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的简单梳理
这个星期的读书会，原本是想要分享这本书，稿子是早就写好的。无奈感冒伤风，喉咙哑得连说话都费力。将稿子贴上，算是给自己一个压力，趁着这一周的时间将另外一本书重新看一遍，另做准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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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按照时间顺序描写清末、五四时期、1920年代、1930年代、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以及战后社会重建六个不同历史阶段里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而在横向的空间上，则主要是以京沪两地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场所。
书中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分析是从都市史的角度切入的，主要采用的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所以在界定这些知识分子的交往活动发生的“空间”时，除了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与时间相对的物理上“空间”的概念外，更多的是指一种文化社会关系。
选择都市史，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研究中的预设前提——“传统/现代二分模式”“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现代化也是一个都市化的过程”。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个体处在“差序格局”中，人际关系通常都是基于血缘、地缘建立，具有固定的、有限的、非流动的特点。到商业社会逐渐发展起来，人口、资本、知识都向都市集中，知识分子也开始脱离原先的生活环境，进入都市公共空间。而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个体之间是全然陌生的，他们必须通过各种私人的和公共的交往人为地建构起新的网络关系，并从中实现自我认同。
尽管如此，血缘、地缘、学缘等私谊仍然是社会关系建立的初步条件，特别是社会转型初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比如，书中提到的《时报》的息楼。这是个供报馆同人在工作之余休息，招待来访的朋友客人的公共空间，大家聚集在一处，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小集团，称为“息楼中人”。但是考察常在其中活动的人，则几乎都是江苏人，而且主要是苏属的上海县、松江府、苏州府。宁属的狄楚青，虽然是《时报》的总经理，也不常来。广东籍的主笔冯挺之、罗孝高，因为语言不通，也不参加聚会。在这些出没息楼的人物中，不少还有些是具有血缘、姻亲的关系。
不独是息楼，书中还提到《新青年》第1-2卷的主要撰稿人多为与陈独秀在革命风潮中相识的皖籍人士，五四时期北大的文科中多浙江籍的文人（如周作人、马叙伦、沈尹默、沈兼士等），以及后来的开明书店同人们也大多来自浙江地区且相互之间有着师生、朋友、亲戚的关系。
在这种交往中，一般是通过私人关系打开一个缺口，继而进入更广阔的交际网络。综观全书，可以发现每个个体都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而且这种关系随着主体活动轨迹迁移、思想革新，甚至时代更迭而不断的变化。
另外，在乡村到城市的环境转变中，知识分子的角色身份也发生变化，即从作为连接官方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家族私人领域之间的士绅，到具有自我意识的相对独立的文化人群体。这种逐渐与官方权威脱离的独立，也使得他们需要寻找新的途径来获取文化权力。通常，学校、传媒、结社是他们所依凭的三个基础性的方式。
这里想单独谈谈对“传媒”的理解。书中提到的知识分子群体可能有时代、地域、立场的差别，但是他们共同的一点是都注重报刊杂志。我们以往看待前人从事出版活动的动机，大多是孤立地去考虑他们的现实机遇、商业追求、文化抱负等，但是这本书似乎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知识分子处于社会关系中，出版活动则在其中起着连接作用，他们通过报刊杂志发表言论、获得声望，从而将自己编织进更大的网络。
首先，印刷媒体具有聚合的作用，能够凝聚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物。《新青年》《改造》《独立评论》《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等等，无一不是。一方面，刊物汇集的知识分子是个体扩大社会网络的交往对象；另一方面，通过培养和提携新人，由刊物所形成的团体也在不断壮大。其次，借助媒介传播形成舆论空间，占据一定的文化权力，从而对更广大的人群形成辐射和影响，由此，知识分子群体和读者之间也构成了某种“潜在”的社会关系，并且有可能转化成实质性的联系。
从书中对知识分子出版活动的叙述中，我注意到两个变化：
第一点，早期的刊物大多具有政治性的倾向，出版物是知识分子表达政见的手段。到30年代，除了发表政论之外，刊物有了更多的倾向——商业化、文艺性等。这可能是因为早期的知识分子身上还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并不十分区分公共性的责任和私人性的追求。而到后期，知识分子的身份、职业更多样，也不再有统一坚实的意识形态，即使是各个群体内部也可能存在分裂，这导致出版物也呈现多种取向。
第二点，早期的知识分子大多借助出版活动进行启蒙和新观念的普及，如1903年创办的《觉民》，后来的《新青年》《新潮》等。但是后来，知识分子似乎不那么频繁的提起启蒙，这个群体似乎更专注于学术，而与普通的社会大众逐渐拉开距离。（即使是“启蒙”，也是一种相对隐性的方式。）如1930年代北平的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朱光潜主持的读诗会等等，这些知识分子借助《大公报》文艺副刊实现了学院网络与媒介话语权的互动，作者和读者均为层次较高的群体。更明显的是，萧乾对《小公园》（同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改造，将原本以市民阶层为读者对象的综合性文艺副刊改造为一个纯文艺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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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按照时间顺序描写清末、五四时期、1920年代、1930年代、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以及战后社会重建六个不同历史阶段里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而在横向的空间上，则主要是以京沪两地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场所。
书中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分析是从都市史的角度切入的，主要采用的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所以在界定这些知识分子的交往活动发生的“空间”时，除了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与时间相对的物理上“空间”的概念外，更多的是指一种文化社会关系。
选择都市史，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研究中的预设前提——“传统/现代二分模式”“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现代化也是一个都市化的过程”。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个体处在“差序格局”中，人际关系通常都是基于血缘、地缘建立，具有固定的、有限的、非流动的特点。到商业社会逐渐发展起来，人口、资本、知识都向都市集中，知识分子也开始脱离原先的生活环境，进入都市公共空间。而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个体之间是全然陌生的，他们必须通过各种私人的和公共的交往人为地建构起新的网络关系，并从中实现自我认同。
尽管如此，血缘、地缘、学缘等私谊仍然是社会关系建立的初步条件，特别是社会转型初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比如，书中提到的《时报》的息楼。这是个供报馆同人在工作之余休息，招待来访的朋友客人的公共空间，大家聚集在一处，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小集团，称为“息楼中人”。但是考察常在其中活动的人，则几乎都是江苏人，而且主要是苏属的上海县、松江府、苏州府。宁属的狄楚青，虽然是《时报》的总经理，也不常来。广东籍的主笔冯挺之、罗孝高，因为语言不通，也不参加聚会。在这些出没息楼的人物中，不少还有些是具有血缘、姻亲的关系。
不独是息楼，书中还提到《新青年》第1-2卷的主要撰稿人多为与陈独秀在革命风潮中相识的皖籍人士，五四时期北大的文科中多浙江籍的文人（如周作人、马叙伦、沈尹默、沈兼士等），以及后来的开明书店同人们也大多来自浙江地区且相互之间有着师生、朋友、亲戚的关系。
在这种交往中，一般是通过私人关系打开一个缺口，继而进入更广阔的交际网络。综观全书，可以发现每个个体都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而且这种关系随着主体活动轨迹迁移、思想革新，甚至时代更迭而不断的变化。
另外，在乡村到城市的环境转变中，知识分子的角色身份也发生变化，即从作为连接官方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家族私人领域之间的士绅，到具有自我意识的相对独立的文化人群体。这种逐渐与官方权威脱离的独立，也使得他们需要寻找新的途径来获取文化权力。通常，学校、传媒、结社是他们所依凭的三个基础性的方式。
这里想单独谈谈对“传媒”的理解。书中提到的知识分子群体可能有时代、地域、立场的差别，但是他们共同的一点是都注重报刊杂志。我们以往看待前人从事出版活动的动机，大多是孤立地去考虑他们的现实机遇、商业追求、文化抱负等，但是这本书似乎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知识分子处于社会关系中，出版活动则在其中起着连接作用，他们通过报刊杂志发表言论、获得声望，从而将自己编织进更大的网络。
首先，印刷媒体具有聚合的作用，能够凝聚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物。《新青年》《改造》《独立评论》《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等等，无一不是。一方面，刊物汇集的知识分子是个体扩大社会网络的交往对象；另一方面，通过培养和提携新人，由刊物所形成的团体也在不断壮大。其次，借助媒介传播形成舆论空间，占据一定的文化权力，从而对更广大的人群形成辐射和影响，由此，知识分子群体和读者之间也构成了某种“潜在”的社会关系，并且有可能转化成实质性的联系。
从书中对知识分子出版活动的叙述中，我注意到两个变化：
第一点，早期的刊物大多具有政治性的倾向，出版物是知识分子表达政见的手段。到30年代，除了发表政论之外，刊物有了更多的倾向——商业化、文艺性等。这可能是因为早期的知识分子身上还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并不十分区分公共性的责任和私人性的追求。而到后期，知识分子的身份、职业更多样，也不再有统一坚实的意识形态，即使是各个群体内部也可能存在分裂，这导致出版物也呈现多种取向。
第二点，早期的知识分子大多借助出版活动进行启蒙和新观念的普及，如1903年创办的《觉民》，后来的《新青年》《新潮》等。但是后来，知识分子似乎不那么频繁的提起启蒙，这个群体似乎更专注于学术，而与普通的社会大众逐渐拉开距离。（即使是“启蒙”，也是一种相对隐性的方式。）如1930年代北平的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朱光潜主持的读诗会等等，这些知识分子借助《大公报》文艺副刊实现了学院网络与媒介话语权的互动，作者和读者均为层次较高的群体。更明显的是，萧乾对《小公园》（同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改造，将原本以市民阶层为读者对象的综合性文艺副刊改造为一个纯文艺的刊物。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