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杉本博司和东京军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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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是个军帽收藏家，他存的世界各国的军帽不下上百顶。拍摄《鬼子来了》的时候，去日本选演员，在东京一家军服店。一进门，吓一跳，工作间工作间大案子上架着一架昭和三年6.5mm三脚架重机关枪。店主是一位老人，无从知晓他是不是到中国打过仗，这家机枪又是从哪里来，想从他嘴里套出什么来根本不可能，要不姜文就不至于花了3000 人民币，只砍下一顶“屁帘战斗帽”。
小店的老板时不时收到外人送来的旧军装，即使外面衣料已经完全烂掉了，只要部队番号的大印在，他就花钱收下，自己换个面子重新卖。 你很难说这位老人是“复活的军国主义”。 他不过是维持生计，他在给姜文讲解店里的军用品时你也看不出曾对那个年代有多少怀念。 也许，这就是大多是日本老兵的心态。 也许这也是大多是日本人的心态。 扯远了，说回《现象》这本随笔，杉本博司宏大的知识背景和无缝不填的哲学洞察，让他无论是供奉十一面佛还是在古董店淘到男根石像都能洋洋洒洒。只是，阅读过程中有些关于中国的句子和表达，还是让我联想颇多。 “胜败双方对世界的认识有所不同”（原书摘） “九一八事变时还是学生的基恩惠想当年的情景，他这样说到：我有中国人的朋友，当时不管是谁都明白，是日本侵略了中国，建立了殖民地，对中国人施行迫害，怎么说可怜的都是被虐待的中国人呀。我感到吃惊的是，连他这么理解日本的人，在战前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反日情绪。当时整个世界都是这种感受，与现在我们同情被萨达姆因虐杀的科威特人的感受是一样的。……但是，作为日本人，对于同一时期日本国内反美情绪高涨从而走上战争道路的整个过程，我也是非常清楚的。说起来，我就是在战后的失落期中接受的教育，可是没有一个大人告诉我战争爆发的原因。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小学老师也好，谁都不愿意去碰触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孩子就这样长大了。”（原书摘） 生在中国的我们，从小被教育要铭记，不断揭开历史，要抖着胜利告诉全天下唾弃施虐者，但是日本本国的教育用一种沉默将一切忏悔的可能掐死了。只要有一个反战的日本人站出来为中国说话，就立马让我们感动不已。可你想，让一个从小生活在“我们是战败国”阴影下，用一种战败感活了69岁的作者忏悔，可能吗？ 不可能，战败者有战败者的弱势感。这种弱势感跟军国主义无关： “当时的日本人，身处战败及被占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态之中，尽管懊恼悔恨，也要装作不在意，振作起来，坚强地活下去。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可这种坚强的生活态度却已经深深地 烙印在日本人身上。刑法没有得到执行，不过通往刑场的路却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犹如落无间地狱一般。”（原书摘） 如果我说起“日本鬼子”牙痒痒的大姑，看到这一段，一定会气的跳脚，他们做虐血腥残害中国人，回头他们还在那里自己说“要坚强活下去”？身边的朋友移民到日本、学习日语、把海贼、银魂看了无数遍，这些东西我大姑都无法理解，他们那一代的仇恨是决绝的，没有商量的余地 。 韩国电影《我能说》总是被大家用来和《二十二》对比，觉得前者的明亮和坚定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后者的阴暗是连电影院都不敢进的。悲痛从来不是中国观众的情感需求，我们向来不喜欢直面死亡和伤感。当年拍完《1942》冯小刚也只能梗着脖子接受惨淡的票房。
向前看也好，“铭记”这个词适合寄生在话筒和报纸上，我们的民族感教育和日本的沉默教育又有什么差别呢？每一代自有每一代的思考和世界。历史的裂痕愈合不了，也没有机会被原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