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宋朝近代化的命題

痴迷于宋史的过程中最引以为豪的就是“宋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这个论点。吴钩有本书叫《宋：现代的佛晓时辰》，从“瓦舍勾栏”、“契约社会”、“全民皆商”、“共治天下”等方面论证宋代已经开启中国近代化的端倪。易先生虽然也写到了以上几个方面，且又不限于这些方面，但总体上的观点不那么激进。他用了一个“新”字来概括北宋开国至王安石变法之前的这段历史——新政治、新生活、新经济、新形势和新战略。相比于所谓“近代化的开端”，易先生的观点是宋初的中国并没有达到发生质变的程度，最多是量变到了接近顶峰状态。这一方面是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方方面面与隋唐五代时期相比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变化和发展也到达了量变到质变的边缘，如果持续进行下去，特别是如果熙宁变法能够顺利地一路推行下去而不是反反复复与保守派进行拉锯战，那么中国的近代化自宋代开始也许并不是一个伪命题。

我以为宋代开启中国近代化是一个伪命题。虽然让我赞同这个观点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所谓的“近代化”的种种现象与真实的近代化还是有本质区别的。退一万步讲，即使近代化不以资本主义为标准，宋代的“君相共治”也不是政治民主化，建立健全和完善法制也不意味着法制化，全民皆商也没有达到商品经济的程度，工业化更是天方夜谭，思想上还处于实用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博弈阶段，更逞论日后道学成为国家正统思想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理性化在倒退，科学技术虽然有很大发展但并没有实现产业化，更加不用说工业化，有的甚至沦为民众消遣娱乐之工具。

否定宋初的“近代化”，却不能否定它的开明。即使是因为国际生存环境恶劣，王朝失去外扩的能力和动力，进而转向内部的整合，并用“开明专制主义”来平衡权贵、官僚、军队以及民众的利益，成为易先生笔下“倒逼的开明”，也不能否认这种偶然性的客观因素事实上促成了中国的皇权政治在正方向上进入了它最后一个直道。可惜，直道之后就是宿命般的弯道以及弯道中皇权政治的再度转向。只不过这一次它将走向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