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瓜皮

余华在《活着》中文版自序中说：“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原则，可是要捍卫这个原则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和长时期的痛苦，因为内心并非时时刻刻都是敞开的。” 2013年，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出版，不少读者并不买账，因为这部小说的背后似乎是另一个陌生的余华。《第七天》以一个死者的视角叙事，串起了主人公奇特的身世，残破的爱情。叙述者回溯的经历中，有太多读者似曾相识的故事。作家似乎不再是用内心，而是真的仅仅用手在写了。只有写到父子之情——主人公与养父之间的故事，才让人不由联想起《在细雨中呼喊》里的王立强和孙光林，《活着》中的福贵和凤霞，不知道这是不是作家内心偶尔开启的缘故。 刘震云的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也让人不由想起四年之前的《第七天》。这部作品和几年前的《我不是潘金莲》相似，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他们又因为一系列看似偶然的必然事件，改变了人生道路的走向：牛小丽替哥哥买妻被骗，为了找逃离的嫂子把自己搭了进去，卖淫遇到的嫖客竟然有副省长；副省长李安邦为了消灾升官，从一个泥坑跳进另一个泥坑；马忠诚被意外提拔，又意外遭遇钓鱼执法，嫖了副省长的老婆。不过，其间情节的“新闻串烧”性质，恐怕又将成为读者的话题。其中，如杨开拓的经历，有对“表哥”杨达才事件的借用；马忠诚身上，又有于洋案的影子。这些公共事件与大众经验重合，会让人对小说产生疏离感，不那么信任作者的虚构了。 事实上，任何一部虚构的作品，人物和情节乃至细节都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在传媒不发达的时代，作者亲身经历及其真实接触的人和事，传播范围毕竟有限。当有人以特异的文字叙述出来时，读者的好奇心、陌生感还是比较强烈的。而在新媒体发达到记者都要失业的今天，作家把与大众经验重合的故事写进作品，读者感受到的只是“煞有介事”的表演，如同现场观看相声演员复述网上流传多年的段子，笑一笑是出于礼貌。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从《手机》开始是一个分水岭。因为涉足影视，后来的作品从结构和叙述上都更贴近视觉体验。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则在相当程度上回到了《故乡天下黄花》的状态。作者像造人的女娲一般，甩出的泥点子落地都能变成活生生的人。整个小说的叙述是粗线条的描述，读完却生出雄浑、磅礴之感。 余华的随笔《内心之死》中说：“对很多作家来说，能够贯穿其一生写作的只能是语言的方式和叙述的风格，在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人物场景里反复出现，有时是散漫的，有时是暗示，也有的时候会突出和明朗起来。” 当然，无论是《手机》，还是《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乃至这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都能以一系列荒诞而又无比迫近真实的故事，折射光怪陆离的现实，阅读快感一如既往，真让人有吃瓜的爽利和痛快之感。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吃瓜”，显然并非作家刘震云创造的新词，它同样来源于这个喧嚣浮夸、爆红与幻灭并存的时代。很可能，要不了多久，“吃瓜群众”这个词也会像吃剩下的瓜皮一样被大众随手丢弃。狼藉如斯，你让刘老师怎么矜持？大约谁都只能摊摊手尬笑：“你看看这事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