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论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一部中国近代史常让我们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这缘于我们总是也只能通过前人留存的文字、实物和言语的“碎片”来感受历史和认识历史。中国近代史相较之前的中国史，碎片恰恰留得特别的多。
这好比一幅高难度的拼图，治近代史者面对的是从史料魔盒中倾泻而出的海量碎片，因此若无关节之言来定位之，统摄之，我们将经常看到错乱之图与失真之图。而本书选择的关节之言是“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谈“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并非是说在近代中国转型中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不重要，相反在纷繁的历史过程之中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变量。不过对思想和文化力量的重视乃至迷信确实是近代中国转型中的一个显著特色。梁启超即指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杜亚泉则发现，“吾国历史上内部之战乱，究其最重之原因，则关系经济者居多”。但到了近代与西洋思想相接触后，多演变为国民思想之冲突，由此产生的现象是近代中国“少数维新之士”总是试图凭借“先进”的思想来搅动不那么“先进”的社会，而且还经常效果显著。
1903年夏曾佑在《中外日报》上撰《论新党之将来》一文，把“逐满党”和“立宪党”放在一起批评，说他们“观其举动，则空言而止”——演说是空言！出报是空言！著书是空言！发电是空言！与反对者大哄也是空言！而且“终日所言，皆欧美、日本之粗迹，而于己国之历史之往事，社会之现情，瞠乎未之有睹，而且不屑道之”。可是到1912年，在袁世凯的奏疏里，这些在夏氏看来植根于“欧美、日本之粗迹”的“空言”却着实不空，变成了“人心由学说而定，莫可挽回者”！
在夏曾佑眼中新党因咄咄“空言”而未来无望，到清廷因“人心由学说而定”而黯然逊位，其间距离不过九年，但“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的力量已昭然若揭。
1912年后各路人物仍然在不断阐释、演绎着这种似乎无所匹敌的力量。梁启超就说辛亥革命“由表面观之则政治革命、种族革命而已；若深探其微，则思想革命，实其原动力也。盖数千年公共之信条，将次第破弃，而数千年社会组织之基础，将翻根柢而动摇”。
李大钊则指出：吾尝远翻历史之陈案，近窥世局之潮流，见夫兴亡倏忽，文运变迁，世主倾颓，宗教改革，而知凡百事件之因缘，罔弗基于人类思想之变化，思想之酝酿，遂为一时之势力。表示此势力者，无问其为一人物为一制度，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已。罗马帝国之陵夷，亚拉伯帝国之建设，自外象观之，或由外敌之侵入，或由王朝之颠覆，而其真因，实在国民思想之变化耳。即如吾国革命，成功之速，世所罕觏，平心论之，清室非有凶暴之君，民军不过一旅之众，而黄鹤楼头，一呼百应，谓非由于国民思想之变化而何也？孙中山谈五四运动时特别说道：“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戴季陶更是斩钉截铁地说：“一个时代的革命，他事实上的表现，一定是以革命的要求作前驱。革命的要求常常是以思想的革命为表现。所以，无论在那一国，那一个时代，一个大革命出现之先，一定有一个新旧思想战的时代。”即使到了梁启超写《欧游心影录》的时候，他看似对当年自己极度认同的“欧美、日本之粗迹”有深切的反思和重新的评价，但对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解放”仍信心十足，说：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判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语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评攻击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评拥护他，经一番刮垢磨光，越发显出他真价。倘若对于某家学说不许人批评，倒像是某家学说经不起批评了。所以我奉劝国中老师宿儒，千万不必因此着急，任凭青年纵极他的思想力，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就是闹得过火，有些“非尧舜、薄汤武”，也不要紧。但如果“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仅仅是有无与伦比的力量，近代中国随着思想文化之潮流浩浩荡荡，心无旁骛地向前奔去，人们特别是读书人就不会有“两头不到岸”的过渡时代的感觉。这正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的“冲决网罗若真的如此容易，青年们的激进化潮流反而不易如此洪猛，当时青年的处境和心绪却是用另一个词形容反更为妥协，那就是进退失据”。“进退失据”说的是近代中国一方面是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勃然而起，看似莫可匹敌；另一方面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再如何强大，总要遭遇那些“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那些条件与思想文化的力量相碰撞，遂在近代中国转型中表现为以下多重具有相当紧张性的历史面相。
第一，中国是一个“老社会”，“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带来的是“新环境”。这“老社会”在“新环境”的刺激下不变是不可能的，但要让“老社会”彻底变化也是不可能的，于是近代中国就变成了“半吊子”的老社会与“不完全”的新环境并行的“中国”。此正如梁漱溟所言，“旧秩序既以不容于新意识被排而去，而新秩序显又以缺乏新事实而安立不起来”。而且这个“老社会”不是个小地方，它是一个大中国，有极其广袤的疆域、诸多的民族和数亿的人口。这一疆域、民族、人口的基本面在清乾隆时代就已确定，“传统的管理方法和传统的知识都不可能完全应对（乾隆时代）新的问题，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人类生活、生产方式已经不能养活那么多人了，所以，应该采用另外一些生产方法”。其实何止是生活方式和生产方法，在生活和生产发生了大变化的背景下，乾嘉以降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因疆域、民族、人口等基本面的变化而更加成为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当这个“思想天地”与西方遭遇时，两个“庞大的，变动不居的，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的互动就开始了，并长久持续着，在此过程中血泪与希望共生，困窘与新路并存。
第二，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的来源之多样和路径之繁杂常令人目不暇接。陈独秀曾提醒张君劢注意“各种新思想都有各种事实为他所以发生的背景”。这个“各种事实”和“各种新思想”正是“转型时代”的基本底色。戴季陶在《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一文里就充分描述了影响中国的世界时代精神的“各种各样”与“民族的适应”的“无所适从”：中国人今天大家都有一点觉悟了，都晓得特权主义、国粹主义是死人坟里的殉葬物，一切的生活问题靠他是不能解决的了。大家都在若有识，若无识的当中随着世界的新潮走。这个当口，恰被一个向右转的德谟克拉西，向左转的梭霞里士姆，卷到潮流的漩涡里，漩到头眼昏花。究竟向右呢，向左呢？自己也分别不出来。好容易有聪明的人，在自由和平等的交流点上发现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来，以为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路了，谁知刚上了路，就看见前途横着几条分歧的大路。向那一条走好呢？法国人向那里去了，英国人向那里去了，德国人、俄国人都各有各的路去了。顾得东来顾不得西，可怜这睡眼朦胧的中国人，竟变成一个中心无主的迷路儿了。更吊诡的是，由于思想与文化的来源之多和路径之繁，寻找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后的中间“定点”和最后“终点”竟几乎成一不可能的任务，正如李大钊所言：“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于是革命和运动的本身就渐渐成为其目的，“在革命中是没有静止状态的，不能原地踏步，不能满足于最初一度达到的目标而进行自我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思想和新文化一方面似乎做到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日新月异；但另一方面其实质却已命定地被掏空，处于随在随灭、初新即旧，方生方死的状态，“觉悟者”能留下的大概只有怀疑的态度。蒋梦麟即说：“他们讲思想革命的人，不但对于遗传的或‘舶来’的思想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对于自己的思想行动也是如此。”这话提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思想革命”究竟革出了什么？“文化运动”到底动出了什么？杜亚泉就曾指出：“态度非思想，思想非态度，谓思想是态度，犹之谓鹿是马耳。”这样“指鹿为马”恐怕并非蒋梦麟等有意为之，而是蕴藏在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内部的结构性矛盾里。
第三，在“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的背后隐含着的共同背景是近代读书人对于“变化速度”的渴望。1919年梁启超曾劝导读书人“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但这话正倒映出大多数读书人的“急迫”。这种“急迫”一方面体现在实际历史过程之中，与欧洲相比，其两三百年的变化过程我们经常用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就走完了。“速成”虽未必“滥造”，但总留下了不少“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痕迹。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心态上，如蔡元培所说，读书人常“想用简单的方法，短少的时间，达他的极端的主义”。我们之所以要重视读书人对“变化速度”的渴望是因为这一背景如被置换，“转型时代”的很多问题大概就很难构建。比如“文化运动”究竟应该是重视“提高”还是着眼于“普及”。若读书人感到时间充裕，其实都可慢慢做去。但在“时不我待”的状态下就面临两难的选择。又如革命与改良的争论，“智识”是不是罪恶等问题都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
第四，“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从来不仅仅关乎思想与文化。其有力量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思想文化可以“使用”，可以成为工具，可以成为“护符”。杜亚泉就特别指出新旧思想之争实际上是“利欲”与“意气”之争！由此不禁让我们想到列宁的话，“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这段话提醒我们思想文化的本身，思想文化的“使用”和其“使用”后的结果都应平等地视作历史之事实。它们之间的联系有时是顺理成章的，有时是旁逸斜出的，有时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有时甚至是出乎意料的，但正是这些似乎并不圆融合洽的联系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大历史。
以上是从“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的角度出发为近代中国转型之大舞台做的一个简单剪影，却已经能看出其无与伦比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一方面让我们面对这段历史常生无力之感，研究它实在是一条荆棘满布的困难之路；但另一方面这也构成了这段历史的独特魅力之所在，所谓牵缠往复、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福祸相倚均在其中有充分的展现，我写作这本书的长久动力即在于此。在交代全书的结构之前，有几点先需要向读者说明。
第一，本书的焦点在张灏讨论的1895~1928年这30多年的“转型时代”。关于“转型时代”，前贤多有佳作，可谓精彩纷呈，美不胜收！因此本书不是一本面面俱到之作（这实在太超越我的学力），而是希望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多地提供自己这十余年来对这段历史的解读和心得。
第二，本书特别希望讨论的是为何“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这正和标题“天下为学说裂”相关。近代中国的家国天下之变，最为显著的是国变，20世纪前半期即已有了三次“改朝换代”。但在国变背后影响更深远的是天下之变，即张灏所说的“与政治秩序解体相伴而来的是深重的文化危机”。这种“文化危机”或曰政教危机的发端、表现与后果，特别是它对具体人物的影响，将是本书的着力所在。
第三，陈旭麓先生曾睿智地指出：“我们总是想把政治思想看作是社会经济亦步亦趋的，我们写戊戌、辛亥、五四不都是这样写的？但是我们的政治思想像朵飞在天空的白云，想遮盖大地，其实它还是离地面很远的孤云。”这里陈先生一方面说的是“转型时代”人们的思想状况与我们自以为能信手拈来的“社会”状况并不贴合；另一方面则说明真正与思想相关联的“社会”状况正有待史家来进行重建。因此本书会较多地注意转型时代的思想与社会如何“交互激荡”，以努力揭示“离地面近一些的思想”。所谓“离地面近一些的思想”，大致接近于张东荪说的“当时流行于社会，同时又为当时社会制度所陶冶的思想及其格式”。
由以上三点出发，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似真亦幻：清末‘排满’的立论与接受”、第二章“重识辛亥：1911年革命研究的‘再历史化’”、第三章“联结晚清与五四：转型时代学生生活史述论”可视为一组，这三章的焦点落在1911年革命前后。这既是我博士论文的深化和延展，同时又是“转型时代”的一个主轴性的问题。职业革命家经常说的是：“在革命爆发之前，革命看起来是不可能的。革命爆发之后，革命看起来却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史家要解释的是：何以革命“不可能”，革命却发生了；何以革命发生后都觉得它不可避免，革命就真的顺理成章了。这就需要对引爆1911年革命的主要思潮——“排满”，作为实际发生的和作为符号记忆的1911年革命，以及参与1911年革命，并承受革命结果，进而发动新的革命的主体——学生做深入而具体的考察。
第四章“小城镇里的‘大都市’：清末上海对江浙地方读书人的文化辐射”、第五章“新文化运动中的‘失语者’：凌独见与五四时代”尝试从温州瑞安的张棡、杭州的凌独见等地方读书人入手来看清末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我努力想揭示的是从清末到五四的“文化运动”是如何影响具体个人的生命情境的，而一个个“中间人物”又是如何共同塑造“文化运动”的形态，影响“文化运动”的走势的。对这些地方读书人来说，“文化运动”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既是遥远的，又是贴近的；既是需要去努力寻找、学习的，同时又是大风弥漫，笼罩身心的。这些诡论性的具体人物与“文化运动”的关系大概可以从本书的个案中得到一些解答。
第六章“变教与教变：《共和国教科书》与民初教育转型”、第七章“启蒙的复杂图景：清末民国教科书的‘另一面’”处理的是转型时代“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得以展开的重要载体——教科书。我希望一方面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为分析对象，来讨论教科书如何从各个方面影响了民初的教育转型，这是教科书与新人、新事、新物、新潮结合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教科书与启蒙之间又不是线性的简单勾连。清末民国的教科书与中国之传统、启蒙的生意等有着错综多元的联系，因此又需要揭示转型时代启蒙与教科书之间超越以往研究之想象的互动，以重新绘制复杂的历史图景。
第八章“‘走向现代’的悖论：清末江浙地区的宪政选举”希望通过清末江浙地区咨议局选举和地方自治选举的具体过程来探析清末宪政思潮“落地”的历史，它的中心问题是为何“走向现代”的理想如此美好，“走向现代”的实际却是如此“骨感”。在这美好与“骨感”的落差之间透露了：什么是好的政治，大概仍是我们长久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本书得以问世，实有赖于诸多师友长期的扶掖奖进。许纪霖师启蒙我以常识，导之我以方法，拓展我之视野。我虽愚钝，不能得之万一，但十余年来随侍左右，春风化雨，多有浸染。马自毅师不嫌弃我是一海上浮薄少年，引我入史学之门，得炙于陈旭麓先生开创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绵延传统中，实乃我之侥幸与福气。更重要的是两位先生不仅言传，而且身教。其待人接物之间既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洒脱意态，也有旧日士大夫的铮铮风骨。由吾师之为人行事返观中国读书人的历史，常能有古今相映之得。
许、马二师外，曾教我、助我、惠我的师友众多，其中多有学界前辈、卓越名家与青年才俊。不过小书太陋，难与各位师友的学问与盛誉相匹配，恕不一一指名道谢，唯盼若能拨冗阅读，可以不吝指导、质疑、纠错和点拨。同时也要感谢曾帮我复印材料、核对文稿、修订注释的各位研究生同学，道一声辛苦，与你们在一起，常能教学相长。
在做学问的旅途中除了依靠自己的禀赋和用功之外，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命与运。而读书人的顺命与好运就是有支持你、为你牺牲的家人。我的父母、岳父母、内子于明静多年来给予我的全方位支持实难以用文字来表达。因此一本书署名的作者可能只有一人，但背后实际上凝聚着一群人的心血，其中也包括小儿瞿想。他自小懂事，晓得父亲在电脑前时不来打扰，自己看书玩耍，但对他来说这实意味着少了许多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此间得失常令学问中人无奈并且有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