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约翰•道格拉斯，美国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的创建者之一，美国顶尖的罪犯人格画像专家，现代犯罪调查分析的开创者，被誉为“美国的现代福尔摩斯”；同时他也是著名的好莱坞大片《沉默的羔羊》《汉尼拔》的专家顾问，《沉默的羔羊》中的特工杰克•克劳福德的原型。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约翰•道格拉斯的《心理神探》一书，作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一批案件剖析，从犯罪心理角度展现了系列犯罪的不同侧面，以及运用“心理画像”技术与罪犯斗智斗勇的细节与场景，精彩纷呈，扣人心弦。

上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有一个评估：全美有几千起失踪与遇害的未破案件大概是由35名活跃的系列杀手所为。为此，FBI专门成立了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约翰•道格拉斯就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是较早运用“心理画像”技术进行犯罪调查分析的开拓者之一。他1970年加入FBI后，最初从事外勤工作，但在侦查犯罪、抓捕案犯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对凶手作案的思维过程更感兴趣，加之他在大学俢的是工业心理学的学位，这些因素促成了他被调往FBI的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作者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是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深入监所访问已经抓捕并被判终身监禁的杀手，通过谈话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作案动机、作案方式等内容。诸如震惊全美的埃德•肯珀连续杀害女大学生、女中学生并且杀母奸尸案，曼森操纵信徒系列杀人案，理查德•斯佩克谋杀八名护士学校学生案等，约翰•道格拉斯与同事截至1983年底完成了针对36名案犯的访谈与详尽研究，从118名受害者（大多数是妇女）身上收集了资料。在掌握大量第一手的材料、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案件的基础上，作者结合行为科学和犯罪心理学的原理，形成了“心理画像”技术，即通过对作案人员的心理特点、行为表现的分析进而描述出他们在生活中的形象特征，这一过程被称为“犯罪心理画像”。侦查人员听了针对嫌疑犯的“犯罪心理画像”分析后，可以在内心形成一个未知嫌疑人的心理形象，从而能够缩小侦查范围，使犯罪的侦破工作更有针对性，提高破案率。

约翰•道格拉斯无疑是运用“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侦破系列疑难凶杀案件的顶尖高手。在《心理神探》一书中，作者用生动翔实的笔触，记录了他亲身参与侦破的许多重大案件。比如，在托儿所老师弗朗辛•埃尔夫森被残杀一案的侦破工作中，作者给出的画像是：凶手是长相平平的白人男子，主要在夜间活动，住在离案发公寓楼方圆半英里范围之内，单身，没有朋友，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收藏有大量反映性奴役和性虐待的色情读物。根据这一画像，警方成功地将嫌疑犯卡迈因•卡布罗拉抓捕归案。果然，卡布罗拉就住在受害者那幢楼的４楼，未婚，收藏有大量的色情读物，因患有抑郁症正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这一案件的告破令约翰•道格拉斯蜚声全美，美国《今日心理学》杂志载文称赞：“他们把他描写得如此准确，以致我问过联邦调查局，他们为什么不把他的电话号码也一并告诉我们。”自然，在25年的FBI特工生涯中，作者使用刑事调查分析法以及“心理画像”技术，侦破了不少重大疑难凶杀案，诸如12岁的女孩玛丽•弗朗西斯被杀案、亚特兰大16名黑人青少年惨遭凶杀的“亚童案”、多名妓女被鲁格迷你14型猎枪猎杀案、南卡罗莱纳州高三女学生莎丽被绑架凶杀案，等等，都是约翰•道格拉斯参与侦破的成功之作。

由于“心理画像”技术在犯罪侦查中屡有斩获，FBI调查支援科收到的画像请求越来越多，1979年为50个，1980年翻了一番，下一年又增加了一倍。然而，万事开头难。即使在FBI内部，起初对“心理画像”技术的看法也是朦朦胧胧、莫衷一是的，不少人视其为巫术或魔法，也有人把它看作门面装饰。为此，约翰•道格拉斯与同事在开始的工作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直到1982年12月的研究报告出炉，美国各地的办案人员对调查支援科的“心理画像”技术好评如潮，警方充分肯定了其在缩小嫌疑范围和使调查工作重点更加突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心理画像”技术才真正站住了脚。在与形形色色的杀人犯打交道的过程中，作者充分意识到，这些杀人犯或者冷静缜密，或者多疑狡诈，或者残忍疯狂，但往往都有很高的智商，“成功的系列杀人犯构思其行动的精心程度足以与画家相媲美”。因此，作者在成为FBI调查支援科的负责人后，时常告诫下属：“如果没有仔细研究过毕加索的油画，你就不可自诩能够理解或欣赏毕加索。”作者深知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画像师，“必须能够清理形形色色的证据和数据。你同时必须设身处地地从作案者和受害者的角度进行思考”。充分地了解作案者的行为个性，掌握其思维特点，是约翰•道格拉斯和他的同事运用“心理画像”技术不断侦破系列疑难重大凶杀案的前提和保障。

犯罪是先天形成的还是后天造就的，这是困扰世界各国的执法部门与学术界的永恒话题，难有定论。但作者在研究和侦破各种系列凶杀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的问题，即这些罪犯的“养成”大都源于他们有过一个异常的童年或成长经历，有一个残缺畸形的家庭背景，“我从来没有碰上一个罪犯是在良好的环境里长大的或者拥有功能齐全的、体面的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提出：“犯罪是一种道德问题。它只能从道德层次上加以解决。”让人们从小在充满爱与和谐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成长，培育正常健全的人格，是减少犯罪率的有效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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