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构建与腹地的坍塌

当彭慕兰在写作其博士论文时，一个现象吸引他注意。清末民国时期，山东西部地区银子与铜钱的比价，比起胶东半岛北部沿海地区要高，比起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地区更是高得吓人。同时，在鲁西内部济宁与临清之间，比价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按理说，济宁离长三角更近，且有着运河水运之利，本应该更低一些才对。而且，山东有些县相邻，也标出了极为不同的比价，这已经脱离了经济学的常规。 彭慕兰在调查之中，又发现了第二件引其深思的事情，那就是美棉的推广。北美棉花有着比当地棉花压倒性的优势，尤其适于黄河沙地生长，亩产量也高很多，同时其售价比起原棉也要高。当时有人估计，在收成好的年份，每亩收入将是原来的四倍。但奇怪地，在山东西部的推广却并不顺利，特别是在鲁西南，遭遇到激烈的抵制。 何以如此？其中隐含着什么意义？彭慕兰将此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题目，对此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了此书——《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1853－1937）》。在书中，他通过大量的数据，以经济的视野，讲述了一个在中国现代化国家构建过程中，由于重心的转移，而引致腹地的坍塌，最后导致社会失败的故事。 彭慕兰通过此书及其之后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在美国学术界声名雀起，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的会长。我是先看了彭氏的《大分流》一书，然后再看了其这部成名作。尽管前者有着更宏观的视野，且名声更大，反响也更为热烈，但相比较而言，我却更喜欢这本《腹地的构建》。此书的分析很是扎实，尽管有很多枯燥的数字及图表，但却逻辑清晰，条分缕析，因此阅读起来并不艰深，且颇富启迪。 何谓腹地？应是针对沿海而言，尤其是针对港口而言。因此腹地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内地，是国土之内深入内地的区域。同时，也指的是中心或核心区域周边的地方，算是国之重地。彭慕兰《腹地的构建》所写的地区，他自己名之为“黄运”地区，即是黄河与运河交叉之地，具体来说，就是整个山东的西部，其描述的重点，即是济宁地区。在传统来看，这一地区皆具腹地的两重含义。 济宁自古即是中国的核心区域，其辖下 的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孟子、颜回及左丘明均生于此。这里也曾是黄河故道，历朝历代朝廷均投巨额治河资金于此，自然也就成为物资汇聚之地。大运河的开通，更让这里的商业繁盛一时。清末民国时期，随着中央政府视线外移，对于黄河治理的重视也大不如前，将治理的责任归到地方，意味着外来的资金也接近枯竭。同时，在19世纪末，由于大部分物资改为海运，维护费用高昂的大运河运输也告终止，这对于济宁这样地区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不仅没有了物流人聚所带来的繁荣，而且对外的交通也几近切断，本地原本需要外运来的物资也告紧缺。济宁也从国家的战略要地，变成了远离核心的边鄙之地。 彭慕兰就是从这样一个区域入手，来观察近代中国国家构建过程中，国家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经济发展重心的选择与转移，及其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实质性影响，以及是如何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彭氏给予我们另外一个角度，一个非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近现代历史所出现的突变。 从彭慕兰在《腹地的构建》中所分析的第一个例子，即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银贵铜贱的问题，许多学者对此都做过非常深入的讨论，林满红的《银线》也专门探讨了银钱的比价。这一问题我们以前的历史研究有所忽略，而现在的研究则表明，银钱比价的波动，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所谓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这一点在历史中的体现，则是隐藏在政治军事及文化背景之后，静悄悄地进行着。但经济活动总会留下一堆堆的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恰恰能够探索出迷雾后面的真实历史。 黄河治理地方化与大运河停运之后，济宁及其周边地区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至少在经济与社会方面进入了沉寂期。据彭慕兰分析，从1933年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它们所消费的现代商品在山东排名最后，而其本土商品的输出也是最少的。这与同省的北部沿海地区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其实已经处于全国的经济体系之中。如果说济宁为主的鲁西南地区的经济与全国有什么关联，就在于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到东北务工者的汇款。尽管鲁西南在地理位置上距东北最远，但打工者却最多。 由于与外界甚少贸易关系，且缺乏外来的信贷，自然在银钱的比价上会有差异。但彭慕兰的探索并未止于此。因为按照经济学原理，经济繁荣地区的信贷会向落后地区流动，这种银钱之间的巨大利差，必然会吸引逐利的资金。彭却发现，像济宁这样并非很不安定也非土匪横行之地，却很难吸引到沿海地区的信贷。为何？ 其实根源在于各县地方主义的经济政策。当地县政府均在银钱上设定了自己的“市场比价”，为此在自己的边境及交通要地设点检查，以防止货币的流动，尤其是小面额银元及铜钱进出县境。而货币的短缺可以让地方发行自己的硬币与纸币，如此，百姓手中的财富就流入到县财政之中。在高昂的银钱比价之中，受损的只能是普通劳工与当地商人了。 济宁虽然深处内陆，但其人文历来鼎盛，不但哺育出孔孟之类的伟人，且在历史中高官巨儒亦不少。即使在其边缘化的沉寂时期，与省内其他地方相比，尽管经济垫底，但所产生的有影响力的官员也冠绝全省。在北洋时期，当地就出过两个总理。因此，这个地方有着复杂的政商关系网，同时地方势力也比相邻地区强大得多。他们当然有能力将当地自外于全国的贸易体系，甚至控制着货币的流通。彭慕兰认为，这恰恰是山东地方政府在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点，他们为了更多的财政收入，而阻止了市场的融合。 这种地方势力也出现在美棉的推广之上，且抵抗更烈。而且这种抵抗不仅出自当地上层阶级，而且出现在贫困阶层。 南京政府所引进的北美棉花，本是非常适宜于北方大地的经济作物，尤其是黄河泛滥区的沙地。其种植的技术相当成熟，且收成远比种植中国棉花或者其他粮食品种要高得多，无论对于官方还是对于普通农民，这无疑是件相当有利可图的事情。然而，推广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在鲁西北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在条件更佳的鲁西南则遭遇败绩，本应该成为济宁一带最大宗的外销产品，并能为当地带来滚滚财源的美棉，却成为本来分歧颇深的济宁上下层之间弥补罅隙的纽带。 彭慕兰探究其原因，发现源于美棉自身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其种子退化较快，一个是其成熟期晚两至四周。这两个特点分别成为当地头面人物与贫困农民厌恶的焦点，体现了头面人物的冷漠，也突显了当地赤贫的现状。 因为种子退化快，得不停地补充新种及技术支持，必然会让外部力量进入这个封闭的地区，让农民对纱厂的人及育种站的人产生依赖，这就让在此地根深蒂固的头面人物在乡村治理中面临新对手，而这却是他们所恐惧并且深恶痛绝的。作者分析到：“手上掌握粮食来维持当地政治统治的优势，有时使其他地方的乡村精英们对盈利性经济作物带来的机遇熟视无睹；保护者们这种偏爱食粮胜过盈利的心态，在像鲁西南这类土匪猖獗的地区中可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像成熟期晚几周这样的事，则是触犯了当地一个人们习以为常的惯例。当地严重的燃料不足，必须靠拾荒来弥补。那么每年收获时期进入别人的农田里，去捡拾地里留下的秸杆甚至作物本身，成为贫农们的天然权利。他们在其传统的拾荒之时，不管美棉是否成熟，就冲到田里抢棉，常常把棉田糟蹋殆尽。这种抢棉行为其实在鲁西北也有，但因美棉推广而设立的棉业公会与地方头面人物紧密合作，采取各种措施很容易地抑制这种行为。但鲁西南的社会结构，却注定棉业公会难以在这里推行开。 鲁西南的乡村分化，比起鲁西北似乎更加严重。在济宁一带，处于中间阶层的农民很少，而贫困人口却很庞大。而且相比其他地方已经逐渐市镇化的村镇，这里的村镇也更加保守封闭得多，也更加的军事化，村庄往往由一个或几个家族控制。这些强大的家族，非常强烈地抵制着哪怕是官府的势力。棉业公会的根基在县城，得到了县城精英们的支持，他们代表着县城权力向乡村的延伸。而在很多地区，确实也深刻地改变着当地社会。这自然动了乡村家族的奶酪，因此也引发他们的激烈抵抗。“让良种棉失败，可能牺牲了乡村豪绅某些潜在的收入，但这并不会威胁到他们对当地社会的操纵。不过，在这件事上与政府进行合作，则确实会造成这样的威胁，并可能导致对当地精英统治的进一步侵害。” 由当地燃料的短缺，作者还分析了黄运地区生态的恶化。黄河的不断泛滥是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但在治理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则加速了这种恶化。在1890年之前，黄河基本上每二十年就要大修一次，这给黄运地区带来巨大的资源。但像治黄这样的大工程，并非如国外工程一样，是由专业工程人士来设计并负责的，而是由地方各阶层精英商量着来办，以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也必然带来工程质量的粗劣。一位美国工程师考察黄河治理之后，提出了在下游修筑石头堤坝，可以一劳永逸治理好。但当地石料短缺，得从外面运进来，耗资巨大。谁来承担这笔费用，引发很多的争议。其实，就如书中所提到的，当地人更喜欢修建高粱杆的埽坝，因为这样的堤坝需要不断地开工建设，“以利于承包人”。同时，把河水逼向对岸，则是中国人的普遍自保习惯，一旦洪水来临，就先扒开对岸的河堤，让汹涌的河水在对岸泛滥。 为了弥补黄运地区的生态恶化，当时政府在这一带进行了植树造林活动，种植下很多的树木幼苗。但这些幼苗的成活率只有区区的百分之二还不到，原因是当地贫穷农民将这些幼苗，当成柴火拔出来烧了。 彭慕兰在书中称，中国大部分人口稠密之处，基本上是位于中国繁华之处 ，但在黄运则是个例外。在分析黄运生态恶化原因时，他说除了人口因素之外，还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大运河的停运，黄运地区与其原来的物资供应地失去了联系，且又找到新的供应地。其二是市场在这里失效，因而造成了当地的孤立。其三是未能阻止当地人在对生态极为关键的河堤、边坡及林地上打草伐木。作者感叹到：“恶劣的交通、不明的产权以及普遍的动荡加剧了黄运的生态危机，并封死了市场解决之路。” 书中所描述的情形让人绝望。其实并非只有作者所研究的黄运地区如此，在更大范围上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只不过没有黄运地区尤其是鲁西南那么严重而已。面对中国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三角，存在于中原到华东一带。三个顶角可以选择济南、郑州及南京三个城市（并不包括这几个城市），基本上黄河泛滥区及相应的淮河泛滥区，均在这个大三角里面及周边。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也是生态恶化很严重的区域，同时也是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区域。这里泛滥成习，盗贼蜂起，饥荒连连，战火频仍，暴动不断。中国两大王朝的农民皇帝，均产生于此区域中。这里表面看是中国最稳定的核心区域，但其实此区域在历史上的动荡，也是最为严重的。此三角区域在近现代进程中同样面临着从中心向边缘的转移，那种被边缘化的巨大失落感，以及转向不再受国家重视而导致的资源丧失，并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下降，造成了当地人民怨气冲天，并对当时国家政权有了离心之感。 回到彭慕兰所描述的黄运地区。他认为导致黄运地区这种腹地坍塌、生态恶化的原因，是“由于国家注重更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中国国家构建战略的变化导致了黄运被‘牺牲’”。19世纪外敌环伺，叛乱不断，迫使国家改变建构战略，走上自强之路。国家的富强与独立，被置于人民福祉之上，一切皆会围绕着它进行。自然政府的眼光也就从腹地转向了沿海，从北方转向了南方。在此过程中，以前占尽优势的腹地就被牺牲掉了。在清末，原来大量投资于治黄与维护大运河的资金，被挪用到南方的平叛与减税，新军的培育，对外的赔款，以及北京和天津的现代化项目上。黄河治理责任的下移，与大运河漕运的停止，对于北方腹地尤其是黄运地区来说，更是毁灭性的打击。 黄河河营的撤销，让很多当地人失去了谋生渠道，而这些人无疑会增加当地的离心倾向。大运河的漕运停止所带来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以前对黄运地区来说，那是一条黄金水道，带来当地的繁荣与稳定。这也是明清用以稳定此地区社会的国策之一。但为了维护这条水道，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巨大，其实是让富裕的长三角来承担的。漕运废止，是长江下游诸省福音，亦是黄运地区的噩运。在1901年之前，每年有三千艘商船云集临清，而之后则几近于无。不但商业与资金受损。以前黄运地区所需的石料与木材，皆是通过漕运而来。而石料与木材来源的丧失，更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生态恶化，也让普通的百姓的生活急转直下。黄运地区，尤其是以济宁为中心的鲁西南，成为一片被废弃的土地，也将成为一块反叛之地。 近代中国的富强之路，是时势的必然要求，其战略从腹地转向沿海，也是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的。但从清廷到民国，政府太过于从国家构建角度来思考，并从经济上着眼过多，从而忽略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构造，忽略了在某种程度上说辽阔国度社会稳定是优于经济发展的，从而造成了腹地坍塌，导致国家构建战略的失败。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差异巨大。中华文明源起于北方，但南北朝之后，经济中心则不断南移。但中国政治重心一直在北方，且承担对付北方威胁之重任。资源严重不足，因此才有修筑大运河之事。黄仁宇的《明代的漕运》对此有论述。在如此辽阔疆域之中，内部自然经济条件差异很大，一直实行着中央集权，必然带来南北双方的互耗。任何政策均有着跷跷板效应，抬起一头必压低一头。清廷与民国为图存力保江南发展，停止漕运，却带来了黄运的社会崩溃，政权分崩离析。 彭慕兰在结论中意味深长地说：“许许多多的农民从这种国家构建中选择了共产主义：这种选择至少首先允诺腹地的人们，他们无需等待核心地区的发展浪潮蔓延到他们那里就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