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洲人，一个案例

许老师开篇在再版序中提出，有些人难以理解为何中国从一个千年传统不断的封建社会，一跃而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许老师解释说，老百姓没变，只是领导人变了。他说，传统是很难一下子变的，比如喜洲人在41-43年的时候，还是非常迷信，而不相信现代医学。实际上，传统并非如许老师说的难以改变，在许老师自己的这本书中，曾经几处谈到一些部落文化在遭遇现代文明的时候，他们自身的文化就迅速消亡了。所以，高级社区的可口可乐式的物质文化其实带有不可阻挡的强力，对旧的部落文化简直是摧枯拉朽。这是因为在这方面，利益是凸显出来的。但是别的方面，如涉及mentality的宗教或魔法，涉及制度的表亲联姻，就比较难以改变。因为其中，利益是反直觉的或超直觉的，是隐藏的。
许老师下了很多的功夫来谈“富不过三代”的问题。许老师引用Martin Yang的说法，谈及农民之中，存在积累田产不过三、四代的问题。第一代勤俭奋斗，积累一些钱买田产。二代有了本钱，扩大本钱，成为大户。三代坐吃山空。四代卖光田产破产。有时候循环中少一两代，有时候多一两代。许老师说，他自己还研究了那些豪门望族，发现在政界、知识界、皇帝界，也是同样的现象。一般显贵、皇帝，都是几代兴衰循环。这其中一种因素，许老师说，就是所谓性格的原因。他说第一代往往是能干、勤俭的人，而其后代则是懒散、挥霍的人，从而造成兴和衰。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其中还包括一个第一代往往是有才能的一代所以脱颖而出。但是有才成的人的子代并不一定是有才能的人，这是一种遗传因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皇帝生了很多儿子，那么从这么多儿子中选一个作为皇帝，则能延续一段兴盛。假如只有少量的儿子，或者采取长子继承，早晚会完蛋。这种因素同样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经济家族之中。同样，还存在一种教育的因素。许老师提到，喜洲人的教育是父子identification，其实就是父子一体、家人一体，关注集体社会image。所以，就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全家人一荣共荣，一损俱损。于是，对于中国家族中的子代，很少有个体的教育，而是一种社会规范的要求。所以许老师提到，父母只关注孩子的社会化，从小就让他们模仿成年人的行为和做法。这其实就是重集体社会，忽视个体、自我内在的一种表现。这种可能是中国人的传统特点之一，人们在生存之下，关注外在而非内在，集体抱团而非给个体自由。其中父亲，甚至母亲，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流露真正的个体感情，可能对自己流露出内在的感情而感到羞愧。这些传统中的父亲甚至母亲，尽管满心都是孩子，为孩子鞠躬尽瘁，但是无法开口对儿子说“爱”，表达不出温情。他们所做的，就是批评儿子那些地方做得不好。这种“爱”的方法导致父母和孩子关系紧张和扭曲。有的父亲在别人面前提起儿子老泪纵横。所以中国的传统中，缺乏一种个体的教育，导致这种富不过三代的出现。但是在宫廷之中，在经济界、政界和知识界，之所以无法维持显赫，往往是子代缺乏才能；搞到破产，那才是因为子代的教育出了问题。许老师提到，美国家族能维持，是因为他们强调个体，父子分离，儿子从教就被教导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挣得，所以往往没有那种败家子的人格特点。
许老师还提到，在旧的科举制度中，来自官宦之家的进士接近一半。对应来看，在现代的大学生中，或者说在顶尖的大学中，包括欧美的大学，来自父母受过大学教育、富裕家庭的孩子，比例远远超过富裕家庭占全社会家庭的比例。这就是Bourdieu提及的cultural captical的表现之一。许老师还提到，中国近代曾兴起过留洋热潮，有钱人和官宦人家的孩子，都去欧美镀金，去日本镀银。即使是去了一个三流学校，即使没有任何真才实学，回来之后也往往能够找到高级职位。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近年那些“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一些成功人士，上了一些野鸡大学，却同样名利双收。一个社会，如果存在一种流动性，即精英，无论来自中层还是贫困阶层，能够流入政治、经济或学术领域，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相对良好的社会。我看到有人提到，中国的基尼系数和美国的相差无几，那么是否就是美国和中国一样贫富不均呢？有人分析说，美国虽然基尼系数大，但是他们的财富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在一些家族或个人手里。若是如此，那么可见这个系数背后隐藏着各种差异。
许老师特别提到喜洲人中的女性。这种女性的地位和其他传统父权文化中的女性一样，处于非常可悲的地位。对于男性来说，或许生来贫穷，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不幸了。然而，对女性来说贫穷可能只是很小的不幸。在她们的一生中，可能始终处于屈从的地位，小时候听从父母，长大了听从丈夫，老了听从儿孙。男人还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女性却系命运于婚姻。一个不幸的婚姻可能导致她们一生生活在痛苦之中。人类的文明总是在进步，这一点值得欣慰。今天的女性们开始觉醒，争取自己的地位和幸福，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我热爱女性，坚决支持女性，如果可能，也要为女性不受社会和男性的损害尽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