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頁書】鄧拓《燕山夜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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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1965年底,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影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被罷官為名、對時任北京市長的作者吳晗進行批判,可謂“文化大革命”的先聲。

除了《海瑞罷官》,姚文元對吳晗、廖沫沙與鄧拓六十年代初在《前線》雜誌上撰寫的專欄“三家村札記”窮追猛打,斥之為“三家村反革命集團”。事實上,這三位作者中以鄧拓為主力,這也不難理解為何在1966年初,鄧拓的雜文集《燕山夜話》“有幸”與“三家村札記”欄目一道被毛澤東點名批評。與吳晗的遭遇相似,鄧拓也沒能熬過“文革”的批鬥。待到十年浩劫結束,“三家村”只剩下了廖沫沙“獨此一家”,令人唏噓。

古往今來,因言獲罪的事例並不鮮見,但是我通讀這本《燕山夜話》,大都是對生活百科、文化話題的分享,實在無法與“反黨”、“反革命”云云聯繫起來。有些篇章甚至主旋律得有點生硬,作者以當代的觀點去評判古人的言行,冷嘲熱諷一番,視之為“舊社會的糟粕”,末了得出一個“還是社會主義好啊”的結論,這一波宣傳意識形態的操作未免過於牽強。
有一篇題為“事事關心”的文章,說到明代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撰寫過一副著名的對聯: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繼而談到了東林黨人的政治主張,評論他們是只知道用“君子”和“小人”去區別政治上的正邪兩派:
從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上去,東林黨人讀書和講學,顯然有他們的政治目的。儘管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們當時還是站在封建階級的立場上,為維護封建制度而進行政治鬥爭。
這樣站在社會發展更成熟的階段去指出東林黨人的歷史觀有局限性,就像現代人問古時戍守邊疆的士兵:“你為何還要點狼煙來報信這麼累啊?直接打個電話不就好了嗎?”《燕山夜話》還有一處令我不禁笑了出來的地方,是講述公共汽車上一起爭吵事件,便提出了“這樣的吵嘴不是在舊社會裡才遇見的壞現象嗎”這樣荒誕的觀點:
吵嘴在舊社會本是司空見慣的,在解放前的北京,你隨便走在大街小巷,到處都能遇見人們因為一些小事而爭吵不休,甚至於打起架來。那時候,社會秩序混亂,人與人之間充滿著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剝削,並且必然由此而產生了社會風氣方面的欺騙、訛詐、恫嚇、鬥毆、爭吵等等惡劣的現象。解放後十多年來,經歷了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我們的首都北京和全國各地一樣,社會面貌已經根本改變,人們的精神面貌也隨著起了巨大的變化,社會主義的高尚風格已經漸漸樹立了起來。

讀到這裡,我腦海中立時浮現了一大群大媽吵吵鬧鬧的形象,其中有把打球的學生轟走佔據了籃球場跳廣場舞的大媽,也有在全球各大機場因為延誤而打砸櫃檯和襲擊地勤人員的大媽,也有在地鐵裡不排隊推開別人衝到車廂里搶座位的大媽……如果鄧拓活到現在,他又該如何闡述“吵架是舊社會裡才有的壞現象”這個理論呢?
《燕山夜話》中還有一個不能不講的槽點,就是引用了一些民間科學家拍腦袋想出來的所謂“研究成果”,這可能就是現今假消息滿天飛的微信朋友圈之雛形。有一篇《養貓捕鼠》的文章是這樣說的:
而這些鼠類繁殖能力都非常強盛。據統計,家鼠牝牡一對,四年之間能繁殖一百七十六萬三千四百頭;田鼠牝牡一對,四年之間能繁殖一億一千六百八十二萬七千九百二十頭。
我不去追究這麼多的老鼠按照指數增長,到如今早就佈滿了國土,也不去探尋據的是哪位大神的精確統計,只是奇怪為何家鼠和田鼠的繁殖能力會相差這麼大。

吐槽了這麼多,仔細想想,我又何嘗不是犯了鄧拓那種“刻舟求劍”式的錯誤,以21世紀新時代的認知去量度五六十年代的知識水平,更是忽視了建國初期為了穩固政權而雷厲風行的意識形態建設這一歷史背景。
而《燕山夜話》中也確實有不少值得細看的好作品,例如有一篇論述“扶桑”實則上指的是墨西哥,而不是日本的《“扶桑”小考》,雖不知其結論之真偽,但其中引述不少有趣的史料,並非憑空的腦洞大開。而鄧拓對於古籍的博聞強識也令人讚歎,雖然偶有張冠李戴的小失誤,但他下筆便可引經據典地念幾句古時、默寫一段古文的文化素養,在那個沒有谷歌與維基百科的年代,真是難能可貴。
正如我們在鏘鏘群裡開玩笑說的那樣,假如有一個名叫“Night Talk on the Sparrow Mountain”的脫口秀,由姚文元和鄧拓主持,說不定比David Letterman還受歡迎呢。

*原文發表在公共號“失物之書”(thebookoflostthings),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