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你一定误解了这些概念
中国人对政治的态度，是普遍冷感的。
究其原因，首先是无知。中国教育中最恼人的问题，不是必须要上政治课，而是根本不上政治课，绝大多数中国人除了马列毛以外，根本不具备其它任何政治学常识，也不了解任何政治哲学的历史。对政治的了解少的可怜，几近文盲。因为无知，导致毫无应用能力，所以冷漠，置身事外。
另一个原因，是对政治的无能。提起政治，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负面的：专制，虚伪，残酷，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它是令人恐惧的，任何贸然谈论政治的行为，都可能使人遭遇危险。在中国人看来，它是属于另一个阶层的游戏，是普通老百姓无权置喙，也无法插手的，自然也就不必关心了。
如果有人表现出对政治的关心，多半会被讥讽为“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中南海的心”，因为这种关心，通常只能停留在兴趣和理论的层面，在现实社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高压环境之下，你很难去做什么真正推进政治进程的实事，更不要提改变与革新了。
所以，我们应该被澄清的第一个概念是：政治不是贬义词。
政治不是贬义词
虽然我们对政治的经验，让我们不由自主的把它当成贬义词来看待，但政治最初是一个中性词，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褒义词。
人类统治有两种方式：兵戎相见，或口舌相争。古希腊人发明了“政治”的概念，希腊人认为：政治是语言的艺术。用“政治”来解决问题，它的意思就是说服，谈判，投票，达成契约，而绝非军事，独裁，武力征服。
古希腊人把政治视为一种荣誉，认为它代表了人类的文明，代表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政治体现的应该是一种共识，是一个集体对于自由、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
黑格尔曾说：“中国没有历史”，因为历史应该有其目的性，而中国的历史本质上来说是个死循环。而按照古希腊人的观点，中国人也从来没搞过政治。因为政治应该产生于说服而不是征服。
政治的意义，应该指向权威的合法性，只有刀剑的是流氓和强盗。军事与政治是一对反义词，军事的独裁，一定是因为政治的失败，所以退回到没有政治的状态中，退回到权谋武力和直接的镇压中。
自由主义=无神论？
很多人认为，自由主义者就等于是无神论者。有神论者大半有约束，很少有自由主义者会同时“上帝存在”的概念。这个看法，多半是根据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些粗浅印象得出的。
现在很多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却很少了解过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基础。自由主义者对政府是相当警惕的，认为政府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它的权限只应该局限在基础的公共事务的领域之上，自由主义者心目中，合格政府应该起码具备有三个要件：
1、权力不能集中在某一个人的手中，必须有精密的预防权力无限扩大的体制，也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这种对于权力的警惕，是基于基督教的原罪论基础上提出的。圣经中说，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即便看起来最完美的人，也很难保证他不在权利的诱惑下做出邪恶的事，成为极权的独裁者，所以设计一套体制，来防止权力的独占是必须的。
2、政府必须充分尊重人权。自由主义的根基是人权，相信人人皆有生命，财产，自由的权力，神圣不可剥夺。而这一理念，它的根源正是基督教文化中的“天赋人权”，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的生命高贵，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人权的根基之所在。
如果剥离掉基督教文化，而独立的去谈人权的概念，就会显得飘忽无根，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动物就没有这些基本权利？如果只是按照进化论的丛林法则，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那么弱者就理应被淘汰，强者有什么必要来维护弱者的基本权益？
3、《社会契约论》中提到最理想的政府，应该是建立在对契约的尊重之上的。法律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它承袭了希伯来的文化传统，就是上帝颁布十诫，与以色列百姓立约。圣经是极为看重契约的，《旧约》和《新约》本质上就是两个契约，而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约的文化也是始终贯穿其中的。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算不是上帝的信徒，也一定要承认在人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更值得被敬畏的权威的存在，是人类一切行为和道德最终的裁判者，否则自由主义的三大基础：人权，契约，三权分立的基础就将不复存在。
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不谈到这些基础，就等于是在空谈自由主义，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中国要真正建立一个类似美国的自由民主的政体，难度之大，正在于文化根基的薄弱。在中国人的心中，契约和人权与上帝无关，它们并不具有天然的价值，而只有在符合自己利益的时候，才会借来一用，打内心里，对其根本没有真正的尊重和敬畏。
神权政治，不等于教权政治
一提到神权政治，很多人就会想到黑暗的中世纪，想到教皇一手遮天的特权，想到政教合一的危险和可怕。然而，那是教权政治，而不是神权政治。
真正纯粹的神权政治，绝对不是政教合一的，而一定是权力分散的。比如旧约的以色列民，就是非常典型的神权政治，也是最早的三权分立，远远早于美国几千年之久。
神权在三种职位中被体现出来：先知，祭司，君王。
先知拥有立法权，摩西在西奈山40昼夜，带下来两块法板，实质上的立法者是上帝，换言之就是“道”亲自立法，只是通过先知来传达。
祭司拥有司法权，拥有判定民众是否犯罪，以及一套完整的惩罚和赎罪的机制。最后，君王拥有执政权，有管理和佩剑的权柄。旧约中曾经提到，扫罗王想要进入圣殿烧香，被祭司坚决拦阻。因为佩剑者不可烧香，执政者不可司法，这乃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真正的神权政治，一定是政教分离的。
而“教权政治”则是三权集为一身的，比如同时身兼dang zheng jun最高统帅，不但要管理肉身事务，还要同时管理灵魂，控制意识形态，这才是真正的政教合一。
皇权不是极权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犀利的指出极权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唯有现代国家，才真正称的上是极权。我们总以为古代的皇权已经登峰造极，实际上那时的皇帝对老百姓的统治力是很弱的，远远比不上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看起来似乎古时更宽松了，但对公民管理的细致和精密，对每个公民的控制也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论是教育、医疗、经营，税收，国家的权力都是无孔不入的，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极权”。
以前的百姓，一生与官家打交道的时间极为有限，最多就是交点税。那时都是宗族里的前辈自己出钱，自己办家学，而现在所有公民都必须入学籍，学习教育部统一修订的教材。天网，身份管理等现代统治技术，也让政府对每个人的动态了如指掌，而古代从技术上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在古时，你可以隐居几个月，完全不和政府打交道都没问题，而现在你想脱离政府的管辖，独自生活一个星期都不可能做的到。
“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这在圣经中，曾经是形容上帝的句子，现在用在国家和政府的身上，也是惊人的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