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评价一下

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之前研究科玄论战的时候参考过其相关部分。完整阅读一遍之后受益更多，尤其对吴稚晖、陈独秀、胡适、丁文江、任鸿隽和唐钺的评述，虽然述多评少，但是评价都非常精当。 本章可以作为非常好的科玄论战“科学派”主要人物思想评述，而且也非常注重科玄论战的上承东西文明论战下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关联。尤其是第四章结尾，言及中国社会史论战与科玄论战之联系，并及科玄论战主要参战者后来思想发展。此书可谓既充当了一本优秀的“科学派”思想史概论，又对一些较少有人涉及的重要问题作了初探，同时为后人留了进一步探（吃）讨（饭）的空间。 更多的内容也想写在这里，但是也许作为《科学与人生观》的书评更合适一些。我只是刚刚读过论战文集，还没有对科玄论战有详细研究。不过，由于此书是介绍唯科学主义的缘故，所以对“玄学派”的介绍仅限于参战者，而且对参战者的后续思想发展仅及张君劢，而其实张东荪的思想发展更为重要。此外，冯友兰的《一种人生观》、《人生哲学》及其后来的“新理学”发展也很重要。罗家伦的《科学与玄学》也值得注意。我希望能有一本关于“玄学派”的思想概论写出来。 发现两个小问题，第110页提及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集作序时说陈独秀批评了除吴稚晖外的全部参战者，但是陈独秀在就此序所作的书信中也已与机械论派划清了界线。第133页谓张君劢重拾自己论战前对科学与人生的态度，但是事实上这种重拾可能在1924年已完成（这从当年发表的《国内战争六讲》可以看出来。详参翁贺凯：《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张君劢很可能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玄学鬼”，只是假扮“玄学鬼”而已（这是我自己的观点，翁贺凯认为1923年对于张君劢的思想发展来说是“歧路”）。 翻译质量整体很赞。一个小问题，第135页提到常公凯申所谓“科学的学庸”，也即将格致作为科学附会于先秦，翻译用了“秦冠宋戴”一词。我猜想或当用“宋冠秦戴”更妥帖一点。 还有两个错字，都是显误，这里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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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最近新写的读书报告。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是美国学者郭颖颐先生的著作，此书的研究内容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来源、表现与发展。此书薄薄一册，却颇有真知灼见，但是也有明显不足。笔者对科学和哲学都比较外行，仅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前后发展有些了解，本文也只从这个角度，对郭颖颐先生的这部著作进行简单的评述。

一、“科学派”主要人物小传

此书作为介绍“唯科学主义”的著作，其重点自然是唯科学主义者，也即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科学派”。本书第二至五章分别对吴稚晖、陈独秀、胡适、丁文江、任鸿隽和唐钺等代表性“科学派”人物的生平与唯科学主义思想进行了评述，总体来说，述多评少，但评价比较精当。其中，郭颖颐将“科学派”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唯物论唯科学主义”，如“哲学的唯物主义者”吴稚晖和“辩证唯物主义者”陈独秀；一类是“经验论唯科学主义”，如“实用主义者”胡适等。

而在分出不同“派系”的时候，郭颖颐也指出了这些唯科学主义者的共性：主张“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生观”及“对传统文明的批判”。但是这在“唯物论”和“经验论”两派似乎存在差异。郭颖颐在提到吴稚晖时，特别指出了吴稚晖的所谓“宇宙观”，而在提到陈独秀时，着重点出陈独秀认为一切都是“物质”的，从此可见“唯物论”这派人的唯科学主义，其教条成分集中在“世界观”层面，带有很重的机械论色彩。而“经验论”的一方，或许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侧重的成分更多些，这点丁文江概括得更精当一些，就是赫胥黎提出的“存疑的唯心论”。

作为“科学派”的“人物志”来说，此书对吴稚晖、陈独秀、胡适三人花了较多的笔墨，并且涉及的文字不仅囊括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期间或者前后的文章，也稍涉及其唯科学主义思想早期形成过程中的文字，因而虽然述多评少，却能作出比较全面且精当的概括。

但是对于丁文江、任鸿隽和唐钺，此书所给的篇幅，还嫌太吝——将三个人合编为“三位科学家”一节。笔者恐怕只能说，其中或许只有任鸿隽，郭颖颐的讨论是比较全面，可令人满意的（虽然任鸿隽的研究领域较广，而郭颖颐恰恰对其学术研究活动的叙述不甚着意）。另外两位科学家，郭颖颐所给的篇幅都太小。

其中郭颖颐对唐钺观点的引述，主要出自其心理学论著，我们知道唐钺以治心理学闻名，然其对哲学与宗教也有些了解，而郭颖颐较少注意唐钺写的哲学类文章，从而对其“唯科学主义”——尤其是作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参战者来说——的评述可能就有缺失。

而对于丁文江，则主要引用其论战期间的作品，并且对丁文江的评述集中在他的“信仰”或者说“世界观”方面，殊不知丁文江另有两点，颇为值得注意，一是他对民族学或人类学的关注，丁文江在中国西南地区旅行时，对当地的土著人种及其习俗非常关注，二是丁文江重视工业文明，其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内容有强大的现实指向，这就与他对工业文明的重视与推崇有一定联系。

虽然此书中心是介绍“科学派”及其观念，但是毕竟绕不开“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同时，书中也对参战的“玄学派”作了简略的评价。

二、“唯科学主义的胜利”

此书第四部分（第六、七两章）的总标题是“唯科学主义的胜利”，用这个标题来概括“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其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确实再合适不过。笔者读过此书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叙述与评价，总体而言比较准确平实，没有明显的创见。至于“科学与人生观”下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说法，亦非此书首先提出，而是早先就由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予以揭露。

郭颖颐的创见在于两点，一方面是他将早先的“东西文化”论战，也即欧战后国内对西洋“科学文明”、“物质文明”出现怀疑之际，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为东方“精神文明”的抬头张本等等一系列事实，作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背景（实则郭湛波在书中早已经暗示如此，但是没有讲得这么明白），所以我们再看“科学与人生观”，其中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及双方支持者暗流涌动的交锋；另一方面是他在第七章“论战之后：教条的终结”，不仅简单叙述了部分参战者后来的思想发展，同时也将国共两党从政治角度出发构建的“科学”理论体系作出了分析。

不过郭颖颐的说法依旧存在疏漏。国民党的“唯生论的哲学”以及将“格物致知”作为其科学内涵的“秦冠宋戴”的说法，显然暴露了蒋介石学养之薄弱，不过郭颖颐倒是更看重陈立夫将“生元论”与现代科学进行比附、融合的做法。但是郭颖颐只看到这个带有浓重的杜里舒与柏格森的哲学色彩的学说，也要与唯科学主义进行结合，尽管可能“暗度陈仓”地背离了一些科学的原则，但是虽说郭颖颐注意到了这套理论体系与儒家学说的关系，然而他没有指出这套哲学内涵的强烈的宋明理学色彩，而在民国时期，由理学一脉发展下来的“新儒家”势力还是很强的，贺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对孙中山、蒋介石的哲学思想及其理学背景就作了详尽的解读，并且从理学角度进行了不少发挥。而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玄学鬼”张君劢，本人也是二十世纪“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参战的文章中对宋明理学也多有称引，所以张君劢对科学和中西文化的态度究竟如何，还要结合他的理学思想背景进行解读。这些都是郭颖颐的作品所遗漏的部分。

加之，郭颖颐的叙述主线是“唯科学主义的胜利”，而且对参与论战者后来的思想发展，也是大体言之，只要仍是持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就算是唯科学主义的胜利巩固了，至于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达尔文—马克思主义），内涵已经与唯科学主义不同（以科学为鼓吹，以实践为基础，但是事实上并没有那么推崇科学，科学只是其迎合知识界的口号），所以共产党的胜利是否等于唯科学主义，也许需要打个问号（或者说，也许只等于“庸俗唯科学主义”的胜利）。因而细节上的错误比较多。

三、论战参与者的思想发展

尽管郭颖颐敏感地注意到作为唯物论唯科学主义者的吴稚晖其实反而支持经验论唯科学主义者，但是对同为唯物论唯科学主义者的陈独秀，他只是泛泛地提到陈独秀对政治失望并退出文化论争，转而研究传统文化，这只是为了“排忧解闷”，而基本观念没有发生改变。陈独秀研究传统文化及其背后的观念转向是如何，笔者不是特别了解，但是要知道在为《科学与人生观》撰写序言的时候，陈独秀的唯科学主义思想已经有了转向，他在之前是决定论者，但是此时他已经转向“唯物史观”，陈独秀的“唯物史观”是在决定论的大框架下强调有限度的自由意志。而大框架的“决定论”，或“唯物史观”的“科学化”，显示出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带有浓厚的唯科学主义色彩，至于有限度的“自由意志”和对革命的鼓吹，则明显看出其激进主义的一面。简单来说，陈独秀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唯科学主义＋激进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而他当时的这些文章，主要针对张君劢所作的《人生观之论战序》（按张君劢编有论战集《人生观之论战》，实与《科学与人生观》收文相同，序言为其自撰，然而后来再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仅收胡适、陈独秀两位“科学派”的序言，而未收张君劢这位“玄学派”的序言，相当于失收了重要的原始文献）和梁启超的《非“唯”》。这些具体的细节及其中反映出的思想的细微变化，都被郭颖颐忽略了。

此外，郭颖颐提到张君劢在1934年“又捡起自己对科学和人生的观点”（按实则1924年已经“捡起”，实则张君劢1921-1922年，以及1924年都在讲演中对科技文明颇为推重，唯有1923年的论调显得很奇怪，翁贺凯在《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中称为“歧路”），似乎“玄学派”也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唯科学主义，但是郭颖颐似乎有意忽视了“科学派”在论战以后作出的折中。比如王星拱在其论战文章《科学与人生观》中说：“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按：指因果性原理和齐一性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然而在他1930年撰成的《科学概论》中，又将科学分别与哲学、美术、伦理进行划界区分，虽然王星拱仍然强调科学的作用，并希望科学参与后三者的体系建构，但是“科学一统”的框架毕竟是打破了，也即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以后，王星拱的思想也产生了一些转变（相映成趣的是，丁文江在1935年为此书撰写的再版序中，依旧坚持极端的唯科学主义观点：“假如我大胆的加以批评，我觉得他所说的科学范围还嫌狭隘一点，支配人生不外乎情感与知识。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凡不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结论都不是知识。”）。郭颖颐似乎有意强调“玄学派”对科学的承认与吸收，而忽略了“科学派”向玄学折中的行为。

四、总结与馀论

总体来说，《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是一本言简意赅地了解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科学派”的基本理论体系及其发展的小书。此外，此书对于国共两党的“科学”理论的建构也有提及，虽然笔墨不多，但是已经勾勒出重点所在。

不过目前学界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研究似乎仍局限于论战集内的文字及其所反映出的作者思想的讨论，以及此次论战与其前后的“东西文明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等的联系，是从宏观上把握此次论战。然而我们缺乏对论战之后、之外的研究，比如对参战者的研究即是，张君劢所作《人生观之论战序》，目前再版的《科学与人生观》皆未收入，而他在论战以后，先是在为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作序时提到了此次论战，后来又写过两次对论战的回顾，这些文章似乎都鲜有人注意。张东荪也写过洋洋长文《科学与哲学——一名从我的观点批评科玄论战》，对参战者几乎都作了驳难和评议，然而即使是对张东荪在论战中的表现，研究的人便已不多，更何况论战后的文章了。此外，罗家伦也曾写过《科学与玄学》一书，其实无意参与论战，更像是“调和派”，此书不仅为科学与玄学分界，同时也讲求科学与玄学如何相辅相成。书中似乎对《科学方法论》有些微辞，不知罗家伦具体对王星拱持何意见，但是王星拱后来撰成的《科学概论》，倒有不少内容似与罗家伦颇为相合，不知是否就是受到了《科学与玄学》的影响。

至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背后暗含的尤其是“玄学派”的“新儒家”学说脉络这点，如果要求郭颖颐也要详细论及，可能有些强人所难。这些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仍有待国内学者利用文化背景的地利和文献资料的丰富继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