偿，而更广的的群众则在改革中，也获得创业自由与财富的积累。这就是为什么从它一开始在一个特殊的起点出现而没有遭到任何强烈抵制，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
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既得利益的力量不用被过分夸大。其实早在18世纪，大卫·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许多变革事实上是由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领导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变成改革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理念。这些理念很有可能超出物质利益交换的格局。
对于未来，张维迎预测，未来的30年，前15年主要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对产权进行更好的保护（如果不能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人们就不会关注长远利益，而是追求短期利益，从而导致市场混乱和坑蒙拐骗盛行）。只有这样，前30年改革的成就才能得到稳固。然后到后15年，就可能要改进完善我们的民主选举制度。这样经过60年的改革，中国应该变成一个经济上富强，又是一个民主化的发达国家。
除上述以外，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关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看法。
最近两年，大量中国资本涌入海外，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额已达到2340亿美元，是2015年同期的3倍。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企业大举进军欧美，出手阔绰，一掷千金，从高科技、装备制造、基础设施、服务产业，到电影院线、足球俱乐部。
张维迎认为，尽管依靠财大气粗可以支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但并购以后的资源成功整合、获取投资收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成败取决于三个方面：品牌、技术和供应链。
品牌大，其他人都愿意投奔在你的门下，为你当供应商，像沃尔玛，它来中国采购几百亿美元上千亿美元的商品；核心的技术，像微软、英特尔，它有核心技术，所以你必须投在它的门下，否则相关产业链上的产品做不大；有很好的供应链的管理能力，像戴尔，可以团结好多企业来为它做事。
通过海外并购及海外发展，中国企业将逐步成长为跨国企业，但是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相比，还是显露出较大差距，现在我们大多数中国企业刚刚走出家族观，好不容易从老子和儿子当董事长总经理，到现在换成直接请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当总经理，而未来跨国企业的属性就要求中国企业更加开放与多元化。
这本书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观点和看法，内容主要为其在不同场合接受访谈的表述整理。
和很多自然学科不同，经济学作为一种显学，其研究者做出定性的观点很容易受到社会舆论的争议，张维迎就曾经是这种备受争议类型的无出其右的经济学者，尽管自从他卸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以后，风头减弱很多。
张维迎的经济学观点基本延续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推崇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即反对政府审批和管制，规范政府行为，以法治来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以此建立良好的自由竞争的市场，通过市场参与主体根据市场信息判断，自主进行供给与需求的决策与行动，在此过程中，社会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社会整体财富创造最大化。
这种理论的基点之一是，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设计这些游戏规则需要大量的有关技术和个人行为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总是分布于众多的个人参与者中，没有一个计划者可以获得设计制度所需要的足够多的信息，更不要说全部信息了。因此相比较根据分散信息，自主决策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言，集中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
尽管对于张维迎的学术观点已经非常熟悉，但是其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亲身经历者（其80年代初撰写包括《为钱正名》《以价格体制的改革委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等文章，在庙堂与江湖之中均引起强烈反响，很大程度推动形成后来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从商品价格入手，通过双轨制，逐渐简政放权的改革路径。其1984年进入国家体改委共识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近距离接触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脉搏），其对中国经济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的切身经历所得到的真实感受，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张维迎在书中回忆，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初，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从1978年到1993年，改革的前15年基本上完成了价格自由化；此后15年，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
而国有企业改革分两个阶段。1992年之前是增加企业自主权和利润留成，调动企业的积极性。1993年之后，不再假定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开始走上以股份制改造为主导的非国有化改革道路。
回顾改革历程，张维迎认为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张精心策划的蓝图。回过头来看改革30年的历史，有两个显著的现象与改革初期人们的设想大不相同。
第一，改革的过程远比当初设想的要长。最初，改革者设想大约需要5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但3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
第二，改革的结果远非当初设想的。最初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但现在的情况是：尽管我们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市场经济，但计划经济已不复存在；尽管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在许多行业，非国有企业已成为或正在成为主导力量。20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被普遍认为是新型公有制经济的成功典范，但到2001年的时候，江苏的私有企业数量已居全国第一。
基于对过去亲历改革的经验，张维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当下与未来也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当今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法治问题。当前改革中最大的问题是某些政府部门可以随意地制定法律法规。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这些部门往往打着“维护国家利益”、“规范市场秩序”的旗号。但仔细分析，大多数法律法规的出台都是为了增加这些部门的寻租机会。
但是从以改革成功为目的的可操作性路径来看，他一方面觉得应该尊重既得利益，以双轨制经济改革成功经验来看，当时的政府官僚是改革最主要的损失者，因为他们大多数的特权和寻租行为都将在改革中被减少或者消除。但实际上，通过双轨制，政府官僚团体制度性的攫取大量的金钱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金钱利益与政治权力利益在改革中进行了交换。这些既得利益团体的政治权力损失得到了经济补偿，而更广的的群众则在改革中，也获得创业自由与财富的积累。这就是为什么从它一开始在一个特殊的起点出现而没有遭到任何强烈抵制，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
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既得利益的力量不用被过分夸大。其实早在18世纪，大卫·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许多变革事实上是由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领导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变成改革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理念。这些理念很有可能超出物质利益交换的格局。
对于未来，张维迎预测，未来的30年，前15年主要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对产权进行更好的保护（如果不能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人们就不会关注长远利益，而是追求短期利益，从而导致市场混乱和坑蒙拐骗盛行）。只有这样，前30年改革的成就才能得到稳固。然后到后15年，就可能要改进完善我们的民主选举制度。这样经过60年的改革，中国应该变成一个经济上富强，又是一个民主化的发达国家。
除上述以外，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关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看法。
最近两年，大量中国资本涌入海外，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额已达到2340亿美元，是2015年同期的3倍。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企业大举进军欧美，出手阔绰，一掷千金，从高科技、装备制造、基础设施、服务产业，到电影院线、足球俱乐部。
张维迎认为，尽管依靠财大气粗可以支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但并购以后的资源成功整合、获取投资收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成败取决于三个方面：品牌、技术和供应链。
品牌大，其他人都愿意投奔在你的门下，为你当供应商，像沃尔玛，它来中国采购几百亿美元上千亿美元的商品；核心的技术，像微软、英特尔，它有核心技术，所以你必须投在它的门下，否则相关产业链上的产品做不大；有很好的供应链的管理能力，像戴尔，可以团结好多企业来为它做事。
通过海外并购及海外发展，中国企业将逐步成长为跨国企业，但是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相比，还是显露出较大差距，现在我们大多数中国企业刚刚走出家族观，好不容易从老子和儿子当董事长总经理，到现在换成直接请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当总经理，而未来跨国企业的属性就要求中国企业更加开放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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