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洲人,一个案例
许老师开篇在再版序中提出,有些人难以理解为何中国从一个千年传统不断的封建社会,一跃而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许老师解释说,老百姓没变,只是领导人变了。他说,传统是很难一下子变的,比如喜洲人在41-43年的时候,还是非常迷信,而不相信现代医学。实际上,传统并非如许老师说的难以改变,在许老师自己的这本书中,曾经几处谈到一些部落文化在遭遇现代文明的时候,他们自身的文化就迅速消亡了。所以,高级社区的可口可乐式的物质文化其实带有不可阻挡的强力,对旧的部落文化简直是摧枯拉朽。这是因为在这方面,利益是凸显出来的。但是别的方面,如涉及mentality的宗教或魔法,涉及制度的表亲联姻,就比较难以改变。因为其中,利益是反直觉的或超直觉的,是隐藏的。
许老师下了很多的功夫来谈“富不过三代”的问题。许老师引用Martin Yang的说法,谈及农民之中,存在积累田产不过三、四代的问题。第一代勤俭奋斗,积累一些钱买田产。二代有了本钱,扩大本钱,成为大户。三代坐吃山空。四代卖光田产破产。有时候循环中少一两代,有时候多一两代。许老师说,他自己还研究了那些豪门望族,发现在政界、知识界、皇帝界,也是同样的现象。一般显贵、皇帝,都是几代兴衰循环。这其中一种因素,许老师说,就是所谓性格的原因。他说第一代往往是能干、勤俭的人,而其后代则是懒散、挥霍的人,从而造成兴和衰。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其中还包括一个第一代往往是有才能的一代所以脱颖而出。但是有才成的人的子代并不一定是有才能的人,这是一种遗传因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皇帝生了很多儿子,那么从这么多儿子中选一个作为皇帝,则能延续一段兴盛。假如只有少量的儿子,或者采取长子继承,早晚会完蛋。这种因素同样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经济家族之中。同样,还存在一种教育的因素。许老师提到,喜洲人的教育是父子identification,其实就是父子一体、家人一体,关注集体社会image。所以,就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全家人一荣共荣,一损俱损。于是,对于中国家族中的子代,很少有个体的教育,而是一种社会规范的要求。所以许老师提到,父母只关注孩子的社会化,从小就让他们模仿成年人的行为和做法。这其实就是重集体社会,忽视个体、自我内在的一种表现。这种可能是中国人的传统特点之一,人们在生存之下,关注外在而非内在,集体抱团而非给个体自由。其中父亲,甚至母亲,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流露真正的个体感情,可能对自己流露出内在的感情而感到羞愧。这些传统中的父亲甚至母亲,尽管满心都是孩子,为孩子鞠躬尽瘁,但是无法开口对儿子说“爱”,表达不出温情。他们所做的,就是批评儿子那些地方做得不好。这种“爱”的方法导致父母和孩子关系紧张和扭曲。有的父亲在别人面前提起儿子老泪纵横。所以中国的传统中,缺乏一种个体的教育,导致这种富不过三代的出现。但是在宫廷之中,在经济界、政界和知识界,之所以无法维持显赫,往往是子代缺乏才能;搞到破产,那才是因为子代的教育出了问题。许老师提到,美国家族能维持,是因为他们强调个体,父子分离,儿子从教就被教导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挣得,所以往往没有那种败家子的人格特点。
许老师还提到,在旧的科举制度中,来自官宦之家的进士接近一半。对应来看,在现代的大学生中,或者说在顶尖的大学中,包括欧美的大学,来自父母受过大学教育、富裕家庭的孩子,比例远远超过富裕家庭占全社会家庭的比例。这就是Bourdieu提及的cultural captical的表现之一。许老师还提到,中国近代曾兴起过留洋热潮,有钱人和官宦人家的孩子,都去欧美镀金,去日本镀银。即使是去了一个三流学校,即使没有任何真才实学,回来之后也往往能够找到高级职位。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近年那些“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一些成功人士,上了一些野鸡大学,却同样名利双收。一个社会,如果存在一种流动性,即精英,无论来自中层还是贫困阶层,能够流入政治、经济或学术领域,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相对良好的社会。我看到有人提到,中国的基尼系数和美国的相差无几,那么是否就是美国和中国一样贫富不均呢?有人分析说,美国虽然基尼系数大,但是他们的财富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在一些家族或个人手里。若是如此,那么可见这个系数背后隐藏着各种差异。
许老师特别提到喜洲人中的女性。这种女性的地位和其他传统父权文化中的女性一样,处于非常可悲的地位。对于男性来说,或许生来贫穷,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不幸了。然而,对女性来说贫穷可能只是很小的不幸。在她们的一生中,可能始终处于屈从的地位,小时候听从父母,长大了听从丈夫,老了听从儿孙。男人还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女性却系命运于婚姻。一个不幸的婚姻可能导致她们一生生活在痛苦之中。人类的文明总是在进步,这一点值得欣慰。今天的女性们开始觉醒,争取自己的地位和幸福,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我热爱女性,坚决支持女性,如果可能,也要为女性不受社会和男性的损害尽一份力。
许老师下了很多的功夫来谈“富不过三代”的问题。许老师引用Martin Yang的说法,谈及农民之中,存在积累田产不过三、四代的问题。第一代勤俭奋斗,积累一些钱买田产。二代有了本钱,扩大本钱,成为大户。三代坐吃山空。四代卖光田产破产。有时候循环中少一两代,有时候多一两代。许老师说,他自己还研究了那些豪门望族,发现在政界、知识界、皇帝界,也是同样的现象。一般显贵、皇帝,都是几代兴衰循环。这其中一种因素,许老师说,就是所谓性格的原因。他说第一代往往是能干、勤俭的人,而其后代则是懒散、挥霍的人,从而造成兴和衰。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其中还包括一个第一代往往是有才能的一代所以脱颖而出。但是有才成的人的子代并不一定是有才能的人,这是一种遗传因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皇帝生了很多儿子,那么从这么多儿子中选一个作为皇帝,则能延续一段兴盛。假如只有少量的儿子,或者采取长子继承,早晚会完蛋。这种因素同样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经济家族之中。同样,还存在一种教育的因素。许老师提到,喜洲人的教育是父子identification,其实就是父子一体、家人一体,关注集体社会image。所以,就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全家人一荣共荣,一损俱损。于是,对于中国家族中的子代,很少有个体的教育,而是一种社会规范的要求。所以许老师提到,父母只关注孩子的社会化,从小就让他们模仿成年人的行为和做法。这其实就是重集体社会,忽视个体、自我内在的一种表现。这种可能是中国人的传统特点之一,人们在生存之下,关注外在而非内在,集体抱团而非给个体自由。其中父亲,甚至母亲,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流露真正的个体感情,可能对自己流露出内在的感情而感到羞愧。这些传统中的父亲甚至母亲,尽管满心都是孩子,为孩子鞠躬尽瘁,但是无法开口对儿子说“爱”,表达不出温情。他们所做的,就是批评儿子那些地方做得不好。这种“爱”的方法导致父母和孩子关系紧张和扭曲。有的父亲在别人面前提起儿子老泪纵横。所以中国的传统中,缺乏一种个体的教育,导致这种富不过三代的出现。但是在宫廷之中,在经济界、政界和知识界,之所以无法维持显赫,往往是子代缺乏才能;搞到破产,那才是因为子代的教育出了问题。许老师提到,美国家族能维持,是因为他们强调个体,父子分离,儿子从教就被教导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挣得,所以往往没有那种败家子的人格特点。
许老师还提到,在旧的科举制度中,来自官宦之家的进士接近一半。对应来看,在现代的大学生中,或者说在顶尖的大学中,包括欧美的大学,来自父母受过大学教育、富裕家庭的孩子,比例远远超过富裕家庭占全社会家庭的比例。这就是Bourdieu提及的cultural captical的表现之一。许老师还提到,中国近代曾兴起过留洋热潮,有钱人和官宦人家的孩子,都去欧美镀金,去日本镀银。即使是去了一个三流学校,即使没有任何真才实学,回来之后也往往能够找到高级职位。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近年那些“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一些成功人士,上了一些野鸡大学,却同样名利双收。一个社会,如果存在一种流动性,即精英,无论来自中层还是贫困阶层,能够流入政治、经济或学术领域,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相对良好的社会。我看到有人提到,中国的基尼系数和美国的相差无几,那么是否就是美国和中国一样贫富不均呢?有人分析说,美国虽然基尼系数大,但是他们的财富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在一些家族或个人手里。若是如此,那么可见这个系数背后隐藏着各种差异。
许老师特别提到喜洲人中的女性。这种女性的地位和其他传统父权文化中的女性一样,处于非常可悲的地位。对于男性来说,或许生来贫穷,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不幸了。然而,对女性来说贫穷可能只是很小的不幸。在她们的一生中,可能始终处于屈从的地位,小时候听从父母,长大了听从丈夫,老了听从儿孙。男人还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女性却系命运于婚姻。一个不幸的婚姻可能导致她们一生生活在痛苦之中。人类的文明总是在进步,这一点值得欣慰。今天的女性们开始觉醒,争取自己的地位和幸福,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我热爱女性,坚决支持女性,如果可能,也要为女性不受社会和男性的损害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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