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现代手工业的怀旧与批评家的铁屋困境

很多技术史著作有着浓重的功能主义色彩。本书前几章描绘四川夹江县造纸地区，洋洋洒洒援引人口、土地、作坊、产量、分工的数据，简而言之造纸业是当地社会经济的一个有机部分，技术和家庭、村落结构、kinship密不可分。乡村社会自成系统，特殊的手工业虽非男耕女织，但也可以吸收社会闲散人员，形成稳态，因此清帝国持放任自流态度。

书中的恶势力是现代国家。去技术化（deskilling）不是因为资本家用流水线制造业击垮工匠手工业，而是因为智识阶级、国家技术官僚、殖民地管理者等现代化力量的追求。对现代国家的刻画主要根据James Scott的《Seeing like a State》，也是《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的作者，读起来也是扑面而来的前现代社会怀旧。

现代认识体系对技术的观点将技术视为可以架空、描述的知识，与实际上从事手工业的人和他们所身处的社会关系无关。经典的原型是Diderot和D'Alembert的百科全书，有趣的是百科全书全名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将科学和术、业并列，是智识阶级对民众知识的一次挪用。后者原本通常通过非文本的形式流传，流传范围通常是家族之内，不是公共领域，但正如作者指出，手工业技艺从来不是秘密。在20世纪，测绘、照相等技术使得挪用可以有效实现——没有这些技术，也就没有现代国家的可能。

这种挪用对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起重要作用——这一结构绝非1958年实施户籍制度之后才存在。将农村农业化，从而城市智识阶级才能独占科学技术知识的话语权，正当化他们的改良计划。但按照很多当事人的说法，国家并未真正成功实现对实际生产过程的操纵。技术上而言，手工造纸业已经达到生产率极限，而且实际上一直在根据新材料和市场需求自发进行改良，外来技术人员没有进一步改良的余地。洋纸和机器造纸出现虽然导致本地纸市场占有率变小，但新纸针对一个新催生的市场需求，本地纸并未被排挤出局。战争等情况下导致洋纸和机器生产中断，甚至为本地纸夺得那一部分市场提供机会。49后的部分没有细读，大概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手段比起民国有过之而不及，计划经济、土地改革和之后的各种运动，让造纸业几度几乎失传，农民形象被建构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缺乏知识和素质，尽管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努力用技术创造生计，是改革开放无论之前之后经济运行的基础。

现代国家将农民纳入公民，目的是税收，但以保障权利为掩盖。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将国家视为保障人们财产权利必要的恶，通过城市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断争取公民权、政治权，再到社会权，这些权利也扩张到社会其他阶级和族群——例如农民。问题在于这种貌似解放是不是一种强加的解放？作者援引Margaret Somers的“关系性权利”概念，指前现代社会中，一个人作为社群（尤其是生计共同体，例如中世纪行会）的一部分，而非个人，享有可以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善权利。中国社会中Timothy Brook所描述的"Auto-organization"也是类似。但现代国家需要用更加清晰的社会结构，技术需要从社群和从业者身体中剥离出来，而这样一来也就中断了手工业的创造能力。

本书通过一个局部研究，对清帝国与其臣民关系的正面评价、对“传统社会束缚个人自由”话语的考古等等的修正主义议题都有所触及，写法精妙。虽然主要批判对象是国家，而非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但是考虑到改革开放后手工业的命运，机器制造业和现代市场的恶果也就不言而喻了。遗留问题是，批判之后有什么可能性，现代人意识到自身的贫乏处境之后，却不可能回到前现代的情境。就算知道现代的自由是虚假，也无法再重新结成宗教、宗族等传统社会纽带。恕我也许没读出书中真意，仍然困惑难道这个世道，仍在铁屋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