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陈平的观点

这是北京大学陈平教授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融合了生物、物理化学等角度来看待文明分岔和解释演化经济动力学等若干经济疑问。

经济学之所以远比物理学困难，除了数据噪声的严重以外，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办法处理时间演化的动力学系统。

研究社会问题必须要采用分析的方法，分别考察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各个因素的作用，然后再进行综合，不应把什么问题都当作政治问题，把一切成功和失败都归因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作用。理解中国停滞的基本困难在于它和西欧社会相比，有不同的演化趋势。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远比俄国、日本曲折，这不是仅仅依靠阶级分析就足以解释的。鲁迅只描写了所谓民族劣根性的一些现象，并未探索民族性得以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经典决定论显然不足以解释文明的多样性。除了引入新的变量之外，还需引入新的规范。例如西方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无理性的一些民风教俗，从生态角度分析来看却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猪肉价格昂贵到变成一种宗教禁忌）。作者建议把经济结构（技术结构：各产业部门比例关系；管理结构：垂直还是网络体制；生态结构：生产的布局与环境、人口、能源之间的关系）作为生产力要素（劳动对象、生产工具、劳动者）的第四个因素。

文明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制度规则的选择须与技术经济的基础相匹配。东西方文化差别的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欧农业的技术结构不同。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发展消耗资源、节约人力的技术、中国文化则是发展消耗人力、节约资源的技术。入驻中国的游牧民族被农业文明同化，这显然不是汉族文化的力量，而是多山少地、气候干旱的生态环境所致，生态演化是很难逆转的过程。地形的限制增加了运输困难，促使历代政府强化了区域自给、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

中国多山少地、人口众多，不利于向欧美那样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粮食，但有利于发展日本那样的多种经营。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有关。中国需要的是适应中国生态环境的应用技术，不能全盘输入西方耗费资源的生活方式。照搬西方模式的方法，隐含了一个假定，即认为制度在不同社会间的移植是可行的。但在现实中，社会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路径依赖的、不可预测的演化过程。

中国开放的程度和方式取决于历史的国际环境与自身的竞争能力。单纯从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来讨论中国的事务是幼稚的做法，应该从多维度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演化。中国改革的分权试验在于不依赖外国专家的理性涉及或领导的个人权威，而是在各地不同的主动试验中，由中央政府比较协调，再推行相对现实的立法规范和制度建设。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行的方案必须是小心细致的混合经济模式，包括消费品的市场经济、高技术的计划经济以及稀缺基本品的配给经济。一个全盘西化的方案是注定要失败的。

中西科学地位和文化差距对技术革命的认识要从经营上升到理论，必须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抽象。中国民众不信宗教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中世纪时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较欧洲为高，而只能证明中国农民生活的水平较欧洲农奴更为低下，文化更为落后。在起早摸黑不得温饱的时候，是谈不上文艺和信仰的。中国只有原始宗教和对新学说的多疑，没有系统的神话、宗教，原因大抵如此。中国封建社会庞大官僚机构主要经济职能是征集钱粮兵丁和监督水利工程，对于农业和军事无直接关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改进缺乏兴趣，对违背封建伦理的新思想极端仇恨。虽然明清时代有资本主义萌芽，但根据生物学角度（物种有生有灭，演化的趋势即可能进化也可能退化）而言，考虑地球和生态环境这些边界条件，中国也难以必然自己走向资本主义。

中国对外战争的虚弱，军事胜利伴随着经济失败这种灼灼逼人怪事，反映出中国农业经济内向和苟安的性质，与欧洲商业帝国力图外向，进取牟利的活动形成鲜明对比。经济体制决定了战争的目的和后果。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取决于新的技术更新能否发现更新更大的资源，以摆脱旧资源报酬递减的限制。换言之，经济增长受限于资源的种类。

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规模、资源种类和环境的涨落幅度)使系统复杂性增加，工业化的代价是具有更大风险的不稳定性。在混合经济下，私有经济、合作经济与公有经济的竞争共存的比例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竞争的走向。

在物理世界（均衡论、控制论和系统稳定性的机制）中，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具有周期震荡解的稳态和可以随意运动的自由态，而是具有一定跃迁几率的亚稳态结构。对比而言，亚稳态的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又有一定的稳定性（单纯游牧经济是稳定性最低的经济结构、强化农业经济是稳定性最高也是进化度最小的经济结构）。

环境的长期变化对农业结构的演变有重要影响。中亚和中东的游牧民族是一种不稳定的农业形式，中国的细耕作业是结构过于稳定的模式。而欧洲牛粮并重的混合农业是一种兼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亚稳态结构。中国周代由农牧混合经济转变为单一农业经济，主要是气候改变而不是技术进步在起作用。罗马帝国的灭亡、统治阶级的腐化和对外战争的失败只是表面的现象，根本原因在罗马帝国以牧为主的混合经济支撑不了庞大国家机器的负担，无法用军事力量维持庞大的帝国。西欧的牧农混合经济，是一种亚稳态的经济结构，其稳定性多基于农业，可变性多出于牧业。农牧混合要求贸易和分工的发展。

军事技术、政治策略和文化行为都是在一定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产物。离开中国特有的经济结构，就不可能理解中国地主官僚的脆弱本质。

物理学中系统的运动方向从有序到无序，不是无序到有序。这和生物进化、社会演变的方向正好背道而驰。对于孤立系统，熵才永不减少，系统达到最大程度无序的平衡态。要理解生命现象，只有和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的开放系统，由于存在来自外界的负熵流，有可能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在微观涨落的基础上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机制形成功能有序的耗散结构，即从无序产生有序。

演化是一个双向过程，既可能由简单到复杂（进化），也可能由复杂到简单（退化）。不一定优（复杂先进的系统）胜劣（简单落后的系统）汰，这是中国革命的经验。原因是简单系统对抗灾害的生存能力强，复杂系统学习新事物快，各有各的优势，看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补偿关系（纺织业以短期为主以适应迅速变化的服装市场；航空等基础东西没有长期行为是不行的）。稳定性的增加以牺牲复杂性为代价，而多样性的发展又以减少系统的稳定性为代价。这让我们想起西方政治体系中保守与进步两党长期共存的普遍现象。社会中保守族群和进取族群的混合社会比两个进取族群的混合社会更加稳定。

在非平衡、非线性的条件下，历史偶然性会影响历史演化的不可逆路径（马克思认为发达的机器也就三个本质不同部分：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或工作机。技术史证明传输机革命是德国、美国这样的大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中心问题）。系统的开放度和对环境改变的适应力，是理解历史上文明发展多样化的关键所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东西方的不同文明。这些相互作用由多维的动态过程组成，包括地理、气候、人口、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单个变量不足以决定这个多维的演化过程。

资本主义和科学的产生在历史长河中是一个罕见的事件。就像生命起源一样，出现的概率非常微小，但一经诞生和成长，就改变了历史的命运 。文明的早期是生态环境对技术的选择起决定作用。但工业革命产生后，技术选择日益受国际竞争的格局和科学教育的影响。技术成型后，文化制度的演化，又对生态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分岔点附近的涨落极大，偶然历史事件，包括个人的作用、对选择分岔的路径，都可能会有重大的影响。观察平均值的决定论分析不起作用，历史分析和概率分析较为有用。就总体而言，非线性系统的演化模式可以分类和模拟，却难以精确预言。这是非均衡理论给均衡理论施加的修正。

作者所坚持的观点是生态-技术-经济-文化-制度相互作用的多层次、多样化和演化的辨证观点。经济行为与其说接近了无规律游走的布朗运动，不如说是有生命节律的有机体。石油价格冲击和股票市场的崩溃对经济并没有造成显著的影响，这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惊人的稳定性和韧性。消费、投资和劳动生产率是硬周期，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动力学机制，对抗小变化比较稳定，但在大冲击下则很脆弱的。

股票价格指数、货币流动速度、货币供给、消费价格指数、利率和汇率是软周期，趋向于共同频移。即使知道经济动力学机制的模式，仍然不能预测时间路径和拐点。

从生物学的眼光看，经济周期就是包含结构稳定性和动态韧适性的生命节律。微观经济学只是一个静态理论，无法说明产品周期、市场份额竞争、战略创新和过度投资。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周期经济波动的动力学机制，受制于代表着的线性模型，无法解释经济周期的持续存在。

不同商业文化的企业竞争策略、技术革命及军备竞赛模式等等动力学竞争问题，和微观经济学的静态优化或动态规划模型不同，这里只有战略目标的利弊权衡，没有惟一的优化结果。

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中发现，股票价格的时间路径并不是纯粹的随机游走，而是有其内生的持续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